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典藏”是一套再现云南民族文化的经典丛书。周良沛收集整理出来的这本《古歌》为该系列丛书之一，是五十六年前《古老的傣歌》的新版。这本小册子，在当时是以组织的力量和形式，大力、大量在“搜集、整理”云南省内傣族和纳西族两个少数民族的民谣和叙事的诗体作品中的产物。

本书是由周良沛收集整理出来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典藏《古歌》。

《古歌》由《古老的傣歌》和《纳西古歌三首》组成。

《古老的傣歌》是一九五六年的新版。其中，除《路遇》、《一杂菊花》，其余的《怨歌》、《婚歌》、《盖屋》、《战歌》等，皆为当地其时名之“赞哈”的职业歌手所唱的记录。

《纳西古歌三首》是纳西人抒情、叙事他们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家庭、婚姻生活的悲歌。除了诗的审美，对纳西人的社会结构、世态风情，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新版书前

古老的傣歌

 路遇

 婚歌

 一朵菊花

 怨歌

 传歌

 战歌

 盖屋

纳西古歌三首

 达勒·乌萨米

 猎歌

 游悲

出版后记

路遇

男：我们又在这里相遇，

 姑娘，你家在什么地方？

女：我的家在不远不近的村庄，

 哥哥，哪里又是你的家乡？

男：我家叫满当垫满哦，

 是一个自由的村庄。

 姐姐，我的口里淡淡的，

 你是否带来果子，给我尝尝？

女：果子，我没有带来，

 只有果林的花儿正开。

男：你不能给我果味尝，

 那给我一朵花吧，插在衣襟上。

女：我真想送你一朵花，

 可是无数朵，不知你爱哪一个她？

男：好多花，我不看在心上，

 只有一朵，开在我的身旁。

女：哪朵花是开在你身旁，

 你想她，可又怎么想？

男：芭蕉熟了吊在树上，

 孩子想要天上的月亮。

女：哥哥，月亮圆圆的才好，

 你为什么爱它缺了一方？

 哎，我不知道你在怎么想，

 是不是已经爱上十五的月亮？

男：十五的月亮曾滑过我头上，

 我单单爱月儿缺了一方。

 假若我昧着心爱上了她，

 铜巴里，你怎么不见我把她装上？

 倒是你像鹦鹉一样满天飞，

 不知哪个猎人，拿到你的翅膀？

女：不，我不像鹦鹉在满天飞舞，

 我是孤独的若肖，不出门一步。

 除了母亲，我没见过外人，

 我爱淮？你是我看见的第一个男人！

男：是哕，过去有人说：

 “是神决定的，我们相遇在这条小路。”

 那你有什么话都对我说了吧！

 你看到的第一个男人，是否能做你的丈夫？

女：若上天已定我们的姻缘，

 终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

 哥哥，日子还长得很哩，

 你又何必太急！

 我俩的姻缘还像根信梅波，

 要牢，要成粗线，还得用力搓。

 只要你不忘记我，

 我会记住你啊，哥哥！

男：我爱你爱在心底，

 可是又没东西送给你——

 世上会有这样的女人，   不用什么也能拴住她的心？

 唉，我真怕你三心二意，

 弄得我也心神不定……

女：只要你对我说真话我就爱你，

 我给你个铜钮作个订婚礼；

 它一面可作我俩结婚的被面闪闪发光，

 它一面可作枕头，我俩好枕在花缎上。

男：一心想伸手接过铜钮，

 男人家在这时也脸红、害羞；

 我像看到饭，当我饥饿，

 伸出手去，你交给我！

女：哥哥，希望你也给我一个你心爱之物，

 你又给我什么？

男：你哥哥出门来不及带东西，

 只带了一个装烟的小盒盒；

 用它和你订婚最合适，

 它每时每刻都跟着我！

 鄂圭过去就是十二月，

 把你娶过来，可好哕！

婚歌

暮色苍茫的黄昏，

小姑娘走出了树林；

背一捆干柴回寨来，

把坪地打扫干净。

烧起火塘纺线子，

等待小伙子来串门；

凳子不够有篦棚，

篦棚不够地上蹲。

年纪大的不留他：

“这里没有你的分！”

年纪轻的对他说：

“请坐请坐，谈谈心！”

小伙子对小姑娘说：

“我不敢多耽搁，

怕你有了相好的吧？

他见了会打我！”

小姑娘拨了拨火，

低下头来对小伙子说：

“我倒是孤单单的一个，

就怕你有了老婆！”

“既然彼此都没有对象，

就应该诉一诉衷肠。”

他们就这样谈得知心，

一直谈到夜深……

第二天他拉着胡琴来了，

还是小伙子独自一人；

小姑娘一眼就认出了他，

而且懂得了他的真情。

“你若真心将我追求，  就该到我家竹楼，

去对我爹妈说说，

您是怎样爱我！”

“这时已经夜深人静，

不便打扰你的双亲；

我愿珍惜这样的时刻，

陪着你，看着你，直到天明……”

第三夜他带来了一管笛子，

站在竹箩边上发痴；

小姑娘猜到是有了喜事，

反而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两家长辈都合得来，

如今就等媒人安排……”

小姑娘把他引进竹门，

火塘边又开始了细语低声……

P2-11

五十六年前，一九五六年六月，云南人民出版社请著名军旅画家梅肖青画封面和插图，出版了我此生第一本署有我姓名的公开出版物《古老的傣歌》。它也是出版社之后出版了系列民族民间诗集所开始的第一本书。这本不到五十页，在当时新的共和国物质还不富俗的条件下，印制得很粗糙的小册子。对我个人，自有它非一般的纪念意义。不想，出版社所保存的大量资料中，在那个岁月，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出版社本应留有的这本样书，竟然也无法再寻到它了。出版社的朋友，请我留下它作为云南人民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社史资料的藏本，我自当割爱。同时，我由此也想引述此时还在海外连载的长篇随笔《往世往逝》中一段有关此事的记述到——

对写新诗得向民歌学习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怀疑过，因为我知道写作和投稿这门子事时，社会的舆论环境让我知道的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是诗的范本。这样说得对不对，当时我还没有这样考虑过，也没有考虑它的水平。虽然我儿时诗的启蒙与此无关，可是，那份启蒙，在几年的军旅生涯中，已难抵制此时社会舆论环境对它的冲击。痴长几岁，才明白“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新的意识形态”的圣贤之言。无论你看它“对”或“不对”，都只能以此而论，某些己见，实际都是以个人对这一“社会的独立力量”的态度所定。离此的所想，不切实际。当时，我若去学习《王贵与李香香》那种“信天游”式的民歌，也不实际。所幸的，我所在的云南还好，撒尼人的抒事长诗《阿诗玛》，震惊文坛，这，无疑给大家开了一个好头。云南，西南，这个多民族的地域，没有“信天游”，可有别样多彩的民歌，像我在拉萨“七一农场”听藏族农工唱的《苍央嘉措情歌》，不是很好嘛！上佧佤山路过当时称之“车里”的景洪，我们请当地称之“赞哈”的职业歌手所唱的歌，经我和公刘合作记录、整理，先后在《云南日报》、《人民文学》发表。不少读者公开表达了对它的热情。后来坐在编辑室去不了车里，打听到“云南民族学院”会唱歌的傣族学员，则请了他们出来唱。他们不像“赞哈”，唱它的形式可能与它民族文化的经典性，与傣族传说或神话式的记史和祭祀的内容有关。才有“赞哈”盘腿而坐，纸扇遮脸，“嗡嗡嗡”的，像蝉呜一般，半天才唱出一个字音的吟诵。傣族学员唱的是小调，而且他们都有一定的汉语水平，在“通司”口译它的过程，唱的，译的，双方对汉译所选用的词语，不时还有交流、商榷。这使我相信如此记录整理的文本，比较记录“赞哈”所唱的，它更贴近原唱的原义原形。

当时，我在很多场合都公开表示：这只能是一种过渡的办法，等这些民族懂双语，自己有一定汉语文字水平的新文艺工作者出来直译，这些如此“记录整理”的文本，除了可作特殊的档案资料，自当一概作废。

不想，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虽然别的民族不像佧佤人从原始氏族部落越过千年一跃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而，从封建庄园一跃至此，也是多少个百年的飞跃。新一代的年轻人，追求自身的“现代化”时，已无法让他们接受那种口传身授的传统民歌的演唱之继承，而是选择城市传唱的流行歌曲，或现代摇滚。否则，应当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既是民族精神的壮大和弘扬，还能直接创造不少物质财富、经济效益；可惜，它却为现代物质所侵蚀而淡化了自我。一个人口不多的族群，尤其是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文化是他生存的根基，若在追求现代物质时尚时疏忽了它，只是在节日以一套民族服饰作为民族标志，而生存根基的文化之削弱，无异是对自身民族性的慢性自杀。唉，天难如人愿，原先想来后来该当作废的东西，不想反而成了抢救下来的宝贵民族文化遗产。这当中，包括那个时期大批汉族文艺工作者，大多还不是像我这样的“个体户”，是受命组织“工作组”以口唱、口译、笔录，加以当时名之的“整理”加工所留下来的几十部书的文本。不论此时多方的局限还为它留下多少遗憾，现在看来，也只能抢救下来是多少算多少，抢救下来的是个什么样子就算个什么样子了。不然，被遗忘于“现代”，被“现代”淹没，则是无法挽救的。时至今日，不少扬言以“文化”建“大区”、“强省”作“秀”(show)者，当今日的条件好多了，对能够、应该抢救的却不屑一顾，那么，历史对他等的“政绩”，不仅不可能加分，肯定也推卸不了他等对此的历史罪责。

可是，当时以此为荣，以它对兄弟民族文化的尊重所厚重各自民族的自尊所平等与相互尊重的民族团结，为筑成国家的精神长城，是添了砖，砌了砂浆的……

对此，我也算沾到在云南的光，对个人，契合“新诗”在另一个天地之所以“新”的探索，以个体的方式，先后也做了不少类似的“整理”工作。第一本署有我名字的出版物，就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出版的《古老的傣歌》。随后长江文艺_出版社出版的《藏族情歌》，首印的当月就加印，且一印再印，很受欢迎。再往下，则是纳西族的三首古歌之清样都出来了，因为“反右”，中国青年出版社才拆版。这些民歌，经过汉译，自然无法保留它原本的民族语言特色，反而是以当时新诗创作大多所采用的“半格律体”所定型，无法与“信天游”挂钩。我也无法用民歌体写作，这与我接受的整体文化教养不协调，也不是以接受某种指导思想所理性的理念在一时半刻可以改变过来的。但，从中我同样受益匪浅，不是简单的一种形式的移植，是感悟生活从诗思所开始的诗化……

现在这本《古歌》，是五十六年前《古老的傣歌》的新版。这本小册子，在当时是以组织的力量和形式，大力、大量在“搜集、整理”省内各兄弟民族的民谣和叙事的诗体作品中的产物。不是现在的那种“炒”作，而是为当时同一领域内这项工作所出现的许多细致、复杂，需要比较、商榷、交流的经验教训时，因为当年的“反右”，它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介绍，甚至批评，从正面，或负面，有了对它更多的关注。为了不至于连它的资料作用也在时光的淹没中所消失而遗憾，今日有幸再版，能以资料存档，为后来对此有兴趣者所用，也是当年为此用心用力的一大安慰。但是，今日文艺作品的出版，再也找不到不满五十页的小册子了。为此，又将当年同为“反右”而拆版的三首纳西古歌汇合于此，并非凑篇幅。一是它们同为两个云南地区独有的民族之古歌；二是为它俩在“反右”中，即便“人”当“废”，也不应“废文”时，却双双被“废”了。两者汇合于此，也是很有意义的纪念。前者，因为请“赞哈”听唱、口译、记录、整理，都有文化界的公众人物、知名人士冯牧先生在场，并作指导，所以在“反右”中虽然“废”了它，却没有多说什么，加以批判。后者却不同了，因为是我个体的活动，则大加讨伐，我对口头传唱所个性化的现实性，内容的人民性之选择，竟然成了维护某些版本张扬封建糟粕之口实，诬其为“伪造的民歌”。在“大跃进”中所“跃进”的《纳西文学史》也记有此事，这种“跃进”中的文字垃圾，白纸黑字还在，最后究竟“遗臭”了谁，糟蹋了谁，自有历史和时间的公论。没有必要多说什么。“十年动乱”后，我在京沪的图书馆，寻找那些个人已散失的剪报之原载的报刊时，曾将这三首纳西长诗题为《伪造的民歌》，准备加以说明署名出版。细想之下，过去的“运动”之中，跳出一些造谣中伤、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丑人丑事，实不为怪。“运动”之中，若无这类角色登场，也开不了锣，唱不成戏。我无权以一时之情绪，将真正的傣、纳西人民之文化创造，为此不敬。但在这些长诗被“废”之后重见天日，得以再印日寸=说这么几句话，还不多余。

周良沛

2010年6月21日屏边

中华民族成员众多的大家庭，在漫长的历史中，各民族和谐相处、广泛交流、共同发展，创造了极其丰富、极其灿烂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国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的民族民间文化尤其显现出令人惊艳的多样、深厚和美丽。其中，云南民族民间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民族民间文学，不仅因其集中、精确地表现了云南各族人民在语言艺术上的无限创造力和天才美感而具有值得我们一代一代永远珍视、从中汲取无尽养料的文学价值；更因为这些大多以口传形式长期在各民族的民间流传，或口传、书载并存的民间文学作品，最为真实、充分地积淀了各个民族从原始先民到当下漫长历史中关于世界、信仰、历史、人生等等方面的认识、智慧，从而具有民族的文化之根、灵魂故乡的意义，是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的最可宝贵的资料，也是建设和谐平等、共同进步的民族关系，使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继往开来、走向共同繁荣的伟大财富。

几十年来，各民族学者、文化工作者历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搜集、整理了大批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质与量都堪称惊人的民族民间文学宝库，并且这一事业仍在继续。云南人民出版社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出版了大批同类作品。正是在这样深厚的积累基础上，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典藏》，以再现云南民族文化的经典。《古歌》为其中之一。

《古歌》由《古老的傣歌》和《纳西古歌三首》组成。

《古老的傣歌》是一九五六年的新版。其中，除《路遇》、《一杂菊花》，其余的《怨歌》、《婚歌》、《盖屋》、《战歌》等，皆为当地其时名之“赞哈”的职业歌手所唱的记录。演唱形式可能与它民族文化的经典性，与傣族传说或神话式的记史和祭祀内容有关，“赞哈”盘腿而坐，纸扇遮面，“嗡嗡嗡”的，像蝉鸣一样，半天才唱出一个字所吟诵的这些歌，涉及劳动、爱情、历史、战争极其广泛的内容。如此的演唱，不说绝迹，也已经很难再看到它了。这里虽非用影视手段，读其文动情，知情知心，如历其境。

《纳西古歌三首》是纳西人抒情、叙事他们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家庭、婚姻生活的悲歌。除了诗的审美，对纳西人的社会结构、世态风情，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在纳西人的百科全书《东巴经》中全有记载。但在东巴的象形文字中，职业东巴对它的讲读、吟诵，每个象形图形，并非只是单独的一个字，可能是个很复杂的细节，是个完整的故事。因此它的口口相传，尤其是殉情者至今并未在丽江雪山完全消失，男女殉情前，依照他们古老的风习所唱的《游悲》，既有古老的歌，为男女死前提供了一种传统的淋漓尽致的抒怀方式，也无法离开此时此刻男女生存状态的现实倾诉。因此，每对殉情者的对唱，都是《游悲》的一个新的版本。只是在那种特定的景况下，不可能有第三者在一旁记下此事，他们唱过，也双双仙逝。尽管如此，仍然留下不少不同的版本，它们更贴近现实，也相对疏远了原《东巴经》中的宗教色彩。

历史距我们更远了，存在的资料更可贵了。

此次再版，系采用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的版本，文字未做改动。

编者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