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走出乡关求学期间，曾多次回到韶山。当他走上革命道路后，仅回过五次韶山，但每一次回乡的意义都非同一般——

1921年，2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韶山冲，一是为父母扫墓，二是说服全家跟他出去干革命。

1925年，32岁的毛泽东偕夫人杨开慧以养病的名义再次回到韶山，领导和开展韶山的农民运动。

1927年，为了考察农民运动，34岁的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徒步在湖南农村考察了32天。

1959年，66岁的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以主席和游的双重身份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挨家挨户地走访调研，为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准备第一手资料。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73岁的毛泽东第五次回到了韶山。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韶山，在滴水洞的别墅里住了12天。

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五回韶山的故事。

一回韶山，引导全家投身革命：一个人革命不算光荣，全家革命更是英雄。作为职业革命者，毛泽东在长沙积极发展党团员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动员自己的家人参加革命

二回韶山，播火家园初染红：从乡亲们的谈话中，毛泽东深深感到贫苦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参加，中国革命是断然不能成功的。在韶山中，毛泽东亲手点燃了一把烈火……

三回韶山，风云故园起农潮：毛泽江铿锵有力地立下誓言：“二三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就不回韶山！”

四回韶山，别梦依稀故园情：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五回韶山，晚来乡思情更浓：毛泽东此次回故乡，是绝对保密的，当时的大多数中央领导，只知道到了湖南，却不知道他身在何处。社会上传言毛泽东“失踪”十多天，是专门到滴水洞里策划重大政治行动……

旭日东升 韶山出了个毛泽东

上下求索 初期的革命运动

一回韶山 引导全家投身革命

二回韶山 播火家园初染红

三回韶山 风雨故园起农潮

四回韶山 别梦依稀故园情

五回韶山 晚来乡思情更深

珍贵遗物 风范长留在人间

稻田里，一个穿着肥裆蓝裤的男孩坐在竹凳上，乱蓬蓬的黑发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他身体单薄，但个头对于一个还没有到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高的。他的大眼晴充满梦想。这个孩子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那些来寻食的鸟儿吓走。

翠绿的群山环抱着一个田园山冲，土墙草房掩映在山峦绿茵里。一座石桥踞守在谷底，一切都是和谐的，只有坐在竹凳上的那个男孩身边那本翻旧了的书和宁静的大自然以及20世纪初这个亚洲乡村的生活有些不和谐。

这是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的开篇对毛泽东的描写。

根据罗斯·特里尔的描写，这时的毛泽东应该是八九岁的样子，时间大概是1902年，一个旧的世纪已经结束，一个新的世纪才刚刚开始。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在湘乡四都唐家圫(后改为棠桂阁)他的外婆家度过的。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毛顺生把他接回韶山来入私塾读书。

从8岁到16岁的这段时间，毛泽东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其余的时间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读书。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在私塾学习期间，他早晚还要放牛拾粪，农忙时也参加收割庄稼。

这个时候，科举制度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已经开设，西学东渐、赴东瀛求学已成风气。就在毛泽东八岁接受启蒙那年，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恩师杨昌济和他钦佩的文化巨人周树人(鲁迅)先后去了日本。在闭塞的韶山冲，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途径仍然是私塾。在私塾里，毛泽东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一些普及读物入门，去接触他从小注定要接受的儒家文化传统教育，随后是点读四书五经。毛泽东不是太喜欢这些枯燥的经书，但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仍然学得很好，烂熟于胸。学到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常常会自然地使用。以后，读了《左传》，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再加上后来走出韶山冲的七年“洋学堂”，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几年的行伍生涯，并没有给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带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回到离别多年的韶山冲后，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史。边种田，边做生意。由于他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且克勤克俭，逐渐富了起来。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而且开始有了盈余。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一个少年性格的生成，家庭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父亲毛顺生，读过几年私塾，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17岁便开始当家理事。当时，父亲毛翼臣交给他的是六七亩薄田和一笔沉重的债务。开始他没日没夜地干活，一心想振兴家业，但事与愿违，家境非但没有好转，且每况愈下。万般无奈之际，他想到了当兵，因为当兵是毛氏家族沿袭已久的改变生存状况的一条途径。他也想和家族的许多人一样，通过当兵，捞个一官半职，或者能攒下一笔钱来养家糊口。于是，他毅然投身行伍，在外头呆了好些年。

然而，当兵除了增长了一些见识之外，并没有给毛顺生带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回到那个离别多年的小山冲后，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史。他不再一味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一边种田，一边做些小生意和别的营生。由于他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且克勤克俭，逐渐积攒了一些钱。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而且开始有了盈余。

1903年，当毛泽东十岁的时候，毛顺生成了韶山冲一个新起的中农，他自耕15亩田，每年可收60担稻谷。全家五口人(父亲、妻子和两个儿子：父亲去世后，又添一子，仍为五人)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就会有25担的盈余。毛顺生把这些余谷加工成大米后出售，开始做米生意。后来又得到岳家亲戚的帮助，到湘乡大坪坳一带成批地购进稻谷，雇用帮工，扩大生产，并逐渐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直至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装运白米去湘潭易俗河等地销售。他还贩卖耕牛，饲养生猪，积攒了一些资本，1904年又买进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使田产增至22亩，比往年多收入24担稻谷，升到了当时“富农”的地位。

在清朝末期，湘潭县隶属长沙府，就地理位置来讲，湘潭是湘、粤、赣三省的水陆交通枢纽，又是一个面积大、人口多的大县。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从西洋经广州进口的商品，运至湘潭，再转销内地各省。内地的农产品，如茶叶、蚕丝、药材等，也由此转运出口。当时的湘潭，百舸争流，商贾云集，且陆路的肩货工人不下10万。1905年，湘潭被辟为寄港地，英国的太古公司、怡和公司购置了一批浅水轮，专驶长沙、湘潭两地。西方资本主义的渗入，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也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趋于破产，而少数人则通过经商幸运地走上了富农经济的道路。毛顺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已经成为“富农”的毛顺生，大部分时问都用在做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田间的耕作和经营管理，就交给了这个长工。农忙时也兼雇短工，并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作。由于典地比买地更便宜，且不用自己操心农田，有利于专心经营生意，他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许多别人的田地。一来二去，他的资本增至2000元。

毛顺生善于经营，靠勤劳起家，但却是一个自私刻薄的人。他做米生意，荒年时却不肯将米平粜出去。堂弟毛菊生家境贫寒，不得以才将赖以活命的七亩地出卖。毛顺生要买进这七亩地时，毛泽东和母亲不同意，毛顺生就嚷着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件事仍使毛泽东刻骨铭心，他多次和堂弟毛泽连(毛菊生之子)谈起这件事，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社会，才能杜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

毛顺生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给他记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问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为适应越来越频繁的商务往来的需要，毛顺生印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纸票，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

“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南杂品等几个门市部的大店铺，其老板是毛顺生妻兄文玉瑞的岳家，姓赵。毛顺生为了与“吉春堂”结盟，一手包办了儿子毛泽覃与赵家女儿赵先桂的婚姻。除“吉春堂”外，毛顺生还与韶山关公桥的“长源河”、韶北的“忠义顺堂”、郭家亭的“南杂店”、杨林的“毛重庆”、永义亭的“李福胜”、银田寺的“长庆和”、章公桥的“彭厚锡堂”、湘乡的“钱家米店”、湘潭的“裕盛米店”等上十家店铺建立了密切的商务关系，有了一批商业上的伙伴，生意越做越活，越做越大。

在经济上富裕起来的毛顺生，开始踊跃参加家族事务，在家族内部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了。1911年，韶山毛氏三修族谱，毛顺生是司事之一，主管房修项目，名排第三。此外，毛顺生还热心公益事业，捐资修路修桥，韶河上的“韶麓桥”就是1919年通过捐资修建的，毛顺生曾捐银洋四块，居个人捐款的第三位。对于节俭得近乎吝啬的毛顺生来说，能拿出～部分钱来用于族务和公益事业，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那种“内紧外松”、好讲面子的传统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毛顺生的确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兼而有之，其才能超过父辈，在家族和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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