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德任浙江体育局长时，与宋卫平、李书福掀起足坛“打假扫黑”风暴，李岚清要中纪委下派调查组，阎世铎亲自跑杭州查“黑哨”，中国足协的贪官们惶惶不可终日；南勇、谢亚龙被捕后，陈培德断言还将有“大鱼”出现……到底是谁放掉了吹“黑哨”、收黑钱的裁判，是谁导致了中国足坛腐败病毒的扩散，是谁让赌球之风猖獗？

朱晓军编著的《高官的良心：中国足球打黑第一斗士》披露了一位体育高官与足球腐败的殊死较量，揭露了足坛高层的内幕，揭示了“谁搞乱了足球”……用详实的史料、大量的情节、生动的细节，再现了一幕幕场景和一幅幅画面，形象地展现了中国足球反黑第一斗士的胆识、气魄、壮举和心路历程。

《高官的良心：中国足球打黑第一斗士》由朱晓军编著。

“足坛第一打黑斗士”陈培德任浙江体育局长时，与宋卫平、李书福掀起足坛“打假扫黑”风暴，李岚清要中纪委下派调查组，阎世铎亲自跑到杭州查“黑哨”，中国足协的贪官们惶惶不可终日；南勇、谢亚龙被捕后，中国足坛高官贪腐浮出水面……

到底是谁放掉了吹“黑哨”、收黑钱的裁判，是谁导致了中国足坛腐败病毒的扩散，是谁让赌球之风猖獗？

《高官的良心：中国足球打黑第一斗士》为你一一讲述！

序

引言

第一章 中国足球最肮脏的一幕在光天化日下拉开

第二章 选择甲B为足坛反腐的突破口

第三章 吉利、绿城愤然炮轰中国足协

第四章 证据终于撬动足坛的沉寂

第五章 打黑陷入尴尬和被动

第六章 阎世铎在“暴风眼”的承诺

第七章 打黑再次陷入低潮

第八章 黑云压城下的一线曙光

尾声：打黑第一季无疾而终，第二季摧枯拉朽

后记

4.“乱世”就这样用“重典”？陈培德愤然致信袁伟民和阎世铎：甲B的肮脏交易由来已久，要把中国足协的贪官送上法庭，必须司法介入！

夜色如水，在窗外默默地流淌着，深圳像艘巨轮安静地漂泊在夜色的海洋上。

陈培德房间的灯执著地亮着，茶水凉了，烟缸的烟蒂满了，思维像他吐出的烟雾一团没散，又一团出来了，假球像黏糊糊的苍蝇刚刚轰走，转瞬又回来了，宋卫平歇斯底里地喊叫时而响在耳畔：“将吃里扒外的队员统统开除！”

陈培德睡不着觉，只得信马由缰地想下去，想甲级联赛以来发生的一桩桩怪事，想中国足坛的件件丑闻，想黑哨假球。黑哨、假球肆无忌惮地在摄像机镜头下出现，丧心病狂地在亿万球迷的眼前表演，这不仅是对足坛公平、公正、公开的挑战，也是对足球良心的挑战。“5.19”黑哨之后，出现“甲B五鼠”案，视而不见的话，腐败将愈演愈烈，甚至会像下山的猛虎扑下来，在中国足坛泛滥成灾，不可遏制！

阎世铎的“杀无赦，斩立决”没有伤到黑哨和贪官的毛发，重罚的只是俱乐部、教练和球员。“刑不上大夫，理不下庶人。”封建王朝九十年前就灭亡了，封建意识却阴魂不散，左右着现实，阎世铎的刀只对下“斩”，而不对上“杀”，足协明明是群团组织却成了霸王，俱乐部和教练、球员却成了他们的奴仆。足球成足协的王国，不论怎么处罚不公，下面的人都没有申诉和申辩的权利。裁判成了“小德张”，可以大肆受贿赂，可以大吹黑哨，可以耍弄球迷。

有人说，中国足坛的假球黑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其实自从有足球比赛和比赛规则，就有了违背规则的假球黑哨，只不过那个阴影或大或小，或重或轻，或明或隐罢了。20世纪80年代前，假球黑哨的背后没有黑手，没有金钱交易，动机单纯。1984年，在第一届中国足协杯第二阶段比赛中，安徽与福建在复赛相遇，胜者不仅不能晋甲级队，而且要在第三阶段与强手八一队相遇。当比赛将要0：0结束时，安徽队出人意料地踢进自己球门一个球，当福建队恍然大悟向自己球门发起猛攻时却迟了，安徽队已将他们的球门封住了。最终安徽队为失败发出胜利的欢呼。

第一桩轰动全国的假球事件发生在1998年，被媒体称为“隋波事件”。这时已牵涉到收买球员的问题了。甲B联赛第十六轮，陕西国力以2：3败给云南红塔。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力队主教练贾秀全气愤地说：“个别队员表现奇怪，场外东西很多，防不胜防。”记者问是哪名队员时，贾秀全脱口而出：“3号隋波。”此事在媒体披露后，掀起轩然大波，中国足协派人赴西安、昆明等地调查取证，查到有一录有巴西华人王素徽收买国力三名巴西球员的电话录音。年底中国足协公布调查结果：收买企图没有得逞，“隋波事件”是媒体炒作的，录音带不具备法律效力。这起假球事件不了了之。1999年初，二十六岁的隋波留下一封公开信退役。他心绪黯然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吃碗足球饭，结果还是被砸了饭碗。

“隋波事件”之后，假球在中国足坛不仅没断过，而且愈演愈烈，由收买个别球员到收买整支球队，由被动收买到主动贩卖，中国足球的名声愈来愈臭，叫骂中国足协的声音越来越高。之后又发生冲甲A成功的辽宁天润队以2：4大败成都五牛队，使得成都五牛保级成功。“重庆红岩在与云南红塔队比赛中军无斗志，不求进取。”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中国足协不得不以“消极比赛”为由，停止了辽宁天润队主教练王洪礼和重庆红岩队主教练陈亦明的执教资格，同时吊销了他们的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证书。这是中国足球史上对教练员的最严厉的处罚。接着又发生了轰动全国、臭名昭著的“渝沈事件”。每一事件的真实内幕都没有真正揭开，所有查处或不了了之，或仅仅处罚几位当事人，从而使得假球越来越明目张胆，越来越丧心病狂。

黑哨在浙江发生了，假球也在浙江发生了。陈培德反复思考着该怎么办？管还是不管？不管完全说得过去，甲B联赛是中国足协组织的，执法裁判是他们派的，对地方体育局来说，只要不发生球迷闹事或踩踏事件也就没有责任了。可是，假球黑哨出现在他的辖区，而且都与浙江绿城有关，事情出现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

陈培德怎么也当了二十来年厅局级官员、八载的体育局长，官场上的游戏规则他懂，体坛的潜规则、足坛的行规他也懂。八年意昧着什么？可以让一位没有学位的人拿到最高学位——博士！也可以让一个门外汉变成老油条，能够自如地应付一切，可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陈培德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知道足球的天塌下来有中国足协接着，砸不到浙江省体育局的头上，也砸不到他陈培德头上。他知道此事在其他省市也发生过，当地体育局像看着一只苍蝇从自己房间嗡嗡飞过，挥挥手，甚至怕把自己的苍蝇拍弄脏了。这事管好了没功，管差了有过，打着狐狸是别人的，打不着狐狸惹自己一身骚。

别人可以不管，胨培德却不能不管。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有责，当官的人要为没当官的人负责，有权的人要为没权的人负责，他不能对“5.19”黑哨、“甲B五鼠”假球熟视无睹。不管不符合他的性格，也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更不符合父母对他的期望——正直、质朴、奋进、勇于担当。

陈培德从政二十多年，两件事没忘，一是机关门口上那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二是做舅舅那样的官。

舅舅十几岁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他逃离了腐败无能的国军，投奔到了新四军。一次，舅舅所在部队被敌人围困七天七夜，弹尽粮绝，仍然顽强战斗。后来，多处负伤的舅舅突围了出去，没有溜回家，而是执著地寻找部队和组织。他被组织上派到江苏地方武工队任指导员时，英勇善战，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悬赏五百块大洋买他的人头。那个年代共产党是什么？是鱼，人民群众是水！百姓冒着杀头的危险保护了舅舅。舅舅要是像现在的贪官那样，别说五百块大洋，就是一文不给，老百姓也会把他交出去的。

厦门解放后，舅舅要求辞官回乡，伺候老母。他被任命为晋江县粮食局局长。

舅舅从来没有官样儿，也从来不端官架子，穿一身渔民穿的粗布衣服，站在百姓中间根本分不出孰民孰官。舅舅一直坚守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坚守着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自己的责任，在舅舅的心目中，人民群众的事儿就是天大事。

如果舅舅还活着，肯定会说，培德，当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你身为局长不像坚守阵地那样坚守自己的责任，而是明哲保身，躲得远远的，还有没有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党的领导干部都这样的话，我们党还能执政下去吗？

如果父亲健在，肯定会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陈培德打开笔记本电脑，给阎世铎写信。他认为阎世铎到足协时间短，对足坛了解不深，不论作为朋友还是地方体育局长都应该如实向他汇报情况，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他相信，凭着党性去做，凭着良心去做，阎世铎会理解的，会明白的，会看得清的。

他跟阎世铎相识多年，也算得上朋友了，在一起时常常有种志同道合的感觉，给他写信算不得突兀。他真心希望阎世铎能痛下决心，整治足坛腐败，否则中国足坛真就烂掉了，全国球迷的心也就伤透了。

P33-36

盛昌黎

十年前，中国足球甲B联赛中，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假球黑哨的肮脏交易，这事发生在浙江。浙江省体育局长陈培德挺身而出，掀起席卷全国的足球打假扫黑反贪风暴。十年后，浙江作家朱晓军将这个轰动全国的足坛反腐事件生动而真实地再现出来，于是有了《高官的良心》。

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我们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又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高官的良心》是一部反映行业反腐的力作，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身在官场，坚守反腐大任的共产党人形象。

陈培德同志忠于职守，心系全党全国全民，表现了一个共产党领导干部应有的胸怀、气魄和境界，对危害党的声誉，破坏国家稳定，侵害人民利益的腐败犯罪行为毫不留情，绝不姑息。当他亲眼目睹足球赛事中一的假球黑哨、贪污受贿等腐败行径时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在他的领导下浙江省体育局率先掀起了足球打假扫黑反贪的风暴。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征战，斗争的复杂和艰巨难以想象。在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的严峻时刻，他不妥协，不退缩，始终斗志昂扬，奋然前行。陈培德同志无愧“足球反腐第一斗士”的称号。

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反腐倡廉，执政为民的立场，在这场斗争中给予陈培德强有力的支持。尤其当斗争的矛头直指假球黑哨背后的保护伞——中国足协的贪官时，地方政府公开表态吱持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这是对共产党人党性的严峻考验。

难能可贵的是省体育局领导班子和机关干部在斗争中精诚团结，众志成城；浙江省的企业家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协同作战；浙江省广大人民群众，乃至全国球迷用各种方式支持；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上交提案，媒体也用强大的舆论参加到反腐的行列。这就是天下大势，民心所向。

朱晓军的作品《天使在作战》曾以满票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成为浙江省第一位荣获该奖的作家。朱晓军的作品针砭时弊，鞭挞丑恶，讴歌正义与良知。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对他的作品颁奖辞是：“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触笔，是近年来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

《高官的良心》是朱晓军的又一部极具震撼力的作品。这部作品承袭了他一贯的风格，嫉恶如仇，揭露黑暗；钟情良善，歌颂正义。文如其人，作品中他那犀利飞扬的文字，深邃敏锐的思想，渗透其间的一腔热血和激情，昭示出作家怀有沉重的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良知。

如果说陈培德用自己的壮举自塑反腐斗士的形象，作家则是用笔墨把这个形象高高树起。如果说陈培德身上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信念和精神，那么作家的作品把这种精神弘扬四海。通过这个形象，以及他承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让人更加坚信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道路，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坚信前途是光明美好的。

《高官的良心》又是一部不多见的反腐力作。毋庸置疑，腐败是我党我国我民的公敌。腐败就象致命的病毒无孔不入地侵害着党的机体，直接威胁到党的生命，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反腐斗争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国家的荣辱兴衰，百姓的疾苦安康。朱晓军通过揭露足球圈里的腐败，透视出体育界的腐败，又延伸到全社会各个领域里的潜伏着的腐败。通过描写足球的反腐斗争，揭示反腐斗争的艰难曲折，复杂诡谲。文以载道，《高官的良心》把文学与社会责任做了完美的融合。

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浙江是鲁迅的家乡，浙江人的骨头也是硬的。浙江人是最有血性的，最敢于担当的。第一个对足坛潜规则说“不”的宋卫平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第一位公开揭露足坛黑幕的李书福也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陈培德的原籍是福建，朱晓军的原籍是辽宁，不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他们也拥有了浙江人的文化品格和特点。我相信，今天再现这一壮举的力作必将再创轰动效应。阅读作品，欣赏感慨之余，欣然命笔，直抒胸臆，作拙文是为序。

（作者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原浙江省副省长）

陈培德走进我的视野是2009年末。

关于他，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足坛，反黑局长：妻子支撑我去战斗》。这篇文章在《家庭》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文摘周刊》等媒体纷纷转载，浙江省前省长沈祖伦给陈培德打电话，说：“培德同志，现在官场上敢于公开讲真话的人太少了，你是官场上难得的敢讲真话的人，我向你表示敬意！”

辽宁铁岭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读到文章后，给_陈培德寄来贺卡：“南勇等人被抓，中国足球或许有了希望，敬佩您对体育反腐的贡献！”广东电视台的几位女球迷给陈培德打电话说：“从《家庭》的报道中，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男人，一个正直的男人，敢于讲真话的男人，让我们崇拜的男人，最有魅力的男人！”

网友纷纷发表感言：“足坛之黑乃社会缩影，陈培德乃中国之骄傲！”“陈局长，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你的所作所为，比中国足球出线更有意义，更应该让历史铭记。”

于是，我再次采访陈培德，写了《叫板足坛腐败的体育局长》。作品在《北京文学》发表后，《兰州晚报》等媒体连载或转载。2010年秋天，我放下已完成一半的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开始写《高官的良心》。

这是我写作生涯中最艰辛的一次劳作。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整理录音和资料。我除了一遍遍采访陈培德之外，查阅数百篇2001年至2002年初的新闻报道，还参考了杨明的《黑哨——足坛扫黑调查手记》、阎世铎的《忠诚无悔——我与中国足球》、方益波的《黑哨——足坛扫黑调查手记》、陈培德的《该我说了——谁搞乱了中国足球》，以及李烈钧等人未出版的书稿《变形的足球》等。

可以说，这部书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力求每一笔都有依据。我几乎对每一事件、细节，言论都反复核实，多方推敲和印证，极力逼近客观真实。

宋卫平是我最想采访的人物之一。在第一次采访陈培德时，我请他帮忙联系一下宋卫平和李书福。陈培德说，难，他们不会接受采访，他们很忙。我很理解，他们毕竟是大企业家。《高官的良心》初稿完成后，我再次请陈培德帮忙联系宋卫平。陈培德回信说：“不久前，记者都从北京来了，他都不给我面子。”

我知道这事让陈培德很为难，可是不采访宋卫平终归是个缺憾，我请陈培德再想想办法。于是，陈培德给宋卫平发了一短信：

“宋总，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一本关于足球打假扫黑的长篇报告文学，你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当然是正面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朱晓军要采访你，请你不要再拒绝了。_培德。”

两天后，陈培德告诉我没有回音，只好作罢。

这部书之所以能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潘凯雄社长和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脚印。我将初稿发给脚印后，她用最短的时间看完，并送交潘社长定夺。潘社长连夜审读，第二天决定出版，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感谢当年报道打黑风暴的记者们。他们是历史的场记，为记载历史的瞬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帮助我了解到当时势态的复杂与）中突的激烈，了解到陈培德、宋卫平、李书福、桂生悦等打黑斗士面临怎样的激流与漩涡。感谢杨明、阎世铎、方益波、李烈钧等人，他们的书帮助我破解了许多疑惑，并充实了本书的部分细节。

感谢《家庭》杂志编辑部主任邓宝君先生，若不是他约我采写，我将与生活在同一城市的陈培德失之交臂。

感谢《北京文学》杂志杨晓升主编和师力斌主任，没有他们的鼓动与支持将不会有《叫板足坛腐败的体育局长》的问世，我也不会有勇气写这部长篇。

感谢《家庭》杂志社杨立平主编和《妇女之友》杂志前副总编辑董凤芝，她们挤出宝贵的时间阅读我的书稿，肯定了成绩，指出了不足。让我有信心最后完成这部书稿。

感谢《中国区域期刊史研究》课题组的主要成员、浙江理工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廖卫民博士，我写作最紧张时候正值每年一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卫民主动承担了本该我这位项目负责人做的工作，在加拿大多伦多度假时还忙于修改和加工申请报告。

感谢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原副省长盛昌黎，浙江省原副省长鲁松庭，杭州市委副书记叶明，杭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汪小枚，省文联副主席、杭州市文联主席陈一辉，杭州市文联副主席陈涛，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市作家协会主席稽亦工，浙江省文学院院长盛子潮，他们给予我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盛昌黎副主席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鲁松庭同志不仅认真阅读了初稿，还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叶明书记、汪小枚部长对这个选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让我信心倍增。

最感谢的还是本书的主人公陈培德，没有他就没有这本书。这本书的真正创作者是陈培德，而不是我。我只不过是个记录者。

朱晓军

2011年2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