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挂在生命上空的那盏灯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仿佛有一块其大无比的黑布，笼罩着我的全部幼年时代的天空。我有眼睛，但看不到光亮。一切都是黑暗，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也没有鲜花和云彩。我那时已经懂事，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记忆，但一切记忆似乎都是黯淡的。父亲失业了，大哥也没有工作。多子女的家庭，我们没有收入，只能靠典当过日子。可是，一个贫穷的市民家庭，能够典当的又能有些什么呢！我记得，那苦难是无边无际的，今天过了不知有明天，饥饿和贫穷是我的幼年生活的全部。
我只是愁苦地走着我的路，路是艰难的，布满了荆棘。黑暗在弥漫，那块黑布遮住了一切，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我对生命感到恐惧。恐惧伴随着我的全部幼年时光。我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生下来的时候，世界还是太平的，但战争的阴云，已凝结在遥远的天边。我仿佛是为了迎接苦难而诞生。在应当是无忧无虑的童年开始的时候，我的充满忧患的记忆也开始了。
那时的中国没有一块平整的国土。位于东海之滨的我的家乡，也同样地不平静。30年代中期，正是我应当上小学的时候，可是我找不到一所可以平静地读完小学的学校。从淞沪方面撤退下来的伤兵，破旧的兵车，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都使我们感到无边的惊恐。战乱的年代开始了，我们的生活仿佛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潜藏着危机。
开始是在福州城里的一所小学。可是战争起来了，我们感到城里不安全，便迁居到了南台。当时号称“乡下”的新的居所，同样摆脱不了日益逼近的战争的阴影。独青小学、梅坞小学、麦园小学、仓山中心小学……我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学校又一个学校。敌人的飞机轰炸到那里，我们就搬一次家，我也就随着换一个学校。成年人深切感到的动乱流离之苦，我以小小的年龄同样地尝够了。
后来我们在仓山区的程埔头住了下来。经历了几番周折，我终于在这里结束了“漫长”的小学课程。仓山中心小学是我永难忘怀的学校，不仅是因为我在这里得到了完好的教育，而且是因为我在这里认识了我终生不忘的启蒙老师——李兆雄先生。在我的一生中，除了父母的教育之外，我得到过许多人的道德和学识方面的教益和恩惠，但李先生是第一人。
战乱时代的生活是悲哀的。颠沛流离再加上朝不虑夕，饥饿和贫穷，是我人生初始的基本内容。但因为有了仓山中心小学，有了李兆雄先生，我灰色无望的人生顿然出现了一抹生动的颜色。我依稀记得，李先生除了教我们语文之外，还教我们唱歌和游艺。他使我感到，生活中除了艰难和凄苦之外，还有希望和温暖。李先生那时还没有成家，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教育我们的工作，教我们识字，教我们辨认曲谱、唱歌和演讲，还带领我们去远足。他给我们原先非常单调无趣的生活带来了笑声和歌声。
我幼年时不甚活泼，只是喜欢读书，对歌舞演剧等事都缺少悟性和兴趣。但不知什么原因，那一年圣诞节，李先生却让我参加了基督教会组织的平安夜的演出活动。在一所教堂里，我们排练了一个简单的歌剧，那节目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叫做《钟声响了》，大概是报告基督诞生的喜讯，敲响了午夜的钟声的意思。李先生为了纪念这次演出，送给参加演出的每一个人一张演出的剧照。这张照片经历了六十余年的风雨和烽烟，从家乡到海岛，从南方到北方，如今还被我珍藏在身边。它保留了我童年的形象。
也就是从那次活动开始，我知道李先生除了是一位敬业的老师，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的父母是信佛的，我对基督教并不了解。但因为李先生的影响，我终于对这个来自西方的陌生的宗教精神有了一些认识，最突出的一个感受，那就是这里面充满了友爱和同情心。李先生以他博大的爱温暖和抚慰了我那颗不断受到伤害的幼小的心灵。就这样，在动荡的、求救无望的年代，因为身边有了亲切而友爱的师友，我的生活终于掀开了黑暗的一角，望见了天外的光亮。当然，我并没有宗教意识，我最终也没有信任何宗教，但我信人间的一切爱心。那是李兆雄先生给予我的。
我的苦难的生命经历并没有结束。小学毕业要上中学了，可是我仍然找不到出路。此时已是40年代，一个战争结束了，另一个战争接着打。我的所有的日子都弥漫着瓦砾和硝烟。濒临绝境的家庭，没有任何可能为我提供足够的中学学费。但如同当年绝望之中发现希望一样，命运并没有最后拒绝我。那年我考上了英国人办的三一中学（Trinity College of Foochow），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英国式的教育使这里充满了贵族色彩，除了良好的师资、严格的校规，学费的昂贵是一大特色。仰望着那里华贵的教堂和高耸的钟楼，我又一次地感到了绝望。
博大而慈爱的李先生再一次把我带出绝境。他通过自己在三一学校担任校董的长兄的推荐和介绍，破例给予我这个各方面都非常一般的学生以减免部分学费的优惠待遇。如此一直延续到我离开三一中学为止。40年代战争结束之前的中国，我只说一个事实你就可知那时的艰难，我们中学生交学费用的不是钞票而是成袋的大米！试想，以我那个没有任何收入的家庭，到哪里去找这些金钱都换不来的大米呢！由此可知，要是没有李先生的力荐，我这个贫穷家庭的孩子，完全不可能跨人中学的门槛并受到良好的教育。
从我初识世事到童年，到我饱尝人生忧患的青年时代，李兆雄先生一直是指引我从黑暗望见光明，并让我相信世上尚有光明的一盏灯。我庆幸，我的幼小无靠的生命中，因为有了这位始终出现在我的人生绝境并向我伸出救援之手的神遣的使者，我才能够有生存和奋斗下去的勇气。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童年，回想苦难，回想那始终悬挂在我生命上空的那盏灯。
P13-16
张志忠
编选这本散文集，让我有重新审视谢冕先生的人生轨迹的机会。
放眼望去，近代中国以来，世事沧桑，变化频仍，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断裂层。同时，抵近观察，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以他们的生命的连续性，创造着也弥合着、体现着也超越着这一个个的断裂，加入和推动着时代，延续着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命脉。
谢冕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为诗歌的一生。从40年代后期在福州的报纸上发表散文诗算起，到现在仍然在担任北京大学诗歌研究所所长，仍然在发表诗歌研究论文，主编《诗探索》，他对诗歌的追求和品评，跨越了六十余年的漫长之旅。
多年来，先生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化，为推动新诗潮的发展，花费了大量的心血。50年代末期，他和北大的几位同学一道，编写《新诗发展概况》，这是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的第一次全面梳理；新时期伊始，他率先为“朦胧诗”呐喊助威，如今，当年的“异端”已经成为今天的“正典”；近年来，他又致力于《百年中国新诗大系》的主编和出版工作，以浩大的篇幅和磅礴的热情，树立一座新诗的丰碑。
尤为可贵的，是他对青年诗人的着意扶持，三十余年间，他为青年诗人作序写评，不遗余力，在当代诗评家中可以说是为数最多用心最多的。收在《阅读一生》中的《女性的天空》全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早些年间和先生交谈，我曾经劝他说，不用这样来者不拒地接待和支持每一个来访者、来信者的作序写评的恳求，这样的杂事太多，沉不下心来，会妨碍了做更重要的学术研究。先生对日：不能把青年人挡在门外啊。那些来自远方的访客和书信，在先生这里得到了热情的回响，不管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还是诗人们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不管是有过一面之缘，还是素不相识，在先生这里都不会碰壁。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一位不知名的青年人已经去世，他的哥哥为了满足亡者的心愿，将他的诗歌编成集子，到先生这里求序，先生欣然允诺。在先生这里，与青年诗人的交流，并无等级差别，首先是一种情感和诗性的撞击吧。就像鲁迅当年，为那么多的青年作家写序，称赞青年人的生命热力，被鲁迅评价过的青年作家，有许多今日已经湮没无闻，反而是鲁迅的文字成为评论文体的典范。但是，文学评论，毕竟不是选择“绩优股”和“潜力股”进行投资，扶植新人，推荐新作，以“新松恨不高千尺”的迫切，为新人新作推波助澜，又在这种推助中，为当下文坛留下参差错落的风景，才是这些真正有见识有热情的大家们的风范吧。反观诸己，若不是当年先生不弃草芥，把稚拙愚钝的我收留在门下，耐心提点，在先生来说，不过是少了一个来自古城太原的弟子而已，在我自己，可能人生的轨迹就会产生很大的改变，学术之路会走得异常艰难吧。
中国的传统诗论，不论是以诗论诗，如杜甫《戏为六绝句》，还是写成散文体，如钟嵘《诗品》，都是非常富有诗性的，有内在的抒情色彩。先生的诗评，承其脉络，又兼得别林斯基的思想空间和华美色彩，无论篇幅短长，都是非常感性的，用今天习用的组词法来说，是非常富有情感的力量，既有哲人的睿智，也富有诗人的华贵。他往往不喜作一二三四式的排列，不做纯客观的远距离的分析，总是会撷取诗人创作的若干特征，用自己的强大的“主观战斗力”——模仿胡风的话语——将其生发开去，在相互的心灵撞击中，形成慧眼独具的评论。读其评论，既是在理解诗人，也在同时阅读先生的心灵。
先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文化人，坚守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行为准则。他并不拒绝电视，不拒绝流行，非常喜欢电视台播放的一些流行歌曲，邓丽君、毛阿敏，都是为他所欣赏的歌手。2008年，他还在搁笔多年后写了一首朗诵诗——《做梦都想跳芭营的李月》，由老艺术家顾威在关于汶川地震的电视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一时传为佳话。但是，他又是和电视保持距离的，多年来，他都拒绝做电视访谈，拒绝面对电视做即兴的评点（唯一一次破例，是在深圳参加读书月活动，遭遇的猝然发问，对读书活动予以高度评价）。往大里说，现代传媒对信息传播的霸权，对被访问者的预定诱导，以及面对镜头的表演性，都让先生心存警觉，避而远之。往小里说，在许多场合，先生的发言，都是精心准备的，都是先写成文字的，尽管他从来不念稿子，而是在特定的场域中，将有备而来和即席发挥、理性思索和情感飞扬，融合得天衣无缝，但是，内在的严谨，一以贯之。2009年，我主办一个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请先生与会助阵。先生事先就提出。，没有准备，只到场，不发言，我也不再强求。他拒绝电视采访，避免记者们的“突然袭击”，我想这也是原因之一。这是先生对学术研究的庄重态度使然。最让我感慨的是，先生七十寿辰时，为了表达我们的敬意，十几个弟子在寿宴之前，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谢冕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我们都是即席而谈，临场发挥，到先生致辞，他却从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来，令我们汗颜无地。他还写过一篇《我只想改一个字》的短文，为自己当年在文章中用了那么多的“匪”字感到羞愧。“蒋匪”、“白匪”、“共匪”，曾经是数十年间的流行话语，彼此彼此，互相“对等”，并非哪个人的首创，先生不过是沿用了现成的熟语，但他绝不推诿自己的责任，对自己进行毫不留情的清算，却是至纯之人方能为吧。
诗心纯粹，世事难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过，文学研究只是其生命中的一个方面。纵观百余年的中国，大约只有到了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才出现了大中小学、硕士博士一路读上来的纯粹的书斋学人。一个多世纪的动荡时势，造就了学院与社会、文人与政治的难解难分的纠葛。先生甚至说，燕园的特性就在于它的“不单纯”：“燕园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单纯。就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把青春时代的痛苦和欢乐、追求和幻灭，投入并消融于燕园。它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未名湖秀丽的波光与长鸣的钟声，民主广场上悲壮的呐喊，混成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校园记忆。一种眼前的柔美与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种朝朝夕夕的弦诵之声与岁岁年年的奋斗呐喊的合成，一种勤奋的充实自身与热情的参与意识的合成。这校园的魅力多半产生于上述那些复合丰富的精神气质的合成。”先生自己就不是单纯的文人。他出生于福州一个贫寒却又有着悠久家族史的谢家（堂号日“宝树”，和冰心先生可能是同宗），受到冰心、巴金先生的作品感染，黑暗现实的激刺，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写作，倾吐自己的愤慨不平。在福州解放后的一个星期，就投笔从戎，在战争硝烟尚未散尽的海防前线，巡疆守土，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革命军人”和“中共党员”的光环，并没有笼罩在他身上。1954年，在即将实行军衔制之前，先生被安排转业，个中原因，是他有个哥哥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就业（就是《给涛哥的信》中的涛哥），被视为有“海外关系”，不被信任。这样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先生，直到改革开放的时代，使他一直是个“边缘人”，既有着非凡的经历，又拖着不详的暗影。不知道这种“边缘人”的心态，和他后来对诗歌的“异端”，即“朦胧诗”的鼎力支持，是否有内在的关系？我这篇短文，无法展开这个话题，只想给有心人提个醒。
先生热爱生活，兴趣广泛。他喜欢种花养鸟，喜欢游山玩水，喜欢照相。这些爱好，在他的文字中也有所表现。先生还是个美食家。近些年来，每年我们都有几次师生聚餐，菜肴上了桌，我们每每要请先生点评，也非常认可先生的精致口味。同时，先生又有豁达和融通。他经常会对一些菜肴赞不绝口，而且亲力亲为，大快朵颐，让共餐者也胃口大开，频频动筷子。但是，先生却很少会说哪个菜难吃，味道差。一起进餐的次数多了，我悄悄问过，先生说，味道好坏，都是别人点的，何必扫了别人的兴致呢？还有，先生酒量极好，兴致极浓，每逢聚餐，众弟子各自带来白酒、红酒、洋酒，加上餐厅里的啤酒，先生是来者不拒，有“酒”无类，而且每每倡导把桌上所有的酒都“扫光”，让我们几个弟子屡屡醺醺然摇摇晃晃而归。我这次编选先生的散文，忽然发现，这么喜欢点评餐饮菜肴，先生却没有一篇谈美食的文章。先生答日：有心无力，没有时间啊。
从诗歌说到美食，似乎有些拉杂。我的意思是说，在先生这里，对待餐饮菜肴，和对待诗歌的态度有些相似，第一，有教无类；第二，选精拔萃。前者是基础，没有一个广泛的视野，没有一个大规模的播种和助长，就没有广袤的原野；后者是典范，是标高，是追求的目标。两者兼顾，当然是最难的，却也保证了先生足以掌握各个领域的原生态，足以体现一个热爱人生、兴趣广泛的学者的博大襟怀。纯粹与不纯粹，就在此交汇。当然，这和好好先生无关。新旧世纪之交，先生对诗歌现状疾言厉色的批评，曾经让很多青年诗人甚为不快，似乎当年的“青年导师”演变为“诗歌杀手”，先生却坚持己见，反复言说——有接受，就有拒绝；有担当，就有选择。是为序。
2010年8月
《阅读一生》是一部以“阅读”为主题的精美散文。在《阅读一生》这部散文集中我们可以阅读作者谢冕的一生：从青少年的苦涩艰辛、对诗歌的执著的爱到考入北大、插上飞翔的翅膀翱翔于诗歌的殿堂再到中老年面对亲友去世的悲怆情怀的展现；我们还可以领略作者谢冕的一生阅读：他的关于“生命因诗歌而美丽“的美好追求，他的关于“中国诗歌梦想”的期盼，他的关于“诗歌是民族骄傲”的论断，他的关于闻一多、冯至、九叶诗人的诗论，都深深呈现了一名人文学者的一生阅读的广度与深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女性诗歌创作群的诗论更是为我们呈现出了女性文学天空的明净与辽阔。
在《阅读一生》这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位人文学者对于诗歌理想的苦苦追求，对于苦涩青少年代的深深追忆，对于亲情、友情的深深眷恋。尤其是关于诗人及其创作的评论，更是对当下诗歌创作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与意义。
在这部书中，作者谢冕对诗歌创作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并着眼于诗人及其创作的评论，从而将“论诗”与“论史”巧妙结合在一起，在历史的维度中考察诗人的创作及其艺术成就，尤其是对当下女性诗歌创作群的论述深入独到，填补女性诗歌研究的空白。
本书是一部既具丰富人文内涵又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优美散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