《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是沃森博士撰写的一部作者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印象记。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详细介绍了DNA双螺旋这个惊人发现的全过程，提供了科学发现的一般过程与思路，无论是痴迷于科学世界的青少年，还是一般生物学工作者、科学史工作者，都会从中得到启发、有所获益。

DNA结构的发现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

本书告诉你这个伟大发现是如何发生的。

本书是最经典的生命科学科普图书之一，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沃森的大作。

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详细介绍了DNA双螺旋这个惊人发现的全过程，提供了科学发现的一般过程与思路，无论是痴迷于科学世界的青少年，还是一般生物学工作者、科学史工作者，都会从中得到启发、有所获益。

译者刘望夷研究员是我国资深的生物学家，他翻译的上一个译本出版于1984年，是我国出版的第一个译本，面市后获得了广泛的影响。本书是该译本的全新面市！

作者为中译本撰写的前言

沃森撰写的中译本前言手迹

劳伦斯·布喇格爵士的前言

作者序言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附录

1.两篇原始论文

 核酸的分子结构——DNA的结构

 DNA结构的遗传学意义

2.三篇远景文章

 双螺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生物专一性的分子基础

 富兰克林与DNA结构的发现

3.评论文章

 幸运的吉姆

 真相，真相，何谓真相？——DNA的结构是如何发现的？

4.三位有关科学家分别写给《科学》编辑的三封信

 佩鲁茨的信

 威尔金斯的信

 沃森的信

5.《双螺旋》出版概况

 DNA双螺旋与分子生物学的崛起

 《双螺旋》的作者及出版概况

 一本在哈佛不能出版的书（1968年）

6.沃森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信（英文手迹）

重要人物简介

译者后记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1955年夏天，我准备跟几个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去。狄西雷斯当时正在金氏学院任研究员。他说，他可以把我带到罗赛恩山顶上去。尽管在空荡荡的高空我有点胆怯，但是，这个时候可不能做胆小鬼。我先由向导带路，上了阿林宁山使身体适应一下，然后就乘邮车到秦纳尔去。在这两小时的旅途中，汽车行驶在悬崖峭壁的蜿蜒窄路上。一路上，我希望司机千万不要晕车（否则，我们就完蛋了）。后来，我看见狄西雷斯正站在旅馆前面同三一学院一位蓄长胡子的学监聊天。这位学监在战争期间呆在印度。

因为狄西雷斯尚未经过登山训练，于是，我们决定化一个下午的时间步行上山到一个小饭店去。这个小饭店位于由奥贝盖贝豪恩倾泻而下的一条巨大冰川的底部。次日，我们就要越过这个小饭店。我们走到看不见旅馆的地方几分钟以后，迎面碰到一群人走下山来。在这群爬山者中间，我立刻认出其中一位就是西兹（Wil1y Seeds）。几年前他曾在伦敦金氏学院和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一起研究DNA纤维体的光学性质。西兹很快也认出了我，他走路慢了下来，似乎想放下他的帆布背包和我聊聊。可是，他只说了声：“诚实的吉姆，怎么样了？”就匆匆忙忙加快脚步下山去了。

后来，我吃力地爬着山坡，早先在伦敦开会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脑海中萦回。那时，DNA仍然是一个谜。大家都想在这个领域里显显身手。但是、没有人敢保证谁能取得胜利。而且，如果这个问题真象我们半信半疑地预料的那样激动人心的话，优胜者对这项荣誉是否当之无愧，也很难说。现在竞赛已经结束，作为胜利者之一，我知道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肯定地说并不象报界报道的那样简单。这项工作主要与五个人有关；即威尔金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Franklin），鲍林（Linus Pauling），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我。因为克里克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将从他开始来写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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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看见克里克表现过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别人面前他或许是那样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去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在，人们经常谈论他，谈论时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公认为属于象卢瑟福（Rutherford）或波尔（Bohr）一类的人物。但在1951年秋并非如此，当时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Cavendish）实验室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那时，他35岁，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最接近他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人请教，但一般他说，他不太被别人赏识，并且许多人觉得他大夸夸其谈了。

佩鲁兹（Max Periitz）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化学家，1936年来到英国。他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苗头。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极力帮助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布喇格几乎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一直在观察着X射线衍射法，解决了越来越困难的结构问题。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愈复杂，布喇格就愈是高兴。因而在战后几年里，他对解决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作允许的情况下，他经常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同他讨论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然后，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对这些资料作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象布喇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象佩鲁兹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地是埋头考虑解决蛋白质结构的理论。他经常会有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把它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过了一、二天他经常会意识到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的新想法应运而生。它们使实验室的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部分地是由于克里克嗓音的音量所引起的。他比其他任何人的嗓门都高，说话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地方。特别是当我们有闲细听他的谈话，并坦率地对他说，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他谈笑风生所引起的愉快。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布喇格爵士。他的嗓门之大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个更为安静的房间去。布喇格难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为那意味着要容忍茶室中克里克震耳欲耷的谈笑声。布喇格即使不去茶室，也是不得安宁的。他的办公室外的走廊两次被克里克工作的实验室不断漫出的水淹没。克里克被自己理论吸引着，竟忘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缚紧。

我到达那里时，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任何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的实验。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是彬彬有礼的，对于那些并不理解他们眼下正在做的实验的真正意义的同事们，他也是很体谅的。他几平可以立刻设计出一连串能够证实他的解释的新的实验来。而且他往往最终会忍不住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这样就引起了大家对克里克一种心照不宣的真正恐惧。这种恐惧感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辈人中间就更加强烈。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的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口凉气。大家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在谨言慎行、温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尽管在凯厄斯学院，克里克每周有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并不在任何学院任职。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高兴这样做。很显然，他不想让那些尚未毕业的学生不必要的光顾加重他的负担。另外。他的笑声也是一个原因，假使每周不止一次听到这种雷鸣般的笑声，许多学监肯定要反对的。我相信，这一点偶尔也使克里克感到烦恼，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高桌吃饭的生活”都被一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把持，而这些人既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不会使他受到任何教益。历史悠久的国王学院，不受古板的传统所羁绊，吸收了他，对他和这所学院来说，都相得益彰。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进餐伙伴。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仍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酒多失言惹得克里克大发雷霆。P1-4

我十分高兴，通过这部中译本，可以有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我们如何弄清了携带遗传信息的DNA分子结构的故事。同克里克进行合作的那些日子，是我一 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段时期。在撰写本书时，我力图表达出我们在探究这种我们认为可能是最重要的分子时的兴奋心情。我们所发现的双螺旋果然没有使我们失望。

沃森

1983年6月14日

纽约 冷泉港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以下简称《双螺旋》)是沃森博士撰写的一部作者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印象记。化学工业出版社约我重译出版这本别具风格的科学史，我欣然表示接受。

沃森和克里克于1953年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可以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相媲美。他们指出，遗传的基本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具有微妙的双螺旋结构。这个伟大的发现是遗传概念与结构分析相结合获得成功的光辉典范，从此开始了分子生物学的一个新纪元。沃森和克里克不仅是这个新纪元的开拓者，而且在以后若干年内，他们在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克里克在推动破译遗传密码方面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由于这个伟大的科学成果，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荣获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撰写此书时，沃森博士任哈佛大学教授，后任纽约冷泉港实验室主任。

他们取得这个伟大科学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正确的选题。现代遗传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们已经认识到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取决于细胞染色体上的基因。染色体主要由蛋白质和DNA构成。基因是蛋白质还是DNA，当时人们的认识不完全一致。1928年，细菌学家格瑞菲斯的一个奇妙实验说明，细菌内的一种转化物质可以使肺炎双球菌的一种性状转化为另一种性状。1944年，艾弗里和他的同事审慎地证明，这种转化物质就是DNA。1952年，赫尔希等指出，决定噬菌体遗传性状的是它的内核DNA而不是外壳蛋白质。这些实验结果都显示出基因就是DNA。DNA由4种单核苷酸组成。就在此前不久，托德刚刚阐明了这4种单核苷酸通过磷酸二酯键形成很长的DNA链。但是，DNA的分子结构究竟如何，它是怎样决定遗传性状的，科学界对这些问题还一无所知。沃森和克里克研究DNA(基因)的结构正是抓住了当时生物学中这个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他们的选题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独特的研究方法。沃森和克里克研究DNA结构的方法，主要是建立分子模型。这是一种独特的、别开生面的研究方法，但该方法不是他们首创的。这种方法的首创者是鲍林。他根据立体化学原理，参考X射线衍射数据，使用原子构件搭建分子模型的新颖方法研究蛋白质二级结构。由此，发现了蛋白质α螺旋结构。沃森和克里克相信，使用鲍林搭建分子模型的方法，同样也可以解决DNA分子结构问题。工作伊始，他们就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建立DNA分子模型的工作上，最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则没有重视这个别具一格的研究方法。他们积累了一些宝贵的X射线衍射资料却被别人利用了。

第三，多种学科相结合。沃森是生物学家，懂得基因的重要性。克里克是物理学家，熟悉X射线衍射晶体学理论。他们两人的知识范围正好互补，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沃森和克里克都说过，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解决DNA结构问题。另外，与他们合用一个办公室的多纳休是权威的立体化学专家，对化学键的性质非常了解。他在沃森探索碱基配对的关键时刻提出了非常有益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沃森和克里克顺利建立起正确的DNA双螺旋结构。而在兰德尔实验室工作的只有物理学家，没有结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

第四，高度的学术研究自由。在卡文迪什实验室，沃森和克里克本来不在一个课题组工作，他们并不是研究一个共同的项目。沃森是肯德鲁聘请的博士后研究员，应该跟肯德鲁研究肌红蛋白。克里克是佩鲁茨的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蛋白质结构理论。他们两人的合作完全是因为对基因结构有共同兴趣。如果实验室没有充分的学术研究自由，不允许他们共同研究基因结构，他们就不可能取得这项重要成果。他们没有专项的研究经费，他们只在购置原子模型构件时花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钱。

第五，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资料和信息。沃森和克里克自己不做DNA的X射线衍射分析工作，没有DNA这方面的资料。他们通过参加科学讨论会和在私人交往中，从伦敦英王学院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特别是从佩鲁茨那里获取这些资料。他们主要是参考这些资料成功地建立起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远在加州理工学院正全力研究DNA结构的鲍林是他们激烈的竞争对手。鲍林的一举一动对他们的威胁都很大。鲍林的儿子(彼得)与他们也合用一个办公室。他们从鲍林儿子的家信中了解鲍林研究DNA的进展。当得知鲍林得到一个错误结果时，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同时，对他们也是一个鞭策和鼓舞，迫使他们加快解决DNA结构的进度。

第六，科学家强烈的事业心和主动精神。沃森从大学高年级时就想知道基因是什么。他在哥本哈根卡尔喀实验室工作期间就认识到研究核苷酸代谢不能解决基因结构问题。在那不勒斯一个会议上偶然遇到威尔金斯后，他进一步认识到要真正解决基因结构必须借助X射线衍射技术，而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是他学习这项技术最理想的地方。为了达到去剑桥学习的目的，他敢于冒丢掉奖学金的危险，在没有得到正式批准以前，就动身去剑桥了。没有强烈的事业心、没有决心解决基因结构的雄心壮志和矢志不移的主动精神，是不敢这样做的。

第七，融洽合作，虚心求教。沃森在卡文迪什实验室遇到克里克后，由于对基因结构有共同兴趣，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很谈得来。沃森常到克里克家里作客，并经常一起到饭店吃饭。克里克教沃森X射线衍射理论的基本常识：沃森向克里克介绍噬菌体生物学方面的有趣知识。他们讨论基因问题多是在茶余饭后闲谈中或一起散步聊天时进行的。沃森的物理、化学基础较差，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肯向别人请教。最突出也是最关键的例子就是当沃森把烯醇式结构的碱基对主动拿给多纳休看时，立即遭到他的驳斥，多纳休不客气地说烯醇式的碱基结构是错误的。他讽刺沃森别异想天开地在这类问题上浪费时间了。沃森尽管有点怀疑多纳休是否有意挑剔，仍然很重视他的批评。因为除了鲍林以外，多纳休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懂得氢键的人了。沃森接受了多纳休的意见，按酮式碱基结构安排碱基配对，正确的碱基对(A：T，G：C)就成功地出现了。如果沃森不去虚心请教多纳休，或者不接受他的批评，而死抱着烯醇式碱基结构不放，独自冥思苦想，他和克里克就不可能很快地建立起正确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不要忘记，鲍林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化学键权威。一旦他认识到碱基对的重要性，就不可能受烯醇式碱基结构的干扰，世界科学奖的皇冠很可能就属于他的了。由此可见。要取得科研成果，经常与别人交换意见，进行学术交流，讨论疑难问题是多么重要的了。

在(伦敦)英王学院，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不和睦。他们整天忙于自己的实验，很少进行学术交流，不讨论DNA结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各自都得到了很好的实验资料，却不能首先解决DNA结构问题的原因。战后，英国政府斥巨资购置X射线仪器设备，在伦敦英王学院建立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实验室，从事DNA的X射线衍射分析工作，获得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他们的资料却被沃森和克里克利用，正确地建立了DNA双螺旋结构。

最后，导师的扶助。对于一个青年科学家来说，特别是在他的事业初创时期，导师的扶助是至关重要的。沃森有两个好导师：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他们先是帮助沃森申请资助到国外学习。沃森后来想改变学习计划到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卢里亚就热情地把他推荐给卡文迪什的肯德鲁，使沃森如愿以偿，顺利地到了剑桥。当奖学金委员会不同意沃森改变学习计划，因而他的奖学金遇到麻烦时，他的两位导师又发挥了个人的影响力，出面为他斡旋，使他的奖学金化险为夷，平安地度过这个资助难关，能够继续在剑桥工作。可以说，没有他们两人的大力帮助，恐怕沃森很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国人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他都具备了，获得成功也就是水到渠成了。  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话。有的导师，只把学生当作利用对象，为他们做实验出成果。他要帮助学生，则是有代价的。有的导师名气不小，但给学生的研究课题却往往是行不通的，上海话叫“野豁豁”。学生在实验中有了重要发现，导师却缄口不言不对外边说明是学生的发现。这样就使别人觉得，问题是他提出的，学生只是动动手而已。把学生的成果当成自己的，这是一种不光彩的表现。更有甚者，自己没有力量写书。却提出要学生替他写，他一个人署名。达不到目的，则对学生斥责、刁难，甚至打击报复。这种行为就不仅是学术腐败了。我讲这些的目的是希望科学界也能净化一下氛围。

以上诸条是译者在阅读和翻译《双螺旋》及其附件后的一点心得体会，写出来与读者共勉。

译者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听说《双螺旋》这本书了。因为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上海、北京各大图书馆都借不到此书。 《双螺旋》最早是在《大西洋月刊》分期连载发表的。借不到这本书，只好请北大老同学从北京图书馆借到了这份杂志，从中影印了出来。中文本先是从《大西洋月刊》译出，并曾在生化学会编辑的《生化通讯》分期连载了前半部分。后来，1984年和198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版《双螺旋》是根据斯坦特1980年编辑，由W.W.Norton and Company出版社出版的“Double Helix：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译出的。该书附录中收录了一些原始论文、回忆录、评论文章和编者撰写的介绍本书出版情况等许多内容。读者阅读了附录中的材料更能加深对本书的理解。我遇到过几位研究生，他们阅读过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双螺旋》，都说很有兴趣。我两位大学同学的儿子原来不肯学习生物化学专业，阅读此书后萌生学习生物化学的兴趣，后来到美国深造，现在在哈佛教书。

2009年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则是从Weiderlfeld & Nicolson Ltd出版的版本译出的。中译本中翻译了附录中的大部分文章。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此书，我们在附录中加了一个书中涉及的“重要人物简介”。另外，还要说明一点，就是书中的重要人物仅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他的原文第一个名字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和姓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翻译此书时，得到已故沈昭文先生的悉心指导。

1983年3月，译者应邀访问纽约冷泉港实验室时，沃森博士给予热情友好的款待，并欣然应约为中译本《双螺旋》撰写前言。译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邹永水、包慧中、丁建平和张友尚先生阅读一部分译稿。并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译者谨向他们致谢。

《双螺旋》原书写得情节动人，文笔新颖、流畅，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传记文学作品。布喇格爵士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各种报刊也曾刊登大量评论此书的文章。由于译者中英文水平所限，在很多地方可能没有把作者的思想感情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甚至出现某些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于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

研究所，上海

2009年2月

“本书不仅讲了科学，也讲了人……必须承认作者对人类弱点的直觉洞察力确实入木三分……以生动活泼和坦诚直率的笔调记录下来作者当时的印象是此书趣味盎然的根本特色。”

——X射线晶体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喇格爵士

“我认为，如果没有沃森和克里克坚持不懈的努力……推动分子生物学如此伟大发展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可能会推迟若干年。”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鲍林

“这本书记述的是一项伟大发现的历史，一个真正的探险故事……该书以精细真实的笔法，首次披露了这项巨大科学贡献中所有的步骤和人文环境。灵感、诚实、坦率和新鲜是作者鲜明特征，其风格是通俗的、直率的。”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勒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