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大明帝国知识精英的浮沉录，三百年大明帝国知识精英的浮沉录。皇权与礼教的博弈，帝王与臣子的较量。

赵柏田所著的《明朝四季》写的是一个家族与一群人的故事。这个显赫的家族即执掌明朝江山近三百年的朱氏皇族，这一群人，是堪称那个时代精英的士大夫和文官集团。

政治家、行政官僚、道德理想主义者、玩赏家、隐士……赵柏田所著的《明朝四季》着重考察的是前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演绎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种种情状，正是《明朝四季》叙事策略之所在。

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嬗变，决定了这个时代最为精英的一群人的命运。随着《明朝四季》故事的展开，胡惟庸、李善长、张璁、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荣衰浮沉，无不一一印证了这一点——制度即命运。

春 洪武元年——永乐二十二年(1368-1424)

一 走进中世纪

砌墙 殉葬 天网 下跌

二 滴血的永乐朝

才子登场 削藩启祸 靖难之役 清洗记忆“凛凛犹有生气”才子复出 “缙犹在耶?”

夏 洪熙元年——正德十六年(1425-1521)

三 仁宣两朝纪事

杀藩 三杨 脆弱的尊严 天敌“王先生”

四 夏日风暴

羞耻 拱卫 俘虏 易储 夺门

五 后官

皇帝、妃子与宦官 内廷、皇后与外戚

六 正德皇帝

“八虎”无耻之尤 “豹房”巡游 平叛献俘 终点

秋 嘉靖元年——万历十年(1522-1582)

七 四十五年春花秋月(上)

继位 议礼 新贵 纷争

八 四十五年春花秋月(下)

祥瑞、长生术与房中术 严氏父子 前赴后继 徐阶出场 “海主事”

九 棋局屡变

恐惧症蛰伏混战复出道德英雄的末路

十 耀眼的暮光、

两虎相争 笼中小鸟 居正夺情 王朝暮光 祸萌骖乘

冬 万历十一年——崇祯十七年(1583-1644)

十一 醉梦三十年

骑墙 囚徒 书院 学术与政治

十二 东林党

红丸·移宫 树敌 道德理想主义者的覆灭 民变 堕落

十三 细数同声一个无

昭雪 枚卜 复社名士 冰河时代 诗酒风流 倾覆 细数同声一个无

附录1 明朝年表

附录2 参考征引书目

后记

一 走进中世纪

砌墙

公元1354年春日的某一天，未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带着少年伙伴徐达、汤和等一干二十四人，离开郭子兴的濠州大营向定远进发。时为元顺帝至正十四年，星星点点的起义之火正四处蔓延，即将成燎原之势。

收编了定远的两支地方武装后，朱元璋率部于这年6月的一个晚上衔枚夜行，袭击了驻扎在横涧山的元将张知院部，收降七万余人。他从中挑选了两万富有战斗力的精壮士兵，向元军守备力量薄弱的滁州进发，以便为下一步攻击龙蹯虎踞的建康(元集庆路，今南京)建立基地。大队人马如愤怒的潮水涌过平原和山川，这阵势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形容，真个是“赤帜蔽野而盈冈”。

定远带给朱元璋的不仅是士兵和大量作战物资，更重要的是冯国用、冯国胜这一班地方缙绅也加盟到了他的事业中来。有记载表明，他夺取南京的计划就来自对历朝兴亡的历史颇有些了解的冯氏兄弟。在南下滁州途中，一个将要对朱元璋一生的事业起到更大作用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李善长。李善长刚到军门谒见时，和朱元璋曾有过一番对话，朱元璋问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够太平，李善长劝他学秦末时的刘邦，虽然他同样起自布衣，但只要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几年之后必可像刘邦一样成就一番帝业。这些话无疑在朱元璋面前展开了一幅新图景，于是他把李善长留下做了掌书记，一个类似于行政秘书的角色。

从攻打滁州开始，李善长成为朱元璋事实上的幕府领袖。1354年冬天，元太师、右丞相脱脱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又分兵围住六合，对朱元璋刚占领的滁州构成重大威胁。也是在李善长的竭力主张下，朱元璋决定率兵赴援，此一战不仅使张士诚转危为安，还使脱脱失宠于元顺帝，不久被鸩死于吐蕃境内。元朝的柱石一倒，其倾覆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到明开国以后之制度时说过，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朱元璋深知，欲成大事离不开文人的辅佐。于是每攻下一个城池，当地文人不管是为旧政府服务过的或是隐居林下的，都会被召来接见并授予官职。1356年，攻下集庆并改名为应天府后，朱元璋征聘了范祖斡、叶仪等十余名儒士，把他们安置在南京周边城市的新政府中。1357年占领徽州后，在部将邓愈的引荐下，他发现了著名的儒生朱升，这位在元时曾任池州路儒学正的学者向他进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前两策旨在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徐图霸业，后一策则要他暂不窃名号，背靠大树以俟将来。

其后，克婺州，召儒士许元、胡翰等日讲经史治道。克处州，．征耆儒金华宋濂、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1360年4月，在朱元璋的竭力敦促下，以宋濂和刘基为首的一批优秀学者终于接受任命，到南京礼贤馆就职。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给朱元璋八岁的儿子，未来的太子朱标讲授经学。这一事件预示着具有经世务实传统的浙江学者群将对新政权起到重要作用。

朱元璋对文人的重视或许还出于这样的原因，他的事业是从元末的叛乱运动中产生的，起事之初，这个运动的基础是中国的秘密会社传统和宗教。当群雄肃清，朱元璋开始以天命自居时，他就要抛弃原先的“壳”，摘掉自己造反者的帽子，称自己“乐生于有元之世”，“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把自己纳入整个的儒家传统中去，以争取知识分子更多的支持。1367年冬天，朱元璋在和侍臣的一次讨论中以造房子砌墙为喻，谈到文臣治国的重要性：我以为建立基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斩削，要用武官，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连墙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空间架，粗粗糙糙，不加粉刷彩画，不成体统，两样都不对，治天下要文武相资，才不会坏事。

1368年春节，农历正月初四，南京城里连日的雨雪停了，朱元璋率一干文武臣僚在奉天殿行礼如仪，正式宣布登基，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都城。奉天殿受贺后，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其他各文武功臣也俱各加官晋爵。新政权充满着蓬勃的气象，京师一时满街都是新贵。

筹办开国大典期间，左丞相李善长是最忙碌的一个，祭祀大典、册立太子、后妃等，他要充大礼使，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也都少不得他，其他诸如封建诸王、爵赏功臣，皇帝都委托给他与诸臣谋议行之。是以1370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称，善长虽无汗马军功，但功劳甚大，连汉时的萧何也不一定及得上他，于是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当时封公的，加上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邓愈共六人，其他几人都是凭着战场上出生人死军功卓著受封的，文臣仅李善长一人，可见圣眷之隆。

明代的官制承袭元朝，虽多有变更，但还是以中书省为军民大政之本，设立左右丞相为省长官。大将军徐达虽封右丞相、魏国公，但常年带兵在外，朝中实权实操于李善长之手。同时他还是朝中势力最大的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能办事，权力欲强，史传说他的性格“外宽和，内多忮刻”，有谁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就毫不犹豫予以打击。朱元璋出于对淮西集团势力过于膨胀的忌惮，一度想撤换李善长予以遏制，但又决定不下换哪个人选为好，曾找御史中丞刘基商量此事。

刘基的官方传记记录了这场谈话。刘基劝朱元璋不要撤换李善长这位勋旧。朱元璋说，他数次想害你，你为什么还要帮着他说话呢？我决定让你来当丞相。刘基说，打个比方，一间大屋子要换根柱子，那也必须是换更大的木头，如果把小木头捆扎捆扎换上去，这屋子立马儿就坍塌了(“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朱元璋问：杨宪如何？刘基认为此人不合适，因为他“有相才，无相器”，做不到“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答，这人比杨宪更加“褊浅”。朱元璋再问：胡惟庸如何？刘基说，这个人就好比一匹不听话的马，驾着他去拉车，说不定连车都会翻了哩！(“此小犊，将偾辕而破犁矣。”)朱元璋再次敦请刘基出任丞相一职，刘基还是推谢：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出任此职恐怕辜负了皇上的恩宠，天下何患无才，只要皇上悉心追求之，一定可以得到，不过您提到的那几位，在我看来真没一个可用的。(“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尽管对朱元璋是否属意刘基大可置疑，但他向刘基征询对杨、汪、胡三人能否任相的意见应是有史可稽。1371年，李善长以疾致仕，继任的丞相，先是杨宪，再是汪广洋，此二人败后，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正式登场了。

胡惟庸和李善长同乡，也是安徽定远人，1355年在和州参加朱元璋幕府，以办事灵巧，再加李善长的举荐，一步步赢得了朱元璋的赏识，至137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已是新政权中的一个高级文官。1373年初，右丞相汪广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胡惟庸拜右丞相，不久，进左丞相，开始独专其事。得悉刘基曾在朱元璋面前说自己不堪大任，胡惟庸怀恨在心，每思报复。那时刘基已经致仕回浙江青田老家，不再与闻政治，但胡惟庸还是不肯放过他。

刘基的朋友宋濂，与同郡人吴德基一起致仕时，曾问吴是不是懂得保全之道。吴德基表示愿听指教，宋濂说是“慎毋出户，绝世吏，勿与交”。宋濂教给吴德基的，也是刘基早就在做的。回到青田老家后，他日日饮酒下棋，不问世事。

P2-5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家族与一群人的故事。这个显赫的家族即执掌明朝江山近三百年的朱氏皇族，这一群人，是堪称那个时代精英的士大夫和文官集团。将近两年与笔下人物为伴，时常想起的是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一句话：“我吸入了他们的尘埃”。

历史如同生活本身，一个个转瞬即逝的景象，在无穷无尽的运动中编织出无数个悲欣交集的场面。在它纷繁的外表下，却有着恒定的结构，制度结构即其一。朱元璋之所以在14世纪中叶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文官制度，是因为他亟需儒家知识分子来使政权合法化，而后者也需要国家来保障他们的利益。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共同作用，使得明朝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这个权力结构中，皇帝把自己放在了至高无上的拱顶石的位置，他与庞大的文官集团与皇帝的合作与角力则维系着这个结构长达近三百年(准确地说是1368至1644年间的277年)。

从较长时段着眼考量人物，决定命运的不是性格，而是制度。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嬗变，决定了这个时代最为精英的一群人的命运。随着本书故事的展开，胡惟庸、李善长、张璁、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中时行等人的荣衰浮沉，无不一一印证了这一点一制度即命运。及至崇祯朝十余年间，走马灯般换了数十名内阁首辅，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越来越加重的猜疑和不信任，宣告了文官制度在十七世纪中叶的突然休克，实是内外交困之下，这一制度结构先天的缺陷引发的党争和内外廷之争，使得明朝政治在后期走向了衰退，直至崩盘。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本身已寿终正寝。近三百年的鲜血浇灌，它已获得了灵性和生命。在1644年前后，它只是亟需从一具腐朽的躯体移入另一具充满生机的躯体，并从中汲取继续生长的养分。事实上，当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入主中原，新政权的权力架构沿袭的还是明朝的文官制度。

具体到制度史下的生命个体，在明朝身为文人或许是不幸的。国家需要他们的合作，却又并不信任他们，还时常羞辱他们。当他们抢着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抢着往权力中心挤时，一条看似风光无限的荆棘路也就铺在了脚下，更何况官场叵测，居大不易。身处皇权与文官集团角力场漩涡的文官们，往往如同无根的转蓬，在时代的罡风中找不到方向。世界的黑暗无边无际，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思想火花，也只能如黄宗羲所说“明夷待访”。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把帝制中国晚期的知识分子划分为五种类型：政治家与决策者，实际改革者与行政官僚，道德理想主义者，玩赏家，隐士。前两种类型是获得有效权力的政府官员，与之相对应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道德理想主义者，习惯于对时政提出批评，并以他们惯有的方式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而玩赏家和隐士则无视于名位，他们致力于一种唯美生活方式的营建，崇尚形而上的恬淡思想。在这一知识分子谱系中，魏斐德认为尚缺两种类型，即技术官僚和完全超越传统礼教并对之构成极大破坏的“先知”型的知识分子。在我对近三百年明朝历史的梳理中，技术官僚或不乏其人，“先知”型的知识分子可能也就15世纪的王阳明和16世纪的李贽两人。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前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即政治家和行政官僚。在本书后半部分，随着万历朝党争初起，尤其是东林党人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道德精英们的声音越来越宏大，他们和前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道，在不同的方向上维系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并进而合为时代主流。演绎他们在这个权力结构中的种种情状，正是本书所取的叙事策略。至于那个时代致力于营建私人空间的公安三袁、汤显祖、董其昌、李日华、屠隆、张岱、李渔及鼎革后隐居不出的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人，则是笔者计划中另一本书的范围了。

当我出入于记载这三百年间人物和事件的官方史籍和其他私家记述，我时时提醒自己的是，不要迷失在历史的虚无之乡，而是要在这样的写作中为人性争得一席之地。在这部书中，我希望对传统史家叙事、考辨、评史融为一体的方法稍有承袭，在专家史学与草根史学之外另辟一条林中小路，有专家史学之识见，而无其艰深，有草根史学之好读，又无其无厘头式的油滑，无一字无来历，纯以叙事为指归。以此来体察历史深处的生命情意，或许离我期许中的“人文史学”更近了一步，“安抚历代亡灵，让羊皮纸上的墨水说话”。这是米什莱自任的历史学家的使命，也是今天历史写作者的梦想。

感谢朋友鲁晓敏对本书写作的贡献。感谢小说家瓦当，没有他的催生就不会有这本书。

赵柏田

2010年9月28日

黄仁宇与史景迁的合体之作。

——《香港文汇报》

他笔下的人物，带着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时代特征来到了我们跟前。他们由此成了我们这些活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读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