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谢觉哉、张闻天……《七位革命前辈的故事》一书中收录的人物，都是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和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中出类拔萃者。

《七位革命前辈的故事》一书中收录的人物，都是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和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中出类拔萃者。他们的道德文章堪为师表，文韬武略出众超群，革命精神足称楷模。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虽然书中所讲述的人物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则成为我们民族用之不竭的财富。

吴玉章的故事

李先念的故事

徐特立的故事

谢觉哉的故事

林伯渠的故事

董必武的故事

张闻天的故事

吴玉章，名就珊，号玉章，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乡一户农家。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参加了包括191 1年广州起义等多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和教育工作。

吴玉章的一生，有许多感人的事迹。这些事迹虽然本身平平常常，说起来也好像很琐碎，但是，一个人的人品、道德、境界，一个革命家的本色，正是靠这些平常而琐碎的事迹来体现的。

不恋官位

有些人虽没有才能，但钻营有术，当了大宫。这平中人因动机不纯、思想不正，一旦大权在握，往往祸国殃民。吴玉章一生的行动准则是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并不贪恋官位。

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大官”了。1925年国民党“二大”时，他是大会秘书长。1926年当选为国民觉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资格参与主持军政大计。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五人行动委员会与蒋介石对抗。吴玉章是五人行动委员之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如果是为了个叭升官发财，就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只要他愿意听从汪精卫或蒋介石，捞个国民党中央常委当当，凭他在国民党中的元老地位不会有问题。但是，他不愿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毅然选择了生死难测、充满艰难危险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的队伍里，他愿做普通一兵。

吴玉章勤奋地为党工作，显示了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在党内的职位慢慢升高，代表党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解放区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等职，并曾兼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1949年后，除了曾任中共“八大”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他的职位—直不高。解放初期，担任的职务是华北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来的行政职务也只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的一些部下、朋友想不通，觉得共产党员出生人死，好不容易打下了天下，怎么安排副主席、副总理的人选时，竞要照顾那么多的民主人士、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过来的人？胆大的，甚至跑到吴玉章面前嘀咕，说您只担任个大学校长，连高教部长都不是，真替您委屈。

吴玉章又是怎么想的呢？他对那些好心的部下、朋友讲的一段话，很能代表他的想法。他说：“干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就是丢了国民党的大官不当去干革命的。现在打下天下，很光荣。但管天下就要有天下一家的思想，一切要看对革命有没有利。只要对革命有利，个人当不当官有什么呢？现在党叫我筹办中国人民大学，这就是很大的信任和光荣，我要能把这个大学校长当好就很不错了。”

不贪钱财

“有钱能使鬼推磨。”拜金主义者把钱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吴玉章却不是这样。他一生清廉自守，把钱财看得很淡很淡。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与钱财打交道的时候不多，但要中饱私囊还是很容易的。1908年的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策划的两次武装起义。起义所需的军火，全由吴玉章等人在日本购买，有时要冒着生命危险。当时已有做买卖拿回扣一说，吴玉章只要稍做手脚，在这两笔大的买卖中弄点回扣，过上富裕的日子不成问题。但他连这种想法都不曾有过。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革命事业的胜利，哪能盘算个八的荣华富贵！

吴玉章因工作关系，免不了经常要与金钱打交道。但为了革命事业，他常把自己的钱掏出来。

1940年，他在筹办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经费不足。为了把学校尽快创办起来，他决定将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为他举行60大寿时各单位赠送的珍贵金银纪念品及凡是能换成现款的东西都贡献出来，交给学校的工作人员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兑换成边币3000多元，交给了学校。

在与钱财打交道方面，吴玉章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那是1946年夏天，吴玉章在重庆做统战工作。一天，他正在看信，忽然对身边的同志笑道：“嘿，我活这么大岁数，居然钻出个‘父亲’来了！”大家感到很奇怪，接过信一看，只见开头写着“玉章吾儿……”信的内容很惨，大意是说：这家有个名叫“吴玉章”的儿子被抓走当壮丁去了，—直没有音信。家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几个弟弟妹妹又小，耕牛也死了。加上衙门催捐，连年又遇饥荒，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过不下去了。不久前听人说，“玉章”在外面做了大官，这才托人写信，要求儿子赶快寄钱回家维持生活，最好多寄一些钱，好作为家人来重庆的路费。信的落款是河南省某地。

显然，这封信是写给另一个叫“吴玉章”的人的，大家觉得好笑，说信是通过重庆《新华日报》转来的，还是退给《新华日报》吧。吴玉章没有这样做。这天晚上，他伏案疾书，给那位河南农民写了回信。信中写道：你们通过重庆《新华日报》转来的信已收到了。你们两位老人不要生气，因为你们找到了我，我这个吴玉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实在不是你们的儿子。请你们不要悲伤，不要着急。因为你们抚养的儿子参加了抗日战争，八年抗战有很多人流血牺牲，但抗战终于胜利了，流血牺牲也就算有了代价。作为抗日军人的父母是光荣的，胜利了，人民也有责任赡养他们，照顾他们。……我在重庆不是在当官，只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工作。现在人民要求和平，不愿再打内战，我就是在为争取和平作奋斗。我相信只要能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你们的儿子是能够找到的，老百姓的生活是会渐渐好起来的。随信寄点钱去，暂时解决两位老人的困难，以后再有困难，可就近找我们的同志帮忙……

为写好这封信，吴玉章费了不少的心思。晚上还让警卫员核算了他几个月来的伙食费，把余钱寄给了那位素不相识的河南农民。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