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有的人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常常读书，他的生活与书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这个人的“阅读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的生命史。在这本《我的阅读史》里，作者洪子诚的“精神史”印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那些在他的成长岁月里，对他的精神生活影响深远的阅读，这里包括对契诃夫、加缪的《鼠疫》、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黑塞的《园圃之乐》等作家作品的阅读；一个是作者对他身边或前辈的其他学者的观察与评判，比如对巴金、郭小川、丸山升、乐黛云、黄子平、戴锦华等人的描述，其实作者描述的不仅是他们各自的性格与写作、做学问的方式，也是在描述文学界、学术界的整体生态环境和不同精神面向；再一个是作者对他的生命历程中若干“大事”的回忆，这些“大事”并非私人私事，但却具有“触及灵魂”的力量，同时作者的回忆性叙述也是一份个人精神印迹的整理。

《我的阅读史》是作者洪子诚对自己多年来阅读经历的回想与叙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著作的作者，在这本《我的阅读史》里，他摆脱了学术体例与框架的约束，穿行于个人体验，情感流脉和时代细节，展示了自身性格和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这种“个人小叙事”是对“文学史大叙事”的补充和阐释，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更具生命感的文学史叙述。

序

语文课外的书

我的“巴金阅读史”

　附记：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剧》

巴金的精神遗产

历史承担的意义——“我的阅读史”之《郭小川全集》

“怀疑”的智慧和文体——“我的阅读史”之契诃夫

批评的尊严——“我的阅读史”之丸山升

“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

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

“边缘”阅读和写作——“我的阅读史”之黄子平

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我的阅读史”之戴锦华

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我的阅读史”之《日瓦戈医生》

思想、语言的化约与清理——“我的阅读史”之《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附记：一封来信

“一体化”论述及其他——几份质疑、批评的材料

“限度”的意识

关于《切·格瓦拉》的通信

 附记一

 附记二

“组织部”里的当代文学问题——“我的阅读史”之一个当代短篇

90年代：在责任与焦虑之间——《90年代学者散文选‘导言》

文学的焦虑症

“树木的礼赞”——“我的阅读史”之《牛汉诗文集》

“为赞颂一切我所焚毁的…”——“我的阅读史”之结束语

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先生访谈录

代后记：读书的心情

有朋友要我为她编的“我与语文课”的书写点文字。在她看来，我们做与文学有关系的工作的人，上学的时候，应该对语文课很感兴趣，有许多的感触。其实不然。上初小的时候，我并不爱学习，经常逃学。虽然也翻了一点杂书，但语文课(那时应该叫国文)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用的是什么教材，有哪些课文，是哪位老师讲课，现在一点都记不起来。只记得那时经常和同学到河里游泳，河很深，我游泳的本领很不行，却居然敢往远处去冒险。再就是偷烟摊上的香烟。我不敢去偷，但偷到了我会跟着抽。还有是跑到断垣残壁间找蜗牛壳，然后比赛谁的坚硬。这样，我上课常背不出书来，经常挨老师打掌心。期末考试，好几门不及格。家长对我这样胡作非为十分恼怒，终于把我转到另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是基督教会办的，冠以“真理”的校名(49年后，这个校名被取消了，但在80年代后期却又恢复)。听说，我从此变了一个人，变得“老实”了，循规蹈矩了，一副“好学生”的模样，成绩也“突飞猛进”起来。对这些“改邪归正”的转变，我倒是没有一点记忆；这些，都是家里人后来告诉我的。他们讲起这件事，总说是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才有这样的“神迹”发生。

不过，事情总是有利也有弊。从此，我好像换了一种性格，变得不怎么爱活动，不喜欢热闹。与人交往就心存害怕，开口说话总不怎么利索。特别是对于内心的东西，从本能上就不愿意、也畏惧讲出来。要不是有这样的改变，我现在肯定不会在学校教书，做什么“学问”。我会选择去当兵，去野外考察，去做生意什么的。总之，上初中以后，我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乱翻书成了我打发时间的最主要的事情。我觉得书本为我提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我见到的，每天所过的日子来，要有趣得多。我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事，多少总能在书里得到弥补。

因为这样的缘故，在我开始认真学习时，我便很自然地喜欢语文课。不过，教材里的课文，老师对这些课文的讲解，依然没有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选人的肯定有许多名篇佳作，但50年代的语文课已变得有些枯燥。上课时总是千篇一律地划分段落，归纳段落大意，背诵一字都不让改动的“中心思想”，总结出几条“写作技巧”。久而久之，就很厌烦。但语文老师是好老师。除了这些例行的课程安排外，常常会向我们谈到一些作家、诗人的事迹，介绍我们不知道的书籍。高兴起来，便朗朗地读起课本之外的诗文。也举办文学讲座，组织“文学社”讨论作品。也要我们写诗和散文。有一次，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写了一篇抒情散文，总有六七千字吧。里面用了许多抒情排比句，来歌颂北自黑龙江，南到海南岛的祖国新貌。我很得意，在“文学社”讨论时，紧张地等待赞赏；还提醒自己，不要太“喜形于色”。想不到的是老师言辞冷峻的批评：“空泛，夸张，还是写你有体会的东西吧。”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凝固了。后来甚至心存怨恨。但从此，我对夸张、空泛，总是十分警惕。这个告诫，是我当时未能真正领会的财富。

虽然喜欢乱翻书，但我们那个地方，书并不好找。读高小是40年代后期，新中国还未成立。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县城里，当时大概有几万人口。每天上下学，沿着两边有“骑楼”的街道，会走过饭铺、杂货铺、药店的门口，也常常在青果行、米行、竹器行外面停下来观望：对新上市的香蕉、洋桃垂涎欲滴，或者愣愣地看怎样用竹篾做斗笠、箩筐。但是，记忆里这个县城并无专门的书店，也没有公共图书馆，虽然韩愈当剌史的潮州离我们那里不远，而县城中心就有据说是建于宋代、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牌位的“学宫”。县里只有几家也兼售不多书籍的文具店。当然，也有藏书颇丰的人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我的家不是“书香门第”，父亲是个学徒出身的医生。家里有一些医书，一些基督教的书籍，上海广学会发行的刊物。那时，能得到一本喜爱的书，在生活里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50年代上中学以后，读书的条件有了改善。县里开办了文化馆，我就读学校的图书馆的藏书也慢慢多起来。我的一个同学，家里有不少三四十年代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生活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书籍。能读到好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尽管如此，对于书籍仍产生近于“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保留了很长的时间。当我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到几本20年代的《小说月报》时，当我终于有零花钱可以订阅《文艺报》、《文艺学习》杂志时，我清楚地记得那种不夸张的“幸福感”。这是现在得到书籍如此容易的时代所无法想象的。

小时候，语文课外的书中，我读得最多的，其实不是最容易得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我的邻居就有许多这样的小说。但我并不喜欢。现在找起原因来，大概是我太缺乏想象力，对飞檐走壁、腾云驾雾总不能神会，使我现在对武侠这类小说，仍是不感兴趣。这好像是我的一大“损失”，不能有生活中我不熟悉的另一种乐趣。因为我的外祖母和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高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读(和听别人读)得最多的，是《圣经》。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听牧师布道，参加学校、家庭里宗教性质的活动，都离不开《圣经》。小时候对教义什么的，并不能理解，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些故事。神创造世界的经过。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洪水和诺亚的方舟。罪恶的所多玛城的毁灭。罗得妻子变为盐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西奈山上的十诫。——当然，《新约》福音书中有关耶稣言行的记载，就更熟悉。《圣经》中的许多句子，在我脑子里，比后来读的任何书留下的印象都要深。“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现在斧子己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P1-4

“阅读史”这个夸张的题目，却是起于有点消极的念头。2002年从北大中文系退休之后，明显感到缺乏前些年教学、研究的情绪和精力，便常常想自己还能做些什么。2001年，我给“曾经北大书系”写过一个书评，因为是面对年轻人(也可以说是我的学生辈)的作品，其中便有这样一段话：

像我们这些过了六十岁的人，见面会被人称为“先生”……参加什么研讨会、首发式，按照官职、知名度、年龄大小等因素综合考虑，会被安排在前排或靠近前排的地方就座。会让先发言。会让先举筷。会让先退席。然而，除了一些学养深厚、精力旺盛者(这样的人当然不少)外，我们己经在或明或暗地走向衰败。词就是那几个词，句子总是那些句子。内心的喜悦、怨恨、缠绵、悲伤都己十分淡薄。“回忆”也因为没有鲜活体验的激发而落满灰尘。许多书，己经没有精力去读。许多路，己经无法去走。也去旅游，却难有这样的期待：“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风景，有我所不曾认识的人在等待着我，那才是岁月赐给我的圣餐。”那些说不出名字的事物己经不能让我们“疼痛”。面对壮丽的景色我们也会静默，但己分不清是内心的震撼，还是内心的毫无反应。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多少带有调侃的意味。但随着岁月不断流逝，这些感觉也变得更加真实起来。“阅读史”的写作念头，便是在这样的心情中浮现的：寻找一种不过分费心查找资料，不必为说出的话的“正确性”紧张思虑的写作。自然，从另外的方面想，这种选择也包含“积极”的成分。以前，不管是上课，还是确定研究课题，注重的是对象的性质、价值。这回，或许可以将重点略略转移到写作者自身的问题上来，更多地从自己的感受、经验上来选择题材和方法。

从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看，论题仍与当代史(当代文学史)紧密相关——这几乎是没有办法挣脱的老套子。与以前不同的是，它们以侧重个人的方式、角度来进入。因为设定是“个人”，就有可能给过去干涩的文字添加一点水分，一点情感，也有可能收缩评价的尺度，将它降低到个别的感受和认知的范围。个人的感受的价值当然不能和那种代言式的叙述，那些宏大叙事相提并论，但也可以为一些有差异的，有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小碎片留出表达的空间。

恰好北大出版社的编辑张雅秋正在策划一套个人阅读史的丛书，我的想法便与她的计划不谋而合。据我所知，当初她同时向几位学者、诗人组稿，他们也都慨然允诺。几年过去，好像只有我当成一件事去做，其他的都没有动笔。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们正值盛年，前景广阔，迫切的事情应接不暇，犯不着回过头去搜寻这些陈谷子烂芝麻。

说是“阅读史”，谈及的应该是这几十年中感触最深，最影响人生道路的那些书籍。其实不全是。可以看到，这里写到的，是与这些年从事的工作相关的书，还有就是多少能说出一些话来的那部分。我也读过不少不大能清楚说出许多道理的书，它们有的我可能更加喜欢，感触也更多。

集子里的文章，不少已在报刊上刊登过。感谢《中华读书报》、《南方文坛》、《文艺争鸣》、《上海文学》、《天涯》、《海南师大学报》、《鲁迅研究月刊》、《文景》等为它们提供了宝贵的篇幅。贺桂梅2009年对我做的访谈，也说到一些读书的事情。因此，这篇访谈作为附录也收进这个集子中。

洪子诚 2011年3月

2010年4月，应《人民日报》副刊刘琼女士之约，为“读书日”写了一篇千字文，题目是《读书的心情》，全文如下：

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图象化的时代，广告、影视让人眼花缭乱，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我却是更钟情于阅读，也更多从阅读中得到乐趣。就像有的人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常常读书，他的生活与书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这个人的“阅读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的生命史。

不管是不是意识到，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和书本建立起一种独特、奇妙的关系。决定这种关系性质的，部分来源于阅读对象——书本。读一本理论书和读一本诗集，一本小说，相信心情、态度都会不同。新书和旧书，选本和全集，自己的书和借来的书，已经被公认为经典的和尚未进入经典系列的，精装本和平装本，横排和竖排……这种种都会影响阅读者的心情和态度。前些日子，为了写“阅读史”，我托学生从北大中文系资料室借来1 986年漓江版的《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著，力冈、冀刚译)，竟是我二十多年前初读时的同一本书。书页已经有点残破，书裂成两半，封面褪色，“医生”两字几乎不可辨认。我拿在手中，有一种时间被压缩的感觉：不仅重现当年初读的情境，而且想象着众多不知名姓的读者在读同一本书时的反应。

当然，阅读的心情、态度，更重要来自读者。我们都读《红楼梦》，读《杜甫诗选》，会以为在读同一本书。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读的是不同的《红楼梦》，不同的《杜甫诗选》。所以，就会发生“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杜甫得到太多的赞誉，所以另一个杜甫肯定一无所获”(诗人西川语)的现象。影响我们的书籍选择和阅读感受的，有很多复杂、甚至琐碎的原因。年龄，出身经历，所属阶层、文化素养、趣味、阅读动机，以及时代风尚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方面。心情和态度的不同，其实也和读书的具体情境有关。在地铁里，在安静的书桌前，在阅览室，在假日的湖边，在清晨或在傍晚，读书时的心情，从书中读出来的东西，常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相信这是很多人都经验过的。

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的阅读不可避免地具有明确的功利意识，准备考试，进行学术研究，获得实用知识，等等。除此之外，我想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有一种平和的，放松的，不预设过多功利目标的阅读。我将它称为“邀请”的阅读。这种阅读，有时候会带来你意料不到的发现和心境，犹如华兹华斯在《丁登寺》诗中描述的：

……我感到

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

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

像是由高度融合的东西，

来自落日的余晖……

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年，出版了“学科邀请丛书”：《政治学的邀请》、《经济学的邀请》、《伦理学的邀请》等等。这是书籍对读者的邀请。我这里说的却是读者对书的“邀请”。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自序里，说学术论文也可以采取一种快乐的、散文式的写作。他说，英文有一个词组“entertain an idea”，可以直译为“娱思”。我理解他说的“娱思”，在书籍，论著与读者的关系上，也就是一种快乐的、邀请的态度。宇文所安说的是论文以邀请的态度接待读者，我说的是读者以热情款待访客般的态度对待所读的书本。同情地倾听其中的高谈阔论，将它看做是一种可能性，而后决定是否接受、呼应，抑或拒绝、辩驳或修正。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面对书本，只是面对“一种令人感到好奇与着迷的可能”。

我想，具有这种心情的读者，他就是一个欢迎书本来访的“接待站”；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情，读书对他来说将是快乐的，由是他也将是幸福的。

在结束名为“我的阅读史”的这组文章的编排之后，我将《阅读的心情》这篇短文作为后记，是想说，回顾这几十年的读书，感到我是过早进入具有更多“实用”目标的那种阅读。因此，我在很多情况下，失去了那种放松的心情，失去面对书本只是面对“一种令人感到好奇与着迷的可能”的境界。这样，也便失去另一种意义的快乐与幸福。李零先生说的可能是对的：“学者的命就是替人读书，因而常常无法享受阅读的愉快。如果他受毕生之苦，甘之如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劳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前言》)。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