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为学术文化热点人物，以其特立独行的个性经历及备受议论的小说作品，始终引人关注。由庄超颖编著的《张爱玲述论苍凉与华美》，点明该书从张爱玲的身世经历及人生体验入手，分析其作品苍凉的现实写实风格及华美的艺术表现形式，概括精要，堪为龙睛，抢人眼球。作者多年研究张爱玲，以其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温婉细腻的笔触，直抵张爱玲自身及笔下人物的灵魂深处，解构其人其作，深得知人论事之道，该书可谓张学深度之作。全书文字温婉流畅，可读性强。

由庄超颖编著的《张爱玲述论苍凉与华美》以张爱玲幼年、少年、青年的生存环境为视角，叙述动荡的乱世、凡人的生活、没落的家族、父母的婚姻、金钱的魔力等等现实状况如何形成张爱玲对社会对人生的幻灭体验、悲观意识、悲悯情怀，形成她对爱情以及人与人之间感情关系的认识，并由此产生了其小说创作上书写现实生活的写实倾向，体悟人生人性的深刻独到，体现人生苍凉的美学风格。张爱玲由自已对生活的发现两创造出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都市一隅的生存状貌。张爱玲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的意象艺术又育自己的创新，描摹了一个个蕴藉深厚、出神人化的意象，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叙事艺术。张爱玲的作品意象繁富，色彩纷呈，诗意氤氲。张爱玲具有活泼的联想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运用比喻新奇妥帖，出人意表又令人叹服。其作品语言洒脱灵动，练达而又华丽。《张爱玲述论苍凉与华美》对张爱玲的述论，庶几可以逼近生活和作家的张爱玲，勾勒出张爱玲文学的苍凉与华美。

第一章 世俗人生与深切体悟

 一、乱世人生与幻灭体验

 二、凡人生存与体恤悲悯

 三、金钱魔力与亲情扭曲

 四、爱情迷幻与寂寞悲凉

第二章 发现与创造：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

 一、文化错位的弃儿

 二、动荡时代的文化混血儿

 三、传统与现代的夹缝生存

 四、压抑与反抗的变调

 五、自我奴化的怨妇

第三章 继承与创新：蕴藉特异的意象世界

 一、鞋意象：女性苍凉人生的脚迹

 二、雨意象：女性愁惨情欲的悲泣

 三、镜子意象：真实与虚幻交融的映像

 四、植物意象：畸形的蓬勃与枯萎

第四章 个性化的叙事艺术

 一、意象的诗意组合和艺术张力

 二、联想想象的活泼新奇和蕴蓄深厚

 三、语言的灵动华美

附录

 张爱玲名句欣赏

 张爱玲名言辑录

张爱玲（1921～1995）出生、成长、成名的环境是上海。上海是张爱玲生长的故乡，其间虽然也曾随家庭搬到其他地方居住，但为期都不长。张爱玲小学上的是上海的黄氏小学，中学是上海的圣玛丽亚教会女中，从1939年到香港大学读书，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返回上海，开始职业写作生涯，直到1952年离开大陆。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时期是1943年到1945年，这个时期共计发表散文近40篇，中短篇小说18篇。她的最杰出的作品几乎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1944年8月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出版，轰动了上海文坛，四天就销售一空，又再版，她的名字也在上海不胫而走，上海文坛从此升起一颗新星。从此时起直到去世，张爱玲几乎都是靠写作谋生，但却是这一时期的成功使她扬名，为她奠定了日后的资本，所以上海更是她心灵的故土，是她灵感的发源地，是使她才思奔涌的圣地。

然而，从张爱玲出生到她扬名上海滩的40年代前半期，上海都处在最为混乱和动荡的时期，先后有军阀争夺上海的江浙战争、第一次淞沪抗战、第二次淞沪抗战等，有二月罢工、五卅风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事变等重大事件（事变）。“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2]各种矛盾交织，彼此明争暗斗，主要手段就是暴力。例如，1927年4月12日黎明，蒋介石司令部里响起军号，装扮成工人的青帮分子向上海总工会总部和闸北以及其他华界起义队伍的重要据点发起攻击。这些攻击者得到国民党军的支持，国民党军借口维护秩序，开始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几个小时之内，工人纠察队损失过半，其中还包括了他们的大部分武器，数百名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国民党军机枪的扫射下倒在血泊之中。在附近的街道上，众多被迫捕的游行民众也在刺刀、枪托与砍刀下丧生。[3]1932年1月28日，日军攻打闸北华界，五个星期之中，日军遭到了国民党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日军对这个人口稠密地区动用了最先进和杀伤力最大的武器。工厂、民宅在炮弹、坦克和汽油弹的狂轰滥炸下被夷为平地，许多士兵和平民惨遭杀害。[4]即使战火暂时平息的时期，上海的外国租界也是一个没有硝烟，但充满着恐怖气息的战场。[5]贩毒、走私、赌博、卖淫、乞讨、敲诈、持械偷盗、绑架、暗杀等等犯罪行为充斥着整个上海，黑势力猖獗，治安极度混乱，犯罪案件层出不穷。以毒品为例，“当时上海是亚洲乃至世界的主要毒品市场之一。每个月，上海从印度和伊朗进口约13万磅鸦片，此外还从云南和四川购进大量鸦片……据统计，上海吸食鸦片的人有10万人之多”。[6]1937年至1944年间，上海电力生产缩减了80%。停电现象已习以为常，1942年只有一半工厂勉强开工，满街都是失业的人。“由于物资统制，生产下降和通货膨胀，生产资料奇缺，物价狂涨……如大米，1941年12月每石238元（批发价，下同），1945年8月则为150万元，约上涨6300倍。1937年6月至1944年底，烟煤上涨6924倍，白煤上涨8000倍。”[7]“上海的街头上从来没有这么多因饥饿而倒毙的人。严冬的早晨，一些人饿死了，另一些人起身收敛尸体，其中孩童居多。1942年横扫全城的伤寒和霍乱瘟疫更加沉重地打击了已经严重营养不良的上海市民。”[8]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