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黔边地都是山连山岭连岭的。这些山山岭岭之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山洞，涧深溪幽，人迹罕至。这里的民谚说：莫欺山，莫欺洞，哪怕要钻刺笼笼。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山有山神，洞有洞灵，经过这些地方要收敛自己。

在那些因为不尊不忌而惹出祸端的传说中，留给我童年的印象是，山神要大山才有，而且是茂林密丛、遮天蔽日那种山。岑转坡，戊甸，冲梅纳，婆罗索，盖阳放马，壕梁河，像这些山，是地妹寨的人们所禁忌的。但山神在传说中是个大度的神，从来没有听说过孩子得罪山神的。得罪山神的只是那些莽撞的猎人，或是那些鲁莽的伐木者。山神对这些无礼猎人的惩罚，无非是火枪打不中近在咫尺的猎物，让野猪野羊从他们的视线里从容地绝尘而去。而对伐木者的惩罚呢，最轻的是让他们手足无力，重者就是被斧、锯伤到自己。但洞灵却不一样，他会摄了人的魂灵而去，寄放在洞里。湘黔边境一带将其称为“落邪家”。我不太理解这个巫味十足的称谓。大约可以理解为灵魂中了邪吧。之所以用“落”，是因为大多发生在有洞的地方。

从大湘西的地理概念上来说，地妹这个侗寨也是可以归入湘西的，亦有许多的风俗与湘西类同。沈从文先生的家乡凤凰就有“落洞”这样的神秘文化。落洞者肯定是女性，而且是年轻漂亮的女性，明眸善睐、性情纯和、聪颖美丽。从文先生说，湘西女性，穷而年老的，易成为蛊婆；三十多岁，易成为巫；十六岁到二十二三岁，美丽静好、性情内向而婚姻不遂的，易落洞而死。在湘西传说中，被洞神看中的女子，更爱贞洁，尤爱独处，神情恍惚，自言自语，最后一天天枯萎死去。不知道地妹这一带的“落邪家”与这“落洞”有没有文化上的互相影响。“落邪家”是无论男女老少的，它更近似于“落魂”这样的说法。但“落邪家”的年轻女子的情状，却又与从文先生说到的湘西落洞差不离。

落邪家的人往往神思恍然，刚开始家里人不以为意，但一日日地，这人言语逐渐奇怪起来，说的话莫名其妙，没有人能理会这可怜人的意思。往往是寨邻首先发现的，就对那家主事的人说，你家××怕是落了邪家哦，要不要去请个师父来。家里人才醒悟过来：哦，是的是的，我说嘛，这些天来咋这样子怪。小叔公是落过邪家的，但那是他年轻的时候了。爷爷说，那时候的年轻人爱玩山(侗族地区年轻男女交往的一种方式，因在野外山坡地相聚，故称玩山)，结果落了邪家。家里请来了湖南的法师“打邪家”，最后在一个叫大河边的地方，找到了他落邪家的地方。法力高强的法师拯救了小叔公。

地妹寨的人落邪家的，我没有亲见过。但我却在少年时见证了外地人在地妹落邪家。那年我十三岁，已经上初中。正逢暑假，我正在木楼上午睡，突然被“咚咚锵”的鼓锣声吵醒。我起床推开木窗，看到村前的马路上，长长的一队人，挑着担子，扛着法幡，敲着鼓、锣、钹。爷爷说，这些是湖南来“打邪家”的人。

打邪家的人穿过田野，向着冲梅纳那个山湾里去，法师着红黄色法袍，走在头前。爷爷说，小孩不要去看人家打邪家呵。不过那个时候，我早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离家住校，自己洗衣服被子，自己照顾自己，这不是大人做的事么。我还是悄悄地跟去看了。

冲梅纳在那时是一个比较幽深的山湾。那里有几处洞穴，向来有洞鬼出没的传说。地妹的孩子们过那洞前都是小心翼翼的。我曾经在散文《吉祥草》中写到这些洞穴——“冲梅纳那个山湾里吉祥草特别茂盛，只是那个地方，少年时总是让我们有点惴惴然。那里有一个山洞，虽然被藤萝遮住了洞口，但经过那里，还是免不了一阵阵发憷。在老家的传说里，这洞里藏着一些喜欢捉弄人的女妖。关于这些女妖的故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她们清明节送菜团子。清明祭祀时心里没有默默地念记她们，她们就变成漂亮的女人，跑到村子里借竹筛，称是做清明粑，还竹筛时热情地拿来许多的粑。她们走后，那清明粑一拿上手就成了石头，甚至成了牛粪。老人们说，解放军进驻地妹的1949年冬天，战士们炸封了这个妖洞，后来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了。不过下雨天，经过洞外，体虚的人会听得到她们的哭声，会落魂的。”

落邪家的是晃县一个寨子上的年轻女子，据说她是走亲戚经过地妹这里落的邪家。我心里就极疑惑，那地妹寨的人，还有那么多去晃县、贡溪、扶罗、新寨、凉伞赶场的人都要过地妹寨啊，咋没听说过落邪家？和我同龄的老来神秘地告诉我，落邪家的人是心里中了邪才会的，又不是每一个都会落。不管它可信不可信，反正那个夏日午后，我目睹了这仪式繁琐的“打邪家”。

法师在洞前念念有词，手中一把木剑不时舞动，像是要与洞灵决一死战，又像是软硬兼施的一场谈判。洞前的草地上，摆满了各种供品，有已经烹熟的猪首，有刚刚宰杀的还淌着血的雄鸡，有用粳米做好的糙米粑……这是献给洞灵的。但法师又一边念着他的咒语，在洞前忘我地手舞足蹈。或面目狰狞，或气色平和，或涨红着脸，或屏神静气，他复杂多变的表情，预示着“打邪家”的艰难。我们这些旁观者都替他着急。他们来的时候是正午，法师顶着烈日，一直念着跳着到黄昏，弄得满头大汗。到他歇下来时，我们也不知道这“打邪家”的结果如何。爷爷说，他们回到家就会知道了。这个落邪家的女子所在的寨子离地妹有数十公里，后来家族里有个姑姑嫁到了那个寨子。有一年春节她回娘家拜年，我问姑姑，那个落邪家的人好了吗？姑姑说，好的啊，人家都嫁到芷江去了喽。

我一直对这神秘的落邪家充满着好奇。姑父家有一个长辈是打邪家的法师，在湘黔边境这一带很有名气，他念咒语像是在唱歌。我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想给他做一个民俗访问，将他的讲述用录音机录下来，写一本关于湘黔边地侗家神秘文化的书。但我刚动这个念头，那个春节回到老家，就听说老人已经在腊月里离开人世了。P3-5

序 大地是我们的最初和最终/杨献平

陈守湖：巫昧飘荡的土地

 巫味飘荡的土地

 过去的匠人

 正月里来

 赶牛市

 本草杂识

 地名录

李存刚：溪头沟

 注定的行程

 门前三株茶

 垭口上

 溪水静静流

 石榴花季

 八月还乡

 记忆里的狗

 两只鸟儿

 草药生活

 想念二寸

李天斌：在农历的天空

 在农历的天空下

 泥土上二的春天

 一个村庄的简历

 泥土的一生

 乡村物事

 乡村俗语

 时间的旧划

 最后的事情

李新立：村庄地理及岁月影像

 村庄地理

 歌唱的村庄

 村庄：非物质构成

 梦：与村庄有关

 鸟雀们

 影像

 东湖：消失的古雷水

 纸上雷池

 村庄里的父母

 时光的划痕

 村庄往事

 后院

 收税笔记

陈瑶：失落的村庄

 拾起散落的碎片

 温暖的雪

 天亮了

 雨停了

 关于外婆的一记忆

 四层楼

 江水清清

 湖上时光

 在敦煌

 鸣沙山·月牙泉之梦

青年河：一个人的几种历史

 家族中

 心灵史

 观察史

 流浪史

 杨献平：南太行乡村世界

 四个故事及其意义解剖析

所谓“南太行”

 莲花谷及其特点——文化信仰、人际关系、生态环境、财产观

 生存态度或俗世哲学——以暴发户、一般人家、光棍群体为例

 莲花谷自然村之一：北河沿

 莲花谷自然村之二：垴顶山

 莲花谷自然村之三：羯羊圈

 莲花谷自然村之四：奶头山

 莲花谷自然村之五：西岔

 莲花谷自然村之六：南窑、北窑

 莲花谷自然村之七：石碾子、柳树湾

 我在莲花谷的大致经历及个人影响

我们为什么出生在这里？又为什么生活在这里而不是那里？出生地与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的出生及生活的地方又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自己又是处于怎样的状态？——大地是我们的开始，也是我们的最终，在享受或体验的过程当中，“我”和另一个我，“你”和另一个你，“他”(她)和另一个他(她)，肯定都是宝贵的、不可或缺的，我们在大地上同行却可能永不谋面，也可能擦肩而过，此后终生不复再见。每一个人的禀性、信仰与处世态度都与自己的出生地、自己成长生活的经历密不可分。

青年河(孙光新)对自己出生和至今生活的山东惠民县城作了提纲挈领、针对“要害”的发现和书写。从青年河这些文字当中，我个人得到的惊喜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他的写作是淡定的。我在几年前看到他的作品，就认定这是一种“宁静致远”、“从容不迫”、“排斥功利”和“绵里藏针”的写作，就认定他的写作是富有潜力和提示意义的。再几年，打开他具有鲜明特点的文章，不看署名，也知道文字的作者是哪一个。二是青年河的散文写作体现了一种平民知识分子的风度与良知。在我看来，这种用文字建立起来的“风度”，是基于个人才智与身边物象的“独立判断”和“丰裕展现”。三是青年河的写作往往格物及心，有着强烈的悟道意味。如他的《心灵史》，历数乡贤，勾其肖像，说其事迹，述其品质，是对自我的一种审视和关照，在先辈及乡贤的故事陈迹当中，梳理内在的那个“我”。

老湖(陈守湖)是一个心怀美德，并在现实生活当中彰显美德的人，他可能是隐忍的，也可能是天性所致。数年前，老湖就以系列文章《老家植物志》为人所称道(《草木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在那些作品中，我看到了一些不事张扬，在天地之间卑微而又自在的生命景观，有着强烈的民间气息和纯正的精神韵律。这一次，老湖依旧写的是自己所熟悉的那片地域——贵州天柱县——地妹——一个侗族人聚居地，当然也是作者出生地。相对于汉民族在某些方面的共通性，侗族可能有着自己的信仰及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方法。陈守湖对村庄“地妹”的倾情书写，本质就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精神和思想的一种推广和张扬。老湖是一个十足的自然主义者，对事物保持着最大限度的尊重，以同等甚至同类之心，去揣度和发现它们的生活和秘密，从各种角度，呈现大地之物及性灵生存的某种状态和变化。王国维在评纳兰容若词时说他：“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把这句话赠与陈守湖，是恰当的。

几年前，李存刚就开始了他的医生、医事作品，我将之称为“职业写作”，并一直以为，这是大有前途的，像政府机关可以勘破诸多高层玄机一样，医生距离人性最近，也距离生与死最近，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诸多面目雷同而表现不一的生命形状。存刚先生对此深有体悟，在文字当中表现了许多我们平素难以见到的生命景象。存刚兄在这本书中的文字，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他打量往事和风物的视角是平和的，观察和书写人事“融物入心”。在稳扎稳打的叙述当中，呈现的是一个人对大地的用心摩挲与热爱之情。他写自己及亲人，还有身边的人事，不面面俱到，但追求特征鲜明，并且力图从那些蛛丝马迹与片段场景中找出某些命运的轨迹，在如水岁月中捕捉到了时光的波光水影。他笔下的故乡风物，都与个人生命历程及内心体验紧密相关，它们在时光的河流载沉载浮，而人却渐行渐远。这种物我失之交臂的况味，显然包含了更多的隐喻与注解。

李天斌是黎族人，有着一股子不竭的激情，文字有着一种强烈的冲突与崛起力量。天斌是神速的，尽管那时候他可能激情进发，而使得文字稍有疏忽。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天斌一定会走出来——文字是最好的证明。在本书中，天斌写的是自己的出生地——贵州关岭县的一个村庄。阅读的时候，似乎能够感受得到天斌为自己的出生地及某个地域立传的雄心。他从农历的角度观察农事，用“我”的真实体验，对自己的乡村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发现和书写。比如他写神秘的罗氏后裔，写“像一种天籁”的布谷鸟，写母亲对庄稼的深深依赖，写村庄的谚语、“泥土上的春天”(农历节气)、神灵、时间在大地某处的痕迹和村庄简历(简史)，都用一种独特角度，或者说中国的角度，立春、谷雨、白露、霜降等等节气，其本身就是中国岁月的年轮齿痕，那些与自己朝夕相处、相伴生活的事物与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与作家自身有着深刻的关系。

李新立是甘肃静宁人，那里有着极其鲜明的文化源流、地域风情。新立作文很勤奋，有股陇地人的倔强与韧性，不妥协的精神和内在的“狡黠”。新立的文字有时候给人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他书写，把所有的都给你拿出来，让人在阅读当中，自己去判断和理解，他从不强加于人，总是以那种不紧不慢的方式，去书写周围的一切。这一次，新立所展现的，还是他的静宁大地。这组文字整体上是素朴的、雅致的和自由的。读起来像是站在夕阳下历数家事、村事的倾诉者。一事一物，一点一滴，不慌不忙，细细道来，有家常话的亲切，也有诗歌的韵味。他写官院、长路咀、漫花儿的村庄、村庄的年轻人和衰老、葬礼等等，真实展现了一方地域人群的喜怒哀乐。在这些文字当中，所有的喜怒哀乐其实就是李新立本人的，他将整个地域纳入自己的血脉，为那片地域注入了异于他人的“魂魄”，他们是紧密相连的。

这一次，东湖带来的是他位于安徽安庆——古雷水退出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当中的村庄，名字-1湖东。至此，我才知道了东湖笔名的由来，李俊平——东湖——湖东，像是一个暗示，将自己与地域——出生的村庄有意识地联系在一起。在文字书写当中，东湖只说自己知道的、懂得的，以及与自己有着这样那样联系的人、事、物及循环不停的变迁(消失与诞生)。东湖是真诚的，他对周围事物有着强烈的关切之心，并身体力行做着一些暖人暖己的事情，比如对亲人、对邻里命运的关切，对周身事物的细心呵护与温和关照，都体现了一种由此及彼的思想素质与万物同心的平等态度。除此之外，东湖总是能够很敏锐地观察和捕捉，时常于日常所见与琐事当中找到某一些人习以为常但却深含意味的东西，把微妙的琐碎的用文字作出准确、客观、细致甚至特别的陈述，把强大的糅合成易于传达和接受的具体之物，显示了作家极强的“颖悟”与“化解”能力。

陈瑶散文有沈从文之风。她的诗意可能与生俱来，呈现在文字间，极其细致，且有着一种弥漫的气息和妖娆意味。在表述方式上，陈瑶似乎更注重内心乃至个性的阐发与抵达，使得笔下的物事只能是一种心灵基点上的映衬和激发，她总是能把那些看似分散的思绪和物事，用巧妙的迂回方式，很好地“统”在一起，并最大限度地为我所用。由此，我觉得，陈瑶的散文是有个性的，也是有独立意识的。她在本书中的一组作品，写的也是自己的出生地，具体位置是“湘江边上的一座小镇”。文章起始，陈瑶就用一种柔韧的诗性语言，以及层次分明的表述方式，将阅读者引入到一种“闲庭信步”式的从容状态之中。但是，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陈瑶散文追求诗意、体现诗性，但又对诗意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和距离，从而使自己的散文语言，既自由散漫又恰到好处。优雅的语速当中，既有情感的浸淫，又有实物的佐证；既能出乎于心，又能见物显性，意象纷纷却又瓷实沉静。

身居敦煌的方健荣早先以诗歌闻名，笔下物象和“心思”从没游离过“敦煌”及其气质内蕴。对方健荣而言，敦煌不仅仅是自己肉体的降生之地和生存场所，更是一种精神和灵魂皈依。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方健荣总是能够从敦煌或者敦煌本土找到最佳情感突破口和思想阐述平台，自觉地将敦煌当做了自己的一种由始至终的精神图腾，乃至不弃不离的肉身与灵魂翔升与安妥之地。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情感，使得方健荣敦煌散文题材的写作充盈着一种饱满的精神活力，一种源自生命深处的依恋、博爱与宽容的品性和气质。尤其是他的《早晨药香》、《湖上时光》和《散步人》，自然而又充满对生命个体乃至自然物事的审视和思考、默诵与冥想。以至于他的散文及诗歌，无一例外地都含纳和张扬了敦煌——即使散步、工作、思想，甚至睡眠之间，也富有浓郁的敦煌色彩、敦煌品质和敦煌精神。由此，可以说，方健荣的散文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要求，是心灵和精神在敦煌之上的自由释放，是个人情感在敦煌这一文化符号上的温情扩张。

最后，说说我自己。对于南太行，我写过无数次，有时候同一题材反复写。有人说这是在重复自己，我也承认，但我觉得，那个熟悉的出生地于我来说时时都是崭新的和陌生的。我出生后在那里的生活，基本上已经沉浸到骨血当中了，形成了极其顽固、无法剔除的烙印。我之所以反复写，是企图接近，更接近一些，是想把那一片地域和人群、人性本质看透，并用文字，为她树立多个参照点。以前，我觉得出生地是一个永恒存在，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那样，再多年多代人之后，还能看到。可是，仓促而迷离的世事已经使我改变了这种看法。人也好，物也好，灵魂也好，肉体也罢，“眼见”已经非常不可靠。为此，我从多个方面对南太行——包括具体村庄和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察、分析、言说演说和呈现。

应当说，这些作品与我和朋友们主张的原生态散文写作理念是一脉相承、环环相扣的。需要重申的是，原生态散文之“贴近大地”不是一味下沉，在泥土和灰尘当中自我掩埋，而是要基于大地、立在大地；所谓“众生关怀”是一种方向，也是一种品质；只是关心“我”，用各种方式“超度”自我。我们要的是对每个人、每个自然存在的尊重与理解，怜爱和同情。关于“从现实出发”和“时代特质”，绝不是排斥和杜绝想象，也不是对现实的直接“挪用”与急就章式的“拿来”，而是要从现实出发，从自我出发，以不拘一格的方式，有所创造地进行散文革新，丰富散文的风度和品质。

然而，在经济效益第一的当下，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这些书籍的成功出版，离不开天津人民出版社以及绍东兄弟的帮助。在文学日趋利益化、圈子化、市场化、人情化、盲目化的境遇下，一些优秀的写作者往往寂寞无名，如果由此使得他们站得更高，走得更“漂亮”，正是我们求之不得和倍感欣慰的。再回到文章开头……那些问题，似乎从一开始就有答案，虽然难以言说。它们如影随形，在内心，在灵魂，在肉体，也在这浩荡世事——天地人心中。因为，大地是我们的最初，也是我们的最终。

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于额济纳

我们为什么出生在这里？又为什么生活在这里而不是那里？出生地与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的出生及生活的地方又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自己又是处于怎样的状态？——大地是我们的开始，也是我们的最终，在享受或体验的过程当中，“我”和另一个我，“你”和另一个你，“他”(她)和另一个他(她)，肯定都是宝贵的、不可或缺的，我们在大地上同行却可能永不谋面，也可能擦肩而过，此后终生不复再见。每一个人的禀性、信仰与处世态度都与自己的出生地、自己成长生活的经历密不可分。

《散文中国·大地上的九座村庄》由全国著名青年散文家杨献平主编，该书收入了杨献平、李存刚、陈守湖、李天斌、李新立、东湖、陈瑶、方健荣、青年河共9名当代知名青年散文家的62篇乡村题材散文，其中李存刚的散文就有10篇，在选文中其数量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