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是一种独特的表情，它的内容极为丰富：有的表示礼貌，有的则显示轻佻，有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有的是智慧的体现……还记得达·芬奇的画么，《蒙娜丽莎的微笑》，几乎无人不晓，她高深莫测的微笑至今让我们感到好奇，由此我们足可见人类“笑”这种表情的魅力！

本书作者以自己的博学、睿智和魅力，记录了微笑的艺术。

自人类有文明以来，从代表最高感悟的佛祖拈花微笑到人们看到电视新闻时的冷笑，微笑的含义就五花八门。但是不管微笑是怎样的——礼貌、虚伪、放肆、友善、邪恶、粗野或彬彬有礼，不管是嘲弄还是愤怒，都源自人类共有的心理机能。微笑与人类的各种基本体验相关：快乐、爱、性、虔诚和堕落。作者以自己的博学、睿智和魅力，记录了微笑的艺术，并探讨了以下问题；我们为什么微笑？怎样微笑时髦、怎样不时髦？谁最先发明了笑脸？为什么英语说cheese，丹麦语用appelsin，芬兰语用muikku，韩语用kim chi 表示微笑呢？为什么蒙娜丽莎莫测高深的微笑仍然让我们感到好奇？

读本书将是一次诙谐而渊博的知识旅行。

序

引言：“板着脸还是笑出来”

1　礼仪

2　淫荡

3　欲望

4　欢愉

5　智慧

6　欺骗

7　结语：快乐？

附录

如果我们认为小孩子自然流露的微笑本质上是诚实的，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肯定，成人的微笑有时就是一种面具。很多情况下，我们纯粹是出于礼貌而相互微笑，因为这样才符合良好举止的不成文法则，不管这样的法则可能是什么。这样的微笑未必就是虚伪。我们至少是出于善意。这种冲动是如此古怪，以至于我们打电话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微笑。当然，我们在银行里办完一笔交易时的微笑(十有八九是在掩饰自己确切知道银行从那笔交易中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我们自己)与我们献给朋友、丈夫、妻子或情人的微笑，还是有所区别的。

在社交场合遇上初次见面的人，如果他没有微笑，我们就会注意到，或许还会觉得这家伙不太友好，或者很冷淡。有些情况下我们也会承认，一个羞怯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总是穷于应付，他们也不会为上述理由而微笑。不过，即使初次见面的人笑了，我们通常也会认为那是良好举止的表现，而尽量避免以特殊的方式来领会这种微笑。见面几分钟后，甚至几秒钟后，我们观察了对方的行为举止、面部表情乃至对方嘴角的口水沫之后，对别人的第一印象也许会改变。我们喜不喜欢那个人、是否认为那人有魅力或共同话题的多少，也许会影响这种改变。换句话说，不管后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管多快发生，开始总是老一套。

职场遭遇更加复杂。当我们参加招聘面试的时候，就会表演礼节性的问候和职业性的微笑。在那种场合，经验丰富的招聘人会宽容地对待应聘者那微笑也掩饰不住的紧张。打破僵局很长时间之后，如果应聘者仍然很紧张，招聘人才会加以留意，以此证明他们是公正的。而有些招聘人则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这些措施更适合于那些竞争激烈的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微笑是一种更珍贵的商品。同样，商业会谈中，局势随时会改变，而礼貌的微笑也随时会从一方脸上转移到另一方脸上。如果很明显一方占优，那么会谈结束时，另一方脸上没有灿烂的笑容也就不足为怪了。空姐们的微笑也很有戏剧性，在机舱门口迎接头等舱或经济舱客人的空姐带着一种微笑，而领着经济舱客人入座的空姐则是另一种微笑。

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文明社会中，对待微笑的态度总是受到社会礼仪风俗和观念的影响。的确，现代人花去了大量的精力试图探索微笑的起源，不仅在灵长类动物中寻找，而且也把它当成史前人类的交流方式。按照这种观点，原始的社会交往使得微笑渐渐有了自己的意义。两个力量相当的猿人相遇，由于食物或领地的纷争，他们开始徒手肉搏。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猿人露出满嘴的牙、眯起眼睛、皱着眉头望着对手，聪明地表示这场无意义的战斗没必要继续，另一个猿人会领会到其中的意思。这种情况让肌肉伸缩和面部抽动有了意义，而猿人野蛮的面部表情成了微笑的雏形。

毫无疑问，这纯粹是猜测，不过它生动地指出了很重要的两点。第一，微笑从来都与克制密不可分，与文明的理性力量对人类行为的限制密不可分。但它还被当做一种自发的回应，一面镜子，通过它人们看到自己的快乐、幸福或好心情。第二，“微笑”通常用做不及物动词，后面不跟宾语，微笑这个动作难免是社会性和交流性的，是人类复杂的肢体语言的一部分。因此，一次礼貌的微笑，一次克制的微笑，也就是良好举止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淫荡的笑与坏品质密切相关一样。微笑可以是一种面具。

19世纪大量的行为礼仪文献，记载了很多今天看来不可理解甚至怪诞的事例。E.S.特纳(E.S.Turner)的大作《男管家看到了什么))(What the butler saw)中，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仆人问题”上，也就是，优秀仆人的缺乏以及仆人如何不安分和难对付。19世纪80年代，书中提到的那类仆人是英国上流和中上流阶层妇女的噩梦。一本礼仪手册这样提出建议，仆人和主人或主妇之间正式而必要的界限，可以通过特定的说话声音建立。  书中鼓励主妇善待仆人，每3个月给他们放一天假，每隔1个月放半天假，为他们提供书籍、体面的住处等。鼓励仆人承认自己是受上帝差遣来照料主人和主妇的，而且对从这种雇用关系中所得的好处心存感激。书中还有宗教教诲，仆人能够通过忠诚表达感激，抗拒更好职位的诱惑。应该绝对禁止仆人和主人互相微笑，如果那样的话，仆人会被认为和主人太亲密或无礼，而主人则被认为虚伪或没身份，也会引起别的仆人嫉妒。一位小姐和她的贴身女仆，或者男人和他的侍从之间，往往会建立起亲密信任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是私下里的。18世纪时，对贵妇女仆的一些建议认为，女仆一定不能奉承她们的女主人，或者“夸奖她们牙齿的形状和优点”，因为这会促成虚荣。而事实上，那些建议要说的是，这种做法逾越了为分开主仆而设的社会等级。P46-49

路易·布努艾尔(Luis Bufruel)说过，孤独妙不可言——倘若日后有机会对别人谈起的话。他说得太对了，尤其是写书这样的事。如果没有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帮助、鼓励与支持，我不可能写完这本书，每当他们得知我的工作进展时，全都会颔首微笑。

首先要感谢的是澳大利亚皇家牙医学院的前任院长西德尼·C.沃内基( Sydney C.Warnecke)博士，以及皇家牙医学院继续教育委员会主席乔纳森·罗杰斯( Jonathan Rogers )博士，正是由于他们友好的邀请，我才得以在1998年10月23至27日参加了在南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举行的澳大利亚皇家牙医学院第14届毕业生双年集会的科学活动。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墨尔本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的克里斯托弗’门兹(Christopher Menz)和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的前任馆长贝蒂·丘彻(Bette Churcher)，他们一开始提到我的名字时，就夸奖有加。

还有另外一些机会，让我得以修改并扩展这个新颖的牙齿主题。首先是1999年，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大学路易斯·雷伯恩·史密斯建筑设计学院的罗伯特·克罗克(Robert Crocker)博士组织的一次研讨会。而后，2000年7月，在阿德莱德大学举行的澳大利亚法国研究协会第8届年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我要感谢约翰·韦斯特－苏比(John West－Sooby)博士，是他邀请我参加了那次会议。

我并不是第一个想到就微笑写本书的人，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学者们根据哥特雕塑，尤其是瑙姆堡(Naumberg)、马格德堡(Magdeburg)和林肯(Lincoln)的大教堂中的雕像，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研究。几年前，我的一位澳大利亚同事雷克斯·巴特勒(Rex Butler)就曾用比较文化的方法对微笑进行过理论研究。近年来涌现了一些成果显著的研究，无论是对专家还是普通读者而言，这些研究涵盖了人脸的各种表情：哭泣、眼泪和笑。在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的悉心支持下，BBC的一家主要电视台制作了关于人脸的系列片。根据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玛丽娜·韦西(Marina Vaizey编纂了关于艺术中的微笑的绘画论文集。还有很多针对孩子们的关于微笑的出版物。尤其是视觉艺术中那些著名的微笑，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著名的《蒙娜丽莎》、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的《笑着的骑士》，或安东奈罗·达`梅西纳(Antonello da Messina)在西法鲁留下的《无名男人肖像》，在过去150年的时间里，让无数学者写下了无数评论。这些学者的观点都使我获益匪浅，注释和参考书目很清楚地表明了我是怎样获益的。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提出了很好的问题，给了我很大帮助，但我更应该感谢那些提供答案的人，不管是建议还是意见。我知道在这里罗列大量人名会让读者不胜其烦，但我必须感谢他们，借用R.C.K.恩索尔(R.C.K.Ensor)的话，下列同事和朋友都曾经给过我各种各样的宝贵帮助：罗斯(Ross)和菲奥纳·阿德勒( Fiona Adler )；墨尔本大学美术教授杰尼·安德森(Jaynie Anderson)和赫勒尔德(Herald)；耶鲁大学美术馆首席监管人马克·阿隆森(Mark Aronson)；纽约大学美术学院保护中心的诺伯特·s·拜尔(Norbert s.Baer)教授；马丁·鲍尔(Martin Ball)博士；伦敦索斯比拍卖行的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海伦·伯德(Helen Bird)；牛津大学罗斯金绘画和美术学院的保罗·博纳文图拉(Paul Bonaventura)；苏珊·布雷迪(Susan Brady)；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的朱利亚·戴尔维斯·布劳顿(Julia Delves Broughton)；斯科特·布朗(Scott Brown)；阿丽莎·邦伯里(Alisa Bunbury)；温莎古堡皇家档案馆的帕米拉·M·克拉克(Pamela M.阿德莱德大学古典文学系的克拉克(Jacqueline Clarke)博士；南澳大利亚福林德斯大学的艾默里图斯·安东尼奥·克敏(Emeritus Antonio Comin)；大卫·埃克塞迪安(David Ekserdjian)；巴巴拉·法福尔(Barbara Fargher)和菲利普·法福尔(Philip Fargher)；亚当·弗里(Adam Free)；格雷戈里·加利根(Gregory Galligan)；杰夫·吉本斯(Geoff Gibbons)；南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欧洲语言系戴安娜·格伦(Diana Glenn)博士；艾米莉·高登克(Emilie Gordenker)；埃里克斯·格林(Alex Green)；迈克尔·格伦诺(Michael Gronow)；菲奥纳·格鲁伯(Fiona Gruber)；霍巴特塔斯马尼亚美术馆高级管理人大卫·汉森( David Hansen )；玛格丽特·霍斯金(Margaret Hosking)；墨尔本大学美术学院的阿里森·安格里斯(Alison Inglis)博士；杰森·加努斯克(Jason Januszke)；亚当·杰雷(Adam Jenny)博士；加斯米恩·约翰森(Jasmin Johnson)；巴巴拉·凯恩(Barbara Kane)；B.M.A.凯斯(B.M.A.Keith)博士；彼得·金(Peter King)；伊丽莎白·劳恩(Elizabeth Loane)；慕尼黑古希腊罗马艺术品博物馆的苏珊娜·洛伦茨(Susan Lorenz)；罗斯·麦克唐纳(Ross Macdonald)博士；马萨诸塞剑桥圣公会神学院的安德鲁·麦格文(Andrew McGowan)博士；娜塔莎·莫( Natasha Maw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希腊和罗马文物总监的琼·莫特恩斯(Joan Mertens)；汤姆·尼科尔森(Tom Nicholson)；大卫·J.奥卡莱恩( David J.0'Callaghan )；阿德莱德大学古典文学系的玛格丽特·奥赫尔(Margaret 0’Hea)博士；林恩·佩德勒(Lyn Pedler)；B.麦里蒂斯·波特(Meredith Porter)博士；蒂克-理查德( Dock Richard)；马克·理查德( Mark Richard )，路易斯·卡罗尔协会；罗纳德·T.雷德利( Ronald T.Ridley )教授；彼得·罗夫( Peter Rofe)博士；拉加尔·塞尔瓦拉亚( Rajah Selvarajah )博士；西法鲁的曼德拉里斯卡文化基金会的朱塞佩·希姆普利齐奥(Giuseppe Simplicio)；詹妮特·斯克(Jeanette Sisk)；朱蒂斯·斯罗恩(Judith Sloan)博士；休·斯宾塞(Hugh Spencer)；彼得·斯蒂尔(Peter Steel)教授；罗宾·斯托尔菲(Robin Stolfi)：Keinosuke Takada；保罗·泰辛格(Paul Thesinger)博士；莎拉·托马斯(Sarah Thomas)；辛西娅·特鲁普(Cynthia Troup)；尼克·特鲁贝尔(Nick Trumble)；杰克·特纳(Jack Turner )博士；戴安·瓦格内(Diane waggoner)；温迪·沃克(wendy Walker)；伦恩·沃伦(Ron Warren)；达里尔·瓦特森(Daryl Watson)；金·韦丁顿(Jin Whirtington)；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加雷斯·威廉姆斯(Gareth williams)；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博士；约翰·扬( John Young )爵士；塞尔玛·加鲁尔(Selma Zarhloul)；保罗·泽比斯基(Paul Zbierski)。我还必须感谢我的牙医伊安·比尔斯(Ian Bills)士，是他治好了我的牙疼。

为本书收集资料的工作，得到了下列图书馆工作人员无比友善的帮助：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的弗里克艺术资料图书馆(Frick Art Reference Library)、公共图书馆、埃尔默·霍尔默斯·布布斯特图书馆(Elmer Holmes Bobst Library)、纽约大学、纽约大学美术学院图书馆、大都会博物馆的托马斯·J.沃特森图书馆(Thomas J.Watson Library)；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贝内克·莱尔书籍和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ty)、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耶鲁英国艺术中心艺术资料馆，这些全都在耶鲁大学；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罗马的Bibliotheca Hertziana；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研究图书馆；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和新南威尔士美术馆研究图书馆；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墨尔本大学拜里奥图书馆(Baillieu Library)和圣三一学院的利珀和莫里森图书馆(Leeper and Morrison Library)；阿德莱德的南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南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南澳大利亚福林德斯大学图书馆、阿德莱德大学巴尔·史密斯图书馆(Barr Smith Lihrary)、南澳大利亚美术馆研究图书馆。我美丽的家从前就在阿德莱德。最近，在阿德莱德大学历史系进行的访问研究、在墨尔本大学美术学院的短暂生活和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的哈罗德、一怀特研究基金(Harold white Fellowship)，都对我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启发。

我还要感谢下列博物馆和组织，它们允许我复制并在本书中使用它们的收藏：雅典的雅典卫城博物馆；西西里西法鲁的曼德拉里斯卡文化基金会；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肯伍德宅邸博物馆(感谢英国遗产照片博物馆的帮助)、国立美术馆和沃雷斯收藏美术馆；曼彻斯特的曼彻斯特美术馆；马尔堡的马尔堡照片档案馆；慕尼黑的古希腊罗马艺术品博物馆；奈良的日本文化馆；纽约的玛丽·布恩美术馆(代表巴巴拉·克鲁格)、大都会博物馆、萨兰德一奥雷里美术馆；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感谢法国国立博物馆联合会和艺术资源美术馆的帮助)和J.H.拉蒂格的捐赠；费城的费城美术馆；金边的柬埔寨国立博物馆；多伦多的安大略美术馆；维罗纳的古堡博物馆(感谢Archivi Alinari和艺术资源美术馆的帮助)。

由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慷慨应允，我得以引用英国温莎古堡皇家档案馆的资料。

特别感谢伊安·杰宁斯(Ian Jennings)博士，感谢我的兄弟们和他们在墨尔本的家人，感谢我的叔叔约翰·M.博斯韦克(John M.Borthwick)，他曾经受雇于伦敦巴灵(Barling)烟斗公司。我尤其要感谢母亲海伦·特鲁贝尔(Helen Trumble)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还要感谢我的编辑：乔·安·米勒(Jo Ann Miller)、琳达·卡博恩(Linda carbone)和凯·玛丽尔(Kayr Marlea)。感谢我的澳大利亚的出版人、已故的约翰·埃尔蒙格(John Iremonger)。感谢克莱尔·默多克(Claire Murdoch)。感谢我的代理人玛丽·坎内(Mary Cunnane)和彼得·麦格维根(Peter McGuigan)，他们凭借耐心和出众的才能给我以专业的指导。他们让我深深领会到了一句老话的道理：比起认可、呵护和编辑一本书来，写作一本书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安格斯·特鲁贝尔

耶鲁英国艺术中心，纽黑文，康涅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