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沈从文、梁漱溟、聂绀弩、施蛰存、贾植芳……本书收录了17篇关于中国著名文学家的散文，包括《沈从文：1949，转折之际》《施蛰存：执拗的智者》《历史的门——贾植芳先生散记》《李锐：“不回顾焉能前瞻”》《王世襄：“昂首犹作花”》等。

不同于实践者，思想家更注重精神取向，并不完全在乎现实为思想的实现所提供的可能性大小。这样的人，一旦迷恋自己的选择，便会达到如醉如痴的境地。这样的人，是用整个生命拥抱着自己的思想，甚至有一种宗教式的热情。梁漱溟正是以这样的姿态走完他的人生。

王世襄是这样的一种人——表面上看来，他们无法抗拒疯狂年代，显得懦弱、安分、逆来顺受。但是，他们的内心从来就是坚韧的。既然上帝已经安排他从事这样一种事业，他就永远不会抛弃它。无论处境多么恶劣，他们对文化的热爱依然深藏于心，一旦有可能，他们又会重新将之拥抱，在文化创造中得到快乐，得到满足。

我很欣赏这句话：“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画。”说得多好。仿佛已为未来黄永玉的绘画艺术特征，早早地做了最准确的概括。这再度证明，黄永玉的知音非汪曾祺莫属。

沈从文：1949，转折之际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鹤——关于聂绀弩的随感

施蛰存：执拗的智者

施蛰存海外书简

马国亮与《良友忆旧》

历史的门——贾植芳先生散记

绝响谁听？——再读贾植芳先生来信

永远的小丁

丁聪的画与信

李锐：“不回顾焉能前瞻”

黄永玉与汪曾祺：高山流水，远近之间

王世襄：“昂首犹作花”

王世襄叙说：热爱文化，爱到极点

杨宪益：这些浪漫、伤感、悲哀与得意的往事

“了不起的杨宪益！”

吕恩叙说：我和吴祖光

黄永玉说，当时收到沈从文这封长信，看到表叔走出了自杀阴影，心情骤然明朗且对工作充满热情，不由得兴奋不已。心里一直悬挂着的石头，也随之落地。他当即把信交给罗成勋等几位朋友传阅，他们都为之高兴。他们商定，全文发表这封信。一方面可以让海内外牵挂沈从文安危的友人和读者放心，另一方面，作为一家已经接受中共领导的报纸，更有必要借此展示新时代的活力与感染力。

沈从文这封写给黄永玉的信，发表于《大公报》“大公园”副刊时，报纸尚采用中华民国纪年，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一日(星期四，第八版，即公元1949年8月11日)，距他信末注明写信日期“七月十六”不到一个月。

此信在“大公园”作为头条发表。收信人姓名隐去，以××代替，标题《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署名“沈从文”，由编者拟定，并加框写一说明：“这是沈从文先生自北平寄给留港的一位木刻家的信。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二十年以笔离群的作家，如何觉今是而昨非，在根本上重造自己。”标题下面配以题花。题花为两条小船，寓漂泊之舟找到了栖身港湾之意。这题花正是由黄永玉亲笔所绘。文中还发表有一幅速写《靠煤渣堆生活的人》，作者为画家关山月。此画与沈从文信中内容无关，似是因为副刊版面美术设计需要所致。

黄永玉说，《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发表后，应该给表叔寄去过报纸。编辑《沈从文全集》时，可能没有发现该文剪报，故未收录。

读《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可以参阅沈从文1949年7月左右另外一封写给友人刘了衡的信(《沈从文全集》19卷第4项)，其情绪、思路及表述均相似。突出的一点是，沈从文强调自己“与群游离”，在新时代中被毁废是不可避免之事。将个人以往完全抛弃，无条件地消融于群体之中？这是沈从文在历史转折之际走出纠灭后得出的一个结论一且不管他是否真的能做到。

根据黄永玉回忆，在7月16日这封信之后，沈从文还有来信。由于原信已毁去，只能在他的《这些忧郁的碎屑》中读到转述的片段。如沈从文于1949年8月工作被安排至历史博物馆，他在信中这样告诉黄永玉：

……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我从未见共产党军队，早知如此，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可知解放广大人民之不易……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我当重新思考和整顿个人不足惜之足迹，以谋崭新出路。我现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亦算为人民小作贡献……我得想像不到之好工作条件，甚欢慰，只望自己体力能支持，不忽然倒下，则尚有数万数十万种文物可以过目过手……

沈从文给黄永玉写信，总是充满投入新时代的热情，并为新的北京描绘出勃勃生机。他详细描述准备转向工艺美术史研究的计划，鼓励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来，与他一起开始新的生活。表叔的召唤，令黄永玉为之向往。

1950年3月2日，沈从文进入华北大学，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这一年夏天，黄永玉、张梅溪夫妇从香港来京探望。这是他们夫妇第一次来到北京。他们一方面要探望表叔，一方面也是要实地感受北京，以便决定是否离开香港到北京来。

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一文中回忆此次北上：

解放后，他是第一个要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和梅溪背着一架相机和满满一皮挎包的钞票上北京来探望从文表叔和婶婶以及两个小表弟了。那时他的编制还在北京大学而一人已在革命大学学习。记得婶婶在高师附中教书。两个表弟则在小学上学。

我们呢，年轻到了家，各穿着一套咔叽布衣服。充满了简单的幼稚的高兴。……表叔的家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妈妈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发现在北方每天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而惊奇不止。

我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毕业，并在历史博物馆开始新的工作。

第一次来到北京，带有相机的黄永玉与梅溪游遍北京名胜，拍摄了一批风景照，更为难得的是他与沈从文的合影，为我们留下了此时他们的影象记录。

北京之行与表叔一家团聚，亲身感受新时代的兴奋，黄永玉做出了以后来北京生活的决定。返回香港后，他们写信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沈从文，沈从文于1950年9月12日给梅溪写去一封约三千多字的长信，这封信有幸被保留下来，收录在《沈从文全集》中。了解沈从文与黄永玉转折之际的变化，这封信值得参阅。

沈从文在回复梅溪的信中说，他们的来访为自己一家带来了快乐：

你俩小夫妇来，给孩子们真带来一份永久的春天！到现在，我们和石妈总还是把你们的善良和活泼，当成一个“漫谈”说下去的。……永玉为孩子们作的画相，看到的朋友都觉得自己如被画一下，十分幸运。因为几个专家也认为是“杰作”的。都欢喜的，可惜不为我画一个。(《沈从文全集》19卷，第83页)

得知他们已有计划将到北京来生活，沈从文尤为兴奋。他说，愿意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黄永玉，还为他们两位从文学和艺术两方面设计发展方向，鼓励他们以自己的创造而尽快融于新的社会。半个多世纪后读此信，仍然可以强烈感受到沈从文似乎全然抛弃旧我之后的镇静与从容。他这样写道：

读你们的来信，说到将来会来北京住下去，我是如何高兴！趁我头脑还能得用时来，有些对于工作的本质理解，有些看法，有些未能完成的理想，有些具发展性和延续性的工作经验，一定会对于永玉有用处的。

正如毛主席在文件所说，共产党到了都市，一年来有些事都闲下来了，有些事生疏了，有些新事又得重新学习。你们这一代最要更加深加强学习的，似乎应分是一种完全新的东西，但其实这个新还是离不了从‘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出发，有关这一点，北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国家一切工作的推进，都要从这二点出发，才可见功。(同上，第85页)

沈从文甚至还向黄永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永玉将来还得到东北去走走，西北走走，看看云冈敦煌，和黑龙江的黑土，鞍山大铁矿，以及内蒙古包中的大小蒙古人，这一切对你们都需要，学画和文学全需要。可得先有个准备条件，即把身体弄好。你们两人都得在健康上也努点力。

加强学习，是爱国家一个条件。国家事情多，要一个人敌十个人用。要鼓励永玉多作点事，这也就是你的创作的一部分。我两年来写信能力全丢失了，不知可说得对不对。

收到此信一年零五个月后，1953年2月，黄永玉带着妻子梅溪和刚刚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离开香港，前往北京。

火车抵达位于前门的北京火车站。年过半百的沈从文，一个人站在月台上迎接他们。至此，沈从文和黄永玉叔侄两人的历史转折都已结束，他们即将一起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

胡风在1949年历史转折之际，曾发表过一首轰动一时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时间开始了”一个富有激情也富有历史感的表述。对于在北京二月寒冷中重逢于前门火车站月台上的两代凤凰人——沈从文与黄永玉——来说，时间真的重新开始了。

完稿于2007年9月21日，北京

P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