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国已经成立过审计署，审计规则也存在多年了。其实，中国现在的反腐败机构已经不少了，譬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司法部，等等。我约略算了一下，恐怕是世界上最多的。
问题的核心，恐怕还不是机构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机构发挥什么样的反腐败职能，大多是治标不治本，事后处理腐败这一“社会毒瘤”。就是前面说的，要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也就是要从制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1995年2月，在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李鹏报告反腐败问题时，就谈到了“治标治本”相结合，并强调了治本的重要性。李光耀说：“政府少管事，就能少贪污。”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使现有的司法机构，包括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能够在现有政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使它们能够由上至下地“条条化”，而不是地方化，就是说检察长不应该由地方首长或者省委书记来任命和产生，而应该由直属中央机关来任命。
我想，司法的独立化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同时新闻舆论应当允许报道这些事情，从而形成舆论制约。这些制约或多或少都会制约腐败现象。
问：教育是百年树人之大业，但我发现中国的教育水平，尤其是少数民族，总的来说是偏低的。我想知道胡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或者说，您是否会考虑在向中国当局提呈国情报告的时候，把教育问题也提上去。
答：我们进行中国人口问题分析的时候，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份国情报告，当时对人口问题的定义是，人口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1991年，我们进一步研究，提出人力资源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大优势。这两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包袱变成经济财富，而我们认为应该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来实现，大体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教育，就是如何普及全民教育；第二个是就业，就是如何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是市场化，就是要能够形成劳动力市场；第四个是人口控制，因为只有控制人口才能解决后面的就业问题。
很明显地，我们认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发展不平衡性是很突出的。在1950年，中国全国12岁以上人口的文化程度平均为1.5年，就是一年级半，因为当时我们有80％的文盲率。到了1990年，全国平均文化程度已经上升到5.5年，就是还不足小学毕业，尽管我们有许多硕士、博士，以及像我这样的博士后，但我们还有很多文盲人口。
从全国各地来看，教育水平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北京人口文化程度现在达到7.8年，快高中了。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就比较低了。像西藏，目前是1.8年，是全国最低的，跟整个内地的平均水平相差40多年；新疆还不错，达到4.3年，但也低于全国人均水平的5.5年。从总体上看，中国教育水平是在不断提高，但是表现出极不平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更不平衡。这样的话，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就像西藏，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在全国倒数第11位，并不是最落后的，但是它们的文化发展水平，也就是教育水平，相对还是最落后的。所以，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读书班讲课时，对西藏自治区副书记巴桑说，西藏最大的区情，就是文化教育落后，因此要帮助西藏发展教育，教育处在最优先的位置。
后来，我在中央办公厅讲课的时候就讲到，中央现在向全国各省区筹集了30亿元，准备在西藏搞60多个项目。但是，其中恰恰没有基础教育的项目。当然，搞交通、运输、通讯等都是必要的。但是作为西藏这样的一个地区，它突出的问题是文化落后，应该加大投资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因为，少数民族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应该把解决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作为一个优先的、最重要的任务。这是因为中国的抚养系数目前比较低，1962年到1975年，是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现在大约有3.6亿的人。这一部分人已经进入到受教育、就业阶段。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大规模地进行教育和培训或在职培训，就可能为下个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发展建立一支宏大的、质量相对较高的劳动力大军。这就是我们的观点。P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