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近20万字的篇幅，生动地描述了杨敬年101岁“大写的人生”，展现了杨敬年跌宕起伏、悲欢离合、命途多舛的坎坷经历。全书意境高远，结构严谨，论述缜密，文字流畅，集思辨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具有撼人心灵、催人泪下的感染力。

杨敬年先生是南开大学资深教授，虽逾百岁高龄，仍在坚持工作，继续人生求索，形成令人瞩目的“杨敬年现象”。

本书作者选取独特的视角，围绕杨敬年的求学之路、政治沉浮、南开情结、学术造诣、情感世界、养身之道、诗文陶冶等侧面，较为详尽地解读了杨敬年在与命运搏斗和治学过程中，不断提升人生境界，由学子到学者、再到“天地境界”的智者的求索动因与路径。从而为探寻人格真谛、探讨人生境界与和谐社会的关联，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借鉴，凸显了研究“杨敬年现象”的现实意义。

全书意境高远，结构严谨，论述缜密，文字流畅，集思辨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具有撼人心灵、催人泪下的感染力。

天地智者的普世价值

 ——读孟宪刚新作《天地智者》(代序)／周鸿飞／001

自序／011

卷首：大写的人生／001

第一章 漫长的求学之路／005

 特殊的启蒙教育／005

 半工半读的中学生涯／009

 难圆的出国之梦／011

 牛津大学的博士／013

 “头童齿豁”志不移／015

第二章 南开情结／019

 经济研究所与何廉／020

 抗战八年情系南开／025

 五位恩师／026

 请张伯苓老校长吃饭／034

 南开精神之真谛／036

第三章 做人的顶峰／041

 “一段光荣历史”／042

 追求进步与光明／044

 身在英伦心系祖国／046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047

 实现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050

第四章 杰出学者：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053

 宽广而深厚的学问基础／053

 过硬的语言功底／057

 丰富的教育思想与实践／059

 名副其实的“三大家”／062

第五章 研究发展经济学：可超不可越／067

 “一课三书五文”／067

 为什么选定发展经济学／068

 诠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071

 对外贸易发展战略／073

 计划与市场／075

第六章 《人性谈》：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077

 为什么谈人性／077

 人性到底如何／079

 永恒的两难问题／081

 人性与人类社会的发展／085

第七章 翻译《国富论》：余勇可贾／087

 杨译本为什么畅销／088

 斯密其人其书／090

 神秘的“看不见的手”／093

 社会演进的最后动力是什么／097

第八章 命途多舛不忘恩人／101

 第一位恩人：外祖父／101

 患难夫妻／102

 贤惠儿媳／106

 滴水之恩永怀在心／109

第九章 中国古典文学的陶冶／113

 常怀浩然正气／116

 常以古人自勉／118

 常信福祸转换／119

 常持善爱之心／121

 常悟天地境界／123

第十章 四条原则：长寿的秘诀／125

 安度晚年：养身与养心／125

 养身：贵在持之以恒／127

 养心：积极使用大脑／128

 追求“天地境界”／130

卷尾：“天地境界”的智者／135

附录一 杨敬年年谱／141

附录二 《期颐述怀》中南开师生评析杨敬年文摘／151

附录三 杨敬年与作者通信选摘／156

主要参考书目／175

后记／177

在何廉先生之外，杨老经常提起的南开老先生还有：方显廷、张纯明、李锐、陈序经和杨石先。为了纪念这五位南开的老先生，也为了使南开的后学们进一步了解包括杨老在内的南开人，我们在这多用一些笔墨。

方显廷先生是浙江宁波人，1903年9月6日出生，是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马寅初、刘大钧、何廉齐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与杨老相似，方显廷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敏。1917年只读了一年中学，就进上海厚生纱厂学徒，幸得厂长资助，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高中。1921年赴美学习，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转纽约大学后获经济学学士，后又在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29年1月受聘于南开大学，任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1年后改为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经济史教授，从此方显廷先生与何廉先生共主南开经济研究所。何先生善于运筹帷幄，主要负责对外联络、筹集资金等工作；方先生则精于学术，负责教学与科研，二人配合默契，可谓黄金搭配，被世人称之为“何不离方，方不离何”。

1936年何廉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经研所的日常所务便主要由方显廷主持。1939年经研所由昆明迁往沙坪坝重庆南开中学内，在方显廷的主持下恢复了研究工作。方显廷重点研究战时的通货膨胀及战后的经济建设问题，先后撰写了《中国工业资本问题》、《战时中国经济研究》、《战后中国工业化》(英文)、《中国战时物价与生产》、《战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太平洋各国经济问题》等经济专著。抗战胜利后，方显廷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首任执行所长。1947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1968年退休后重返教学第一线，应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85年3月20日方显廷在日内瓦寓所病逝，享年82岁。

1938年杨老来到贵阳，参加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虽然“何先生还是会长，由方先生主持工作”。当时“经常有从北方来的南开人经过贵阳，方先生每次请客吃饭，都请我和我妻子作陪，对我初从农村出来的妻子总是给帮着脱大衣、穿大衣，礼遇备至。”杨老在协进会工作名义月薪100元，实际由方先生的研究所补助10元。后来，张纯明先生致信方先生，约杨老去重庆行政院工作，月薪200元，方先生认为“不便耽误我的前程，让我去重庆”。几件事情，十分生动、具体地体现出方显廷先生和杨老的质朴而又深厚的师生情谊。杨老在谈到方显廷先生时，无限深情地说：

自1936年至1939年，我有幸有机会与方先生接近。他醉心于研究中国经济史，充分体现了他的忠于学术事业的精神。他为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呕心沥血，充分体现了他的忠于祖国教育事业的精神。他与何先生精诚合作，亲密无间，展示了他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宽厚诚挚、温文尔雅，显现了他的旷世的人格魅力。所有这一切，给我以无形的启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我所受赐于方先生者，实在无法衡量。

张纯明先生，字镜轩，又名永昭，1902年出生于河南省洛宁县。1922年毕业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英文班，1929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对“比较政府”、“比较政党”、“比较宪法”等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曾经由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学会提供经费，去苏联、德国、法国、英国、瑞士考察。1931年应张伯苓校长的邀请，回国出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抗战期间曾任行政院简任秘书，河南省民政厅厅长。1949年张纯明夫妇迁居香港，后来去台湾，任“行政院”参议、“中央研究院”院士、博士生导师等，还被聘为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67年3月任“驻联合国副代表”，卸任后一直侨居纽约，1984年7月30日在纽约病逝，享年82岁。

张纯明是何廉的连襟，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是杨老行政学一课的老师。张先生在行政院任秘书时，写信把杨老从贵阳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调到重庆行政院。“张先生在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有时叫他写讲演词，到处演讲。他找我去，就是叫我替他代笔。他把我安插在行政院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当调查员，调查员共十人，每月工资300～360元，张先生说，杨敬年是学生，只要200元。”“我们并不上班，每天是各提一根手杖，到行政院走一遭”。在行政院工作，非常清闲，杨老得以“利用1939年的空闲，参加了庚款留英第七届公费生考试，结果以0.9分之差落榜”。这次落榜是由于“一时狂妄”，没有送交论文。

李锐先生1898年生于湖南邵阳(今邵东)，号笔渔。1930年南开大学毕业以后，留校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商学院讲师。1934年赴英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1936年回国，重回南开大学商学院，任教授。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税务(货物税)署副署长、川康区专卖局局长、直接税署署长，湖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长沙解放前夕，李锐辞掉官职去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贵州大学、四川财经学院、成都大学教授，是四川省政协委员。1978年10月18日病逝，享年80岁。

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时，李锐是杨老的财政学一课的老师。杨老回忆：“李锐与何廉合著的《财政学》一书讲的完全是中国的财政，在当时能搜集到这些实际资料，是很不容易的。我投考研究生时，幸亏看了他的书，因为考的全是中国财政，而我在大学学财政学时用的是印度学者歇拉斯(Shirras)的英文教本。入学时共考英语、经济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五门，都是我在大学一年级学的。会计学用英文出题，恰好大学也是用的英文教本。”当时国内的经济学课本基本上是采用欧美的版本，南开坚持自己编写教材，联系中国的经济实际，实属不易，这是南开将经济学“本土化”的例证。

何廉在中央团部任经济处处长时，李锐是兼职秘书。杨老此时从行政院调来任助理秘书，因为该部没有此职务，故一并派为秘书。后来李锐到财政部工作，就把杨老介绍到财政部任荐任秘书，还有南开经研所第一届的同学陶继侃，一直工作了两年。这期问，杨老“经常在办公室看书，准备考留学”，在和李锐先生共同工作的这两年，为考取第八届庚款留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抗战八年，杨老和李锐先生共同工作了三年，给杨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P27-29

200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南开大学时，十分怀念南开母校的学长和前辈。他说：“我讲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它是我们许多学长、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铸成的，这就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坚持发扬南开的品格，坚持南开的精神。”

2009年10月是南开建校105周年，温家宝总理的话道出了南开人共同的心声，也是对每一个南开人的殷切希望和重托。作为南开人，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总结南开学长和前辈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以他们为榜样，秉承“允公允能，曰新月异”的校训，继承南开传统，弘扬南开精神，在新时期为祖国奉献和创新。这是南开人责无旁贷的、光荣的历史责任。

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先生，从1936年考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算起，已是73年的南开人了，是迄今健在的最年长的南开人。他说：“我始终以能做南开人度此一生而自豪。”我有幸于20世纪70年代受业于杨敬年先生。杨老一生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一直在感染和激励着我辈南开后学，我很早就萌发过为杨敬年教授写一本传记的念头。2007年5月，99岁的杨敬年教授出版了自传体的《期颐述怀》，我的这一想法也就暂时搁置了。但是，要为杨老写点什么的念头，始终在我的心际萦绕。

2009年春节，我去给101岁的杨老拜年。临去前我盘算：话题尽量轻松，时间不能过长，绝不能让杨老累着。岂料，见到杨老后，他精神饱满，思维敏捷，侃侃而谈，像30多年前为我们讲授外语课那样，重重地给我上了一课。

杨老说他最心仪的哲学家是冯友兰先生，在抗战前即读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接着杨老讲了冯先生《新理学》中的四个哲学概念：“理”、“气”、“道体”和“大全”，讲了《新原人》中的人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讲了儒家、道家和佛教三者的联系和区别，讲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演变过程，讲了人性，讲了中国的传统哲学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等。临别时，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读点哲学，特别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回家后，我感到很激动，也很惭愧。我激动的是，杨老的话太凝重了，发人深省；我惭愧的是，没有按照杨老的嘱托以学问立身，至今一事无成。于是当晚写下《牛年第一课》短文，发在南开大学1977级经济系同学创办的博客网“马蹄湖”上。

《牛年第一课》在南开校友中引起了共鸣，大家认为，百岁教授杨敬年的一生具有撼人心灵的传奇色彩，他的百年人生和中国的百年沧桑紧紧相连，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去解读。虽然有了《期颐述怀》，但那毕竟是杨老的自述，杨老不能也不便为自己作出定位和评述。作为杨老的学生、作为后学，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认识杨老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成就，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和教益，值得思考。杨老在晚年为什么对人性、对哲学这样感兴趣，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人性、人的境界、和谐社会，这其中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和规律，杨老悟出了什么道理，值得研究。如果把杨老的一生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又是什么，值得探讨。

带着上述的想法和责任感，我又一次造访了杨老，并表示，我不度德量力，想尝试写一本“解读杨敬年”的书，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杨老说：“我一生走过的道路是不足为训的，因为它很特殊。如果有人愿意总结，那是件好事。至于对其他人有什么借鉴意义，那就由大家去评说吧！”

杨老学贯中西，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涉猎经史子集，对文史、经商、政法、英语造诣颇深，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儒、道、佛钻研精通，一生经历特殊复杂、阅历丰富，对中西方社会皆有深刻体认，为世人所敬仰。对我来说，解读杨敬年是一件难度颇大的事情，需要补的课太多了。我只好先给自己“充电”：我把杨老平反以后撰写的几乎所有专著、译著和论文，重新学习一遍，做了重点笔记；把《期颐述怀》和能找到的有关杨老的报道和评论重新阅读；为了理清杨老的人生经历，编制了“杨敬年年谱”；为了亲身感受一下杨老幼年和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我和校友李瑞琴到杨老的家乡湖南的汨罗、岳阳、长沙走了一遭，走访了杨老的故居、外祖父家、岳父家、杨家祠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等处；为了弄清《期颐述怀》中涉及的人物之间的关系，编制了一个“杨敬年族谱”。收集和阅读了一些参考书籍，主要是经济思想史和哲学方面的。杨老精通古典诗词曲赋，文章中时常引用，我不得不到处查读引文原文。一路走下来，我以速成的方式，补了《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南开校史》等课程，虽然不深不透，水过之处，地皮也算湿了。

《期颐述怀》真实、全面地记录了杨敬年一生，是我写作的主要依据。我要写的既不是传记，也不是纯论文，是对杨老一生的经历、遭遇、言行、思想感情、学术成就的解读，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我为本书设计的结构是这样的：卷首和卷尾两部分是综合讲述，中间部分是分题讲述。卷首部分粗线条地勾画出杨老的全貌，再现杨老一生的主要画面，使读者对杨敬年有个比较形象、具体的了解；中间分为十个分题，从十个不同的侧面和多种视角对杨老进行分析和解读。内容包括杨老的求学之路、政治沉浮、南开情结、感情世界、诗文陶冶、养生之道。此外，使用了四个分题的篇幅，为杨老在学术上作一定位，除了说明杨老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之外，还专门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人性谈》、《国富论》作了介绍和评述。卷尾部分总结、概括全书，分析了杨老由学子到学者、再到智者的发展过程，对“杨敬年现象”作了初步探析。

本书整体上不是按时间顺序撰写的，但有些分题有按时间顺序铺陈的必要，由于要照顾到它们独立成章的完整性，所以在时间、事件、引文上有某些重复，但观察的视角不同，分析的侧重也不一样。附录中附有《杨敬年年谱》、《(期颐述怀)中南开师生评析杨敬年文摘》、《杨敬年与作者通信选摘》，以供读者研究杨敬年时参考。书中多次引用《期颐述怀》的内容，为了节省篇幅，不再一～注明；其他引文，一般随引文注明出处。

本书意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对杨敬年教授的广泛关注，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杨敬年、研究杨敬年，使“杨敬年现象”得到更多、更深的解读。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我多次与校友、朋友交流、沟通和商讨，吸收了他们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和建议。如果说本书有些值得肯定之处，实乃集思广益，功在集体。由于本人的知识、见识、认识、能力所限，再加之欲赶在校庆前出书，我自感在文章的缜密、观点的准确、逻辑的完整等方面，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书中可能有诸多不妥和疏漏，甚至是谬误之处，特别是对于杨老的著述妄加评论，我心中很是不安。恳请各位师长、学长，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孟宪刚

2009年5月于北京

历经三个月的笔耕，当我的思维活动终于诉诸文字形态，初步对杨老和所有关注“杨敬年现象”的人士及校友有所交代的时候，可谓百感交集。在这里，我也套用杨老的一句话：意向的好和意向所向的好。想为杨老的一生做个解读，我确实努力去做了，这是意向的好。解读得如何，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这是意向所向的好，我没有把握，有待实践检验。

平心而论，这本解读杨敬年教授的书，如果没有他本人的鼎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首先，杨老同意我撰写此书，没有杨老的首肯，我是不可能写、也写不好此书的。其次，杨老为我提供了他的专著、译著和论文，以及相关的书籍、文章、资料；提供了他阅读的中外名著书单，他喜欢阅读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篇名及读后的收获和感想；提供了所有的老照片、影像资料和有关的实物。杨老为我提供的资料，都有编号，有目录，有衬纸粘托，使我零距离地感受到杨老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再次，杨老亲自校对了《杨敬年年谱》，审阅了书稿，在尊重作者观点的前提下，提出了修改意见。有了这些经历，说实在话，与其说我在写书，不如说我是在杨老的指导下读了一回研究生。因为，我以前没有读杨老的研究生的机会，只是跟杨老学习过外语，这回称得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我还想说的是，这本书稿的完成，是一次集体奋斗和智慧交汇的结晶。

要感谢我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周鸿飞。鸿飞兄长期在新闻出版单位担任领导，是资深的记者、编辑、作家。他一直从事有关南开校史方面的研究与编创，是大型电视纪录片《百年南开》的总撰稿，曾经编撰了有关张伯苓、杨坚白、杨志行三任南开中学校长和“老三届”文集等书籍。他鼓励我撰写此书，并帮我进行整体策划、文字修订和热诚作序。对于他“情归南开，业归南开”的情结与业绩，我和熟悉他的南开校友都十分钦敬。

要感谢南开校友李瑞琴女士。她为了制作介绍杨老的光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大量的心血。她凭着一种热爱南开、敬重杨老的精神，寻访了与杨老有关的众多的亲友和师生，背着不轻的影像设备，行程数千公里。为了整理、编辑、设计、制作采集到的影视资料，她购置先进的苹果电脑，参加有关的专业培训。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只是说：“我是个志愿者”。

要感谢杨老的内侄孙李利兵先生、表侄女张飞涟、刘再明夫妇，他们陪同我们在湖南寻访，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还要感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张秀珍女士和经济系1977级的校友，他们一直关心、支持此事，有的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提供书籍资料，有的负责联络接洽，为促成本书出了大力，恕不一一列举。

更要感谢中国凯迪集团董事长陈义龙先生、副董事长李林芝女士，感谢莫斯科商业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明先生，他们都十分敬仰杨老的人生，真诚支持我写作和出版此书。中国社会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南开中学校友冯义龙先生，为本书做了十分周到的完善和提升工作，使本书得以及时、高质量地问世，在此一并申谢。

借此机会，还要感谢第一个向我反馈读后感的我在南开大学的同学邹玲女士。事情的由来是，杨老在收到拙作书稿的当天，即把书稿转发给远在大洋彼岸的邹玲一份，请她阅读并提出意见。邹玲曾经读过杨老的研究生，多年来虽身在美国，一直与杨老保持联系，并尽心竭力地帮助恩师做些事情。她在电话中对我说，她是连夜含泪读完书稿的，还回忆起一桩往事：多年前的一天，她去杨老家请教问题，听到窗外知了不停地鸣叫，就说知了的叫声多美啊！杨老说，不同的人对同一种事物感觉就不一样，这叫声你觉得悦耳，有人就觉得心烦。她又说，窗外的杨树把您房间的光线都遮挡了。杨老笑言，没有关系，整个南开大学校园都在我心中。邹玲感慨地说：“杨老胸中有一个世界，他与天地同在，确实是具有天地境界的人，你是代表我们大家写杨老的，你把我们学生心中的杨先生真真实实地写了出来，我从心里感激你。”

类似高度评价杨老的反映话语，在瑞琴校友走访南开大学校友时也屡有所闻。我之所以谈起这个话题，是想说明杨老在学生心中的位置，这也是一种成就和境界。有人以为所谓口碑只是对官场而言，其实，杏坛之中，也有口碑。天地智者于己、于人、于自然界，所追求的境界是系统的、一致的。

在本书写作的高潮中，传来我的外孙仙仙出生的利好消息，在婴儿呱呱声的伴奏下，书稿很快就“封顶”了。为一位具有天地境界的百岁教授写书，有一个具有自然境界的新生婴儿助兴，真乃人间之幸事也！

作 者

2009年5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