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读本。主要供国家政府工作人员阅读，也可供青少年作课外阅读，以提高思想修养。本书共分六篇，包括思想、措施、事迹、惩戒以及格言、对联等内容。全书文字通俗，语言流畅，便于阅读和引用。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以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为内容。

古代廉政内容十分丰富，为了准确而又简洁地表述，作者费了一番心思，决定从思想、措施、事迹、惩戒以及格言、对联等几个大的方面进行分类，这样铺陈显得脉络清晰，主题鲜明，布局严密，结构完整，既有思想性、借鉴性也有资料性、参照性，并且力求文字通俗，语言流畅，便于阅读和引用。

思想篇

1.周公：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2.《周礼》：“六征”

3.吕尚：廉洁爱民，厚禄养廉

4.孔子：“节用爱人”

5.孟子：民贵君轻，尊贤使能

6.荀子：节用裕民，实行“宣明”

7.韩非：“法、术、势”为一体

8.商鞅：廉政勤政，革新变法

9.董仲舒：“与民休息，宽以民力”

10.王充：文吏与儒生并用

11.司马迁：“奉法循理”

12.汉文帝：躬率节俭致安宁

13.曹操：立法治国、赏罚分明和整肃吏治

14.诸葛亮：“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

15.苏绰：治心与治身相结合

16.隋文帝：倡俭反侈

17.唐太宗：戒奢从俭

18.白居易：整顿吏治，除贪倡廉

19.宋太祖：“勤政节俭”

20.包拯：清廉如青天，勤政恤百姓

21.王安石：坚持变法，理财以安民

22.元世祖：整饬吏治，颁俸以养廉

23.张养浩：勤政爱民，清廉自守

24.明太祖：安民立业、整肃法纪、惩贪奖廉

25.张居正：一条鞭法

26.顾炎武：针砭阿谀、澄清吏治

27.黄宗羲：“工商皆本”

28.康熙：“民为邦本，勤恤为先”

29.雍正：去奢崇俭

30.曾国藩：“王道与霸道”论

31.龚自珍：批判封建专制

32.康有为：维新变法、主权在民

措施篇

1.商朝：事神修德

2.周召公：敬德保民

3.西周：“礼刑并用”

4.夏商周：言谏监察

5.齐威王：奖励进谏

6.春秋战国：监察制度的萌芽

7.管子：《法禁》

8.秦朝：御史纠弹、监察制度

9.秦汉：官吏的“试守”和上计考绩

10.汉代：回避措施

11.汉代：明确监察内容，实行多重监察

12.汉代：“六条问事”

13.汉代：“十金法”

14.汉文帝：吃请罢官

15.魏晋南北朝：监察和举荐并重，奖励和惩罚相结合

16.魏晋南北朝：八议和十恶

17.魏晋：“风闻奏事”

18.曹魏：“六条察吏”和“都官考课七十二法”

19.西晋：《察长吏八条》

20.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肃贪措施

21.北周：《六条课郡法》

22.隋唐：科举制与廉政建设

23.隋唐：言谏职官

24.《唐律疏议》：防惩结合

25.唐代：“四善”和“二十七最”的考课标准

26.唐代：《六察法》

27.唐代：审慎选拔监察官员

28.宋代：设立殿试制度

29.宋代官吏：重视考课

30.宋代：厚俸养廉

31.宋代：选拔监察官员的标准与职务回避措施

32.元代：一省制

33.《大明律》与《大诰》：重典治世

34.明代：都察院与六科

35.明代的官吏考绩制度：考满与考察并行

36.明清：实行内阁制

37.清代：“养廉银”制度

38.太平天国：“圣库”倡廉

事迹篇

1.周公旦：殚精竭虑

2.孙叔敖：清廉遗嘱告子孙

3.扁鹊：不妥协、不屈服的神医

4.季文子：节俭无私

5.郑子产：“古之遗爱”

6.乐喜：以不贪为宝

7.荀息：谏言去奢从俭

8.公孙仪：拒收甲鱼

9.刘宠：一钱太守

10.萧相国：为民请愿

11.朱邑：不以私事为念

12.黄霸：外宽内明

13.傅昭：廉静自守

14.胡质、胡威：父清子廉留美名

15.诸葛亮：鞠躬尽瘁

16.杨震：洁身拒贿

17.羊续：悬鱼拒贿

18.吴隐之：敢饮“贪泉”

19.苏琼：公堂悬瓜

20.赵轨：为官清若水

21.狄仁杰：明断是非

22.魏征：临时客厅

23.钱徽：一文不取

24.姚崇：三朝宰相住陋室

25.柳宗元：造福柳州

26.卢怀慎：清廉节俭

27.段秀实：置绫于梁

28.范仲淹：先忧后乐

29.包拯：“拒礼为开廉洁风”

30.苏轼：悲歌吟黎民

31.孙谦：保廉留遗书

32.岳飞：精忠报国

33.司马光：一生俭朴

34.苏天爵：元代包青天

35.耶律楚材：一策安中原

36.赛曲赤：云南的好“省长”

37.周新：让鹅收礼

38.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

39.陈寿：“三不喜”

40.海瑞：“铮铮一汉子”

41.况钟：三留苏州府

42.王翱：五朝廉吏

43.丰公庆：拒贿成美谈

44.张伯行：清官天下第一

45.于成龙：天下廉吏第一

46.郑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

47.汤斌：外号“豆腐汤”

48.张廷玉：“伏虎侍郎”

49.林则徐：生死为国谋公利

50.左宗棠：抬棺收国土

51.姚梁：“姚母教子”

52.侯鸣珂：杖妻拒贿

53.刘光第：清廉从政

54.谭嗣同：愿以颈血刷污政

惩戒篇

1.周厉王：不听召公劝谏而丧国

2.商纣王：作“酒池”，树“肉林”

3.赵高：指鹿为马

4.刘贺：短命皇帝

5.梁冀：东汉头号贪官

6.晋武帝：腐化堕落

7.石崇：争奇斗富

8.梁武帝：宗亲祸根

9.陈后主：骄奢淫逸

10.宇文氏父子：贪鄙成性

11.隋炀帝：荒淫丧国

12.李林甫：口蜜腹剑

13.元载：唐朝巨贪

14.杨国忠：擅权误国

15.唐玄宗：沉湎声色

16.李煜：亡国之君

17.贾似道：贪财误国

18.张俊：钱眼将军

19.宋徽宗：被俘虏的太上皇

20.秦桧：投降卖国

21.梁师成：宦官专权

22.蔡京：千古骂名

23.桑哥：贪财无度

24.刘瑾：贪婪专横

25.严氏父子：大小奸相

26.魏忠贤：“阉党”专权

27.李自成：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28.国泰：侵吞国库

29.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30.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格言篇

1.廉政

2.勤政

3.自律

4.修身

5.求实

6.正气

7.诚信

8.公正

9.谦卑

10.奉献

11.度量

12.情趣

13.道德

14.节俭

对联篇

1.正气联

2.戒勉联

3.讽喻联

后记

15.唐玄宗：沉湎声色

惟望上公加意民生日用，以周家积德累仁为法，百姓登于春台，则人君之福寿，操左卷而取之矣。

——[清]《朱舜水集》卷六

唐玄宗，名隆基，睿宗的第三个儿子。

唐玄宗即帝位时，励精图治，重用姚崇等贤人，革新政治，抑制权贵，重视农业，发展经济，出现了“开元盛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认为天下已经太平，逐渐丧失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以至于不问政事，生活腐化。

他在最宠爱的妃子武惠去世后，开始宠爱杨玉环，册封为贵妃，时年他61岁，而杨贵妃仅仅27岁。因为杨玉环天姿国色，能歌善舞，深得他的喜欢，从此他不理朝政，终日沉湎于酒色当中，荒淫无度。杨玉环每次出门乘马，宦官高力士都亲自牵着。而为她穿上漂亮的锦衣，为其服务的织绣工就达700多人。杨玉环喜欢吃荔枝，于是，唐玄宗就派人骑马快鞭从岭南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不但死了许多马，也累死了不少人，真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杨贵妃受宠以后，杨家开始飞黄腾达。她已去世的父亲被封为太尉、齐国公，她的姐姐也被封了职位，其堂哥杨国忠也被封为宰相。

唐玄宗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致使李林甫独揽大权，堵塞言路，排挤忠臣。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开始恣意挥霍，他先投靠李林甫后又陷害李林甫。安禄山阴险狡诈，为取得唐玄宗的宠爱，千方百计地揣测皇帝的心意，拍马逢迎，认杨贵妃为自己的养母，致使自己的地位得到上升。杨国忠、安禄山互相诋毁，朝廷一片黑暗腐败。

终于在755年11月，安禄山借口讨伐杨国忠，发动了“安史之乱”。唐玄宗带着他的宠妃杨玉环仓惶出逃，在西行途中，沿途无人贡献生活用品，唐玄宗与杨贵妃只好又饥又饿，风餐露宿，到达马嵬坡时，随行的将士们已经疲惫不堪，实在忍受不住了，护卫唐玄宗的禁军首领陈玄礼，通过宦官李辅国与太子密谋，先诛杀了杨国忠，又把他的儿子户部侍郎杨喧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都杀了。然后宣布杨国忠是罪魁祸首，唐玄宗此时也没有办法，相反，对将士们予以慰问。但将士们余怒未息，禁军首领陈玄礼对唐玄宗说：“杨国忠要谋反，杨贵妃也不能留下来，愿陛下割去恩爱，把她正法。”在穷途末路之时，唐玄宗离不开军队的保护，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命令高力士杀死了杨贵妃，以平息将士们的怨气。

这一历史事实表明，沉湎声色、奢侈腐化必然会乱国害己。“安史之乱”的爆发，出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藩镇割据的景象，正是唐玄宗骄奢淫逸、沉湎声色而导致政治腐败的结果。

16.李煜：亡国之君

圣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未必去。

——万斯大《周官辩非·天官》

李煜，原名从嘉，字重光，南唐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词人，但政治上毫无作为。毛泽东为此指出：“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李煜即位后，对北宋卑躬屈膝，不断进贡财物，送金银珠宝，为博得北宋皇帝的欢心，把南唐后主改为伪主，把封王的李氏子弟一律降为国公，并亲自写了《即位上宋太祖表》。表上称：臣本是一个普通皇子，平庸无能，不计较名利，只想过一种安静的生活。不料兄长们相继去世，被推上皇位。既已为君，就应延续祖业。江南得已存在，是圣朝保护的结果。微臣一定恪守为臣之道，不敢有异志。如不遵祖训、上奉天朝，必遭神明的谴责。尽管他对北宋处处委曲求全，但并不能满足北宋皇帝的欲望，因为北宋皇帝要的是江南的南唐国土。

李煜笃信佛教，面对宋军的威胁，他却虔诚诵经，大力提倡臣民信佛。正直的大臣以为不然，对他进行了规劝。汪涣在《谏事佛书》中写道：“昔梁武帝佛事，刺血写佛书，舍身为佛奴，屈膝为僧礼，散发俾僧践，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也。”对于大臣的逆耳忠言，他听不进去，反而把进谏的臣子治罪，免职、流放，甚至当宋军猛攻金陵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佛身上，希望佛祖显灵，保佑他平安。

在李后主执政的14年中，除了侍奉北宋王朝外，对国家大事充耳不闻，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只专心辞赋、书法、绘画，纵情声色，并不时移情宫女。

975年农历十一月，宋将曹彬攻下金陵。李煜率文武百官、后宫眷属，肉袒出降，他手捧玉玺，听候曹彬发落。两天后，曹彬率领的庞大船队，满载着南唐的金银珠宝、典藏图书，载着南唐的国君、王公大臣、嫔妃宫人，慢慢离开了金陵。这时候的李后主，想到了先祖建立的江山社稷，竟然葬送在自己的手中，思绪万千，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亡国词：“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做烟梦。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鬃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第二年的正月初二，南唐君臣来到汴梁，李煜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自己的帽子，跪在宋太祖的面前称臣，成为亡国之君。

978年，农历七月初七，是李后主42岁生日，府内张灯结彩，备置酒席，他想到自己从皇帝到阶下囚的巨大变化，不禁缅怀起故国。宋太宗知道后，十分气愤，他命令其弟赵廷美给李后主送去御酒，毫无察觉的李后主接过御酒，一饮而尽，当即面色苍白，气绝身亡。

……

P212-215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以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为内容，它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课题。

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这样一个事关执政党生死存亡、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需要宽广的视角，也需要历史的眼光。从博大精深的古代廉政文化中汲取营养，启迪思维，借鉴经验，光大传统，有利于卓有成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出于这样的目的，中央纪委监察部驻农业部纪检组监察局支持和协助作者编写出版了这本书。

一般说来，廉政是为政者(多指官员)廉洁从政的意思，也有廉洁政治的含义。前者是对为政者普遍的行为准则、行事规范和道德要求，后者则是社会追求的基本目标，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至于文化，我们通常是指非物质形态的或者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精神产物，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习俗传统、宗教信仰等等，具有普遍认同、共同遵守、因因相袭、稳定传延的特征。而所谓廉政文化，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关于廉洁政治这个范畴所体现、所反映的认识、伦理、道德、制度、传统的结晶，显然，这是一个涉猎广泛、异常复杂的概念。如果考虑到我国历史的悠久、传统的深厚、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给予透彻的诠释和解析，可以想见它的难度。正因为如此，作者在编写本书的时候没有从定义出发，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更为准确合理地解释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概念上，而是在历史材料的分门别类、归纳概括、引证辨析上下了些功夫，所以，这本书能给予读者的——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是一盘璀璨的珠子，而串连这些珠子的绳线，需要在阅读中仔细体会和寻找，或许这能增加读者阅读的兴趣。为了给读者一些方便，在这里把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大致脉络做一个粗线条的交待。

首先，反腐倡廉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课题。我们经常说，反腐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在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汉书-食货志上》就有记载：“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可见腐败一词原指物质的化学形状变化的过程和结果，即事物由原初的纯粹状态而变质和腐烂。后来这个概念被引入政治社会领域，逐渐演变成泛指人类的道德行为或社会风气的败坏和堕落。中国文字最早的关于贿赂的概念叫做“赇”，也就是“以贝相求”，赋予了送礼这个习俗中“请托”、“礼尚往来”、“权钱交易”的意思。而与贪腐相对应的词汇“廉洁”产生也很早。《楚辞·招魂》中就有“朕幼清以廉洁兮”的诗句，王逸对此注释说：“不受日廉，不污日洁”。如果对中国的历史有着一定的了解就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对官员的评价似乎一直存在着两大标准：一条是对君王的态度，以“忠和奸”为标准，一条是对平民的态度，以“廉和贪”为标准。抛却政治判断不提，单就廉洁和贪腐的典型个例而言，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清官寥若晨星，贪官难以计数，尽管这个结论并不具有统计学的意义，但也足以说明，中国古代反贪腐的斗争是极其艰难的，或者说，受限于封建统治的腐朽本性，反腐败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来理解：腐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赘痈”和“顽症”，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原因，一个能存活几千年(或许更长时间)的痼疾，必定已经把它的基因深深扎根在人的本性弱点中，渗透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正因为如此，反贪腐的斗争决不可能一朝一夕；也正因为如此，廉政文化更加弥足珍贵。

其次，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基础是民惟邦本。从现代意义上说，反腐败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然而在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条件下，君权神授是不可怀疑和更改的，代表上苍的君王的权力是无限且不受制约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王朝的反腐败不可能是彻底和有效的。然而，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还是会对君王与官员及君王与臣民的关系进行定位，一方面，必须确立“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周公语)的原则，对君王奉天承运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提出要求；一方面必须在总体上把握君王与平民的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认为，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应当高于君王之上，因为人民是国家政权之本，而君王处于次要的位置。毫无疑问，这是对君权神授思想的颠覆和反叛，切中了国家统治的要害，很有些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味道。值得庆幸的是，这样一种即使在现代看来仍然是先进的理念，居然能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传承，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提出了“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则把统治与被统治、人民与朝廷的关系描述得更为生动鲜活，为“民贵君轻”作了有力的注脚。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提法，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体恤爱民，宽以民力”等等，都体现了民本思想，为封建时代的反腐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三，建立和健全制度是古代反腐败的基本路径。既然腐败足以构成对皇权政治的严重威胁，反腐败就是理所当然。尽管不同朝代对腐败的惩治力度不同，具体方式也有所区别，但基本的做法是依据制度进行官员行为的规范。从历史的角度看，苛罚重刑则是主流。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说法，主张重刑促廉。其依据是韩非子说的：“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荀况也赞同严刑重罚，他指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而重罪轻刑的结果是“庸人不知恶也，乱莫大焉。”把道德教化即“礼治”和刑罚镇压相结合，使这一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政治理论中，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思想的原则和标本。秦始皇在秦律中实施君主专制，严刑重法。到了汉朝，汉律中以刑罚为主，与酷吏相配。汉武帝时，河内太守王温舒为治盗贼而杀人如麻，“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直杀得“郡中无犬吠之盗”。北魏孝文帝为治官吏的腐败行为，规定了今后凡犯绢赃一匹以上的处以死刑，枉法不论多少一律处死，诏令一出，四十多个刺史以下的官吏因犯赃被处死。唐朝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规定了“六赃”，即“受财枉法(即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的行为，处以绞刑)；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无枉法裁判的行为，此刑仅次于死刑的加役流。这种就是俗话说“拿人钱财不为人消灾”的行为，而被世人讽刺为“连腐败道德都不讲了”)；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管辖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以重罚)；强盗(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处罚更严，直至斩首)；窃盗(指用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自己所有，一般对盗窃罪处以鞭笞或加役流)；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行为)”。如果在古代历史上推举出惩治腐败最严厉的统治者，当属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其霹雳手段令人胆寒，为一个贪腐案件能够杀掉几万人，确实绝无仅有。当然，这仅仅是对腐败的惩治而言，事实上，我国古代在预防腐败的制度上也有不少创新。比如设计缜密的监察制度，选贤任能的科举制度，罢免撤换贪官渎职者的弹劾制度，官员任用上的回避制度，厚俸养廉的激励制度等等。特别值得推崇的是，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观察考核官员的标准，比较著名的是“六廉”。《周礼·天宫·小宰》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日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二日廉能(是指能较好的贯彻落实各项政令)；三日廉敬(是指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四日廉正(是指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五日廉法(是指严格执法，模范守法)；六日廉辩(是指遇事头脑清晰，不疑惑)。”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对官员廉政最为实际、操作性最强的评价标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

第四，严修为政之德、严格操守自律是古代反腐败的主要方式。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人格上的内圣外王是官员阶层普遍的理想追求，“人皆可以成尧舜”代表了中国人基本价值取向，而“修齐治平”则更成为走仕途路线的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路径。管子把“礼仪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纲领，其中的“廉耻”就是为人处事清正廉洁的道德要求，也是一种内省力量；孔子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更是把为政者自身的品行上升到为权力的有效运作提供政治保证的高度来认识。古代著名的《官箴》中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都是说的为官者要有令人敬佩的廉政表现——这是官德的主要组成部分，才能够“以德服人”，进而以德治国。翻阅我国的历史和文化典籍，关于官员的道德修养——无论是出于对帝王的忠诚，还是出于对百姓的体恤，抑或是官员自身境界的提升，廉守自律、清正廉洁方面的说教、警句、格言可以说比比皆是，对官员的道德规范更是形成了臻于完善的体系。在内容上包括胸怀天下、爱国爱民，公忠为国、清正廉明，特立独行、清节自守，质朴简约、戒奢防变，修身自律、崇德重义等等，提倡仁爱、正义、自强、知耻、节制、刚直等等，真的是浩如烟海、繁若群星。值得称道的是，我国古代廉政文化中不仅仅包含着大量的为政道德规范，也指出了实现道德约束的方式和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比如勤奋学习、见贤思齐、三省吾身等等，在培养良好道德上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总之，古代廉政文化中把对为官者的道德要求总是与国家安危、百姓甘苦联系起来，总是把人格的高尚上升为一种信仰，一种至高的追求，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真如郑板桥的一首诗写得那样，从竹林萧萧的风鸣中都能听出百姓疾苦的呐喊，当然，为官行政者就必然夙兴夜寐、宵衣旰食，勤政廉洁，远离腐败了！

第五，廉洁从政的典范是廉政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国煌煌几千年古代文明史，英雄豪杰、优秀人物层出不穷，其中以廉著称者虽然为数不多，但事迹相当突出，足以彪炳千秋，值得后世敬仰。他们有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有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的夙兴夜寐、廉洁勤政；有的洁身拒贿，慎独自律。抱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有的位卑不敢忘忧国，体恤苍生，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诸如杨震深夜拒金、慎乎其独；子罕以廉为宝，不纳美玉；包拯刚直不阿，不徇私情；于谦清白做人，正气凛然，都在青史上留下关名，事迹传为佳话。更有像海瑞这样特立独行的政治家和反腐败斗士，不仅自身廉洁奉公.而且不畏权贵，仕途极其坎坷，至死不改秉性。他死后没有留下遗产，家资不够其丧葬费用，不愧为中国古代史上名冠天下的清官。在这些人身上，承载着社稷江山的重托，也肩负着黎民百姓的希望，给封建王朝的腐败官场吹进了缕缕清风，也树立了后人学习的杰出楷模。他们是古代廉政文化的实践者和传承者，今天我们借鉴学习古代廉政文化，必须从他们身上汲取丰富营养。

当然还必须提及，在漫漫长路的封建时代，廉政文化一直是与贪腐文化相生相伴、相对相长的。由于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腐朽没落，文化传统也必然是精华与糟粕瑕瑜互见，此消彼长，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贪腐之风甚至甚嚣尘上，难以遏制，这种情形，一定会在文化上有所反映。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种种社会腐败现象中找到历史的影子。诸如“官本位”的确立，基本上阻断了对权力有效监督的路径；“读书做官，升官发财”的仕途逻辑，冲淡了为官必须清廉的道德信念；“一人得道，鸡犬飞升”的社会观念，巩固了裙带姻亲关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是对廉洁操守底线的挑战，成为官场百官贪腐状况的真实写照；而“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虽然寄托了清官廉吏对黎民百姓朴素的体恤情怀，但也携带了官为民主的封建思想基因。今天的吃喝成风，能找到历史上官场奢靡挥霍的影子；个别腐败分子生活作风败坏，也与旧时代“三妻四妾”婚姻制度有着一定的关联；当代仍然大量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则更是古代贪腐文化在当今社会的翻版。就个案而言，今天已不可能再出现“富可敌国”的腐败分子，但就腐败分子的贪婪无度和处心积虑却与古代毫无二致，值得高度警惕。我们在传承廉政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把它从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中剥离出来，从腐朽的封建官场氛围中分离出来，找到其超越时代界限的普遍意义和共同价值，才能够做到古为今用。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跨越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依然面对着反腐倡廉的艰巨任务。尽管今天我国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思想基础、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等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作为最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依然保持良莠共生的复杂状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优秀的道德传统日益深入人心，廉政文化广为传播；另一方面，封建没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仍然在影响人们行为上发生着不能小觑的作用，大量腐败案件的发生，说明了进一步发扬廉政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中，弘扬古代廉政文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人说，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要从三个层面入手，即技术的、制度的和文化的层面。而越是复杂的社会问题，越需要在文化层面解决，只有在文化层面解决问题，才是最深刻、最根本的。也有人说，反腐败必须建立起有效的体制和机制，斯言诚矣！然而，体制和机制的渊源和基础是什么？是文化！只有廉洁文化在全社会得到普及和认同，才能为创建良好的体制机制奠定基础，对廉政文化的研究越是深入，我们的这种信念越是坚定。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廉政内容十分丰富，为了准确而又简洁地表述，作者费了一番心思，决定从思想、措施、事迹、惩戒以及格言、对联等几个大的方面进行分类，这样铺陈显得脉络清晰，主题鲜明，布局严密，结构完整，既有思想性、借鉴性也有资料性、参照性，并且力求文字通俗，语言流畅，便于阅读和引用。当然如前已经提到，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博大精深，全面驾驭把握是极其困难的，加之作者占有材料、领悟理解能力所限，本书的舛误、疏漏不可避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如果本书能为我国的反腐倡廉事业作出微薄贡献，我们将不胜欣慰。

是为序。

为弘扬历史文化，在中央纪委监察部驻农业部纪检组监察局的精心策划、大力支持下，我们编写了这本《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集粹》，力图用我们的视角和眼光审视煌煌历史，检点廉政文化总结宝贵经验，归纳深刻教训，以资经常借鉴。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图做到三个突破：一是突破传统，进行系统性总结。着力把历代的廉政思想、措施进行了全面性的归纳和总结，展现了廉政思想、措施发展的全过程。二是突破常规，不断进行创新。把历史上的廉政为民和贪污腐败的人物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为方便读者，对历史上的廉政格言、对联进行了集中总结。三是突破历史，强化现实性意义。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同时，努力揭示其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进行一两句点评，以图给大家提供历史借鉴和学理参考。

本书编写所使用的史料，主要来自二十四史，写作的过程中还参考了近年来廉政建设领域中的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致以谢意。

谨此，对以上为本书作序、赐予书名、支持本书、为本书做出贡献的领导，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承蒙中国方正出版社胡驰总编辑的支持、康弘主任和刘永峰编辑的努力，如今得以出版。由于受水平和时间限制，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新的时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扬正气，促和谐”，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大力发展廉政文化。教育人们廉洁奉公，引导公众崇廉、尚廉，形成良好的廉政建设的社会氛围，让廉政文化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入耳、入脑、人心，生根、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