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战略(历史上的盛世与实现崛起的中国)》是军事科学院张世平将军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盛世战略进行针对性研究与阐述的一本理论专著，也是解放军出版社《大视野大战略》丛书之一。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战略，主要对战国盛世、西汉文景盛世、唐开元盛世、明永宣盛世、清康乾盛世的基本情况、战略举措、主要成就及经验教训等内容进行了研究。下编为实现崛起的中国战略，主要阐述了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国家安全与国家战略、当代中国战略举要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该书主旨宏大，立意高远，历史参考与现实借鉴意义强；谋篇布局合理，前后层次分明，内容言之有物，思想超前，观点鲜明；语言表述富有个性，可读性强；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激情、责任和思考，体现了作者对党、国家和军队的爱，并将这种爱具体化为“为什么爱、爱什么、怎么爱”，是一部很好的理论著作和爱国教材。

《盛世战略(历史上的盛世与实现崛起的中国)》由张世平编著。《盛世战略(历史上的盛世与实现崛起的中国)》主要讲述了：

“盛世”是一种历史性的说法，现代概念即“发达国家”或“世界强国”。今天的中国。还未进入“盛世”，但已迈开了奔向“盛世”的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实质就是国家昌盛——盛世。从世界历史上看，希望步入“盛世”的国家并不少，但不是每个希望步入“盛世”的国家都能够如愿以偿：就中国历史而言，各大盛世都有一个从大乱走向大治，达大治后又能保持一个繁荣稳定时期的历史过程。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战略，离不开战略。但是，今天的战略已经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维护新生政权，防范他国侵略的战略。它的根本目的应当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确保实现国家理想目标：它的时代性应当是确保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和平崛起、创建和谐世界目标的实现：它的核心应当是拥有与国家生存与发展相适应的军事实力。以及运用这一实力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安全的意图与能力。

前言 向后看就是向前进/1

上编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战略/1

 一、战国盛世/2

(一)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3

(二)战国时期为什么能称得上盛世/4

(三)各诸侯国均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大力进行变法/5

(四)最基本的社会特征是战争空前频繁与激烈/9

(五)魏国首先称霸但因战略指导失误而先兴后衰/10

(六)“合纵连横”是经典的战略谋划形式/12

(七)赵国崛起离不开赵武灵王正确战略的指导/13

(八)秦统一六国的战略最值得称道且最具借鉴意义/13

 二、西汉文景盛世/18

(一)文景盛世不只是“文景之治”/18

(二)“无为而治”与“先安内后攘外”/19

(三)汉武帝将文景盛世推向“极盛之世”/21

(四)汉武帝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改革/22

(五)汉武帝在军事领域的改革/24

(六)汉武帝“外事四夷”是“防守反击”的结果/27

 三、唐开元盛世/34

(一)开元盛世前后共历经六帝一后/34

(二)李世民治国方针的核心思想是“清静无为”/35

(三)李世民的安全理念是“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39

(四)武则天的主要精力和贡献在于“内事”/44

(五)李隆基登基伊始以“十事要说”为施政纲领/46

(六)李隆基实施了五次大规模的战争行动/48

 四、明永宣盛世/50

(一)永宣盛世前后共历经五帝/50

(二)朱元璋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51

(三)朱元璋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备战与慎战/53

(四)朱元璋通过战争解决了国家统一与安全问题/55

(五)朱棣开创了永宣盛世之基/57

(六)朱棣在军事上有因情而变的新思想、新办法/62

(七)朱棣在战争指导和作战指挥上可圈可点/63

(八)朱瞻基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息兵养民/65

 五、清康乾盛世/66

(一)康乾盛世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66

(二)康熙对康乾盛世起到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67

(三)康熙的军事思想内容丰富、特色突出/73

(四)康熙的战争与治边实践概括起来是“五战”/75

(五)雍正在位时间短但历史作用大/80

(六)雍正的战事不多但有两次重大意义/81

(七)乾隆的“十全武功”与军事思想/82

(八)乾隆的“十全武功”主要体现在四场战争上/84

 六、盛世战略的启示/87

(一)盛世战略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87

(二)儒家、道家思想是盛世战略的思想基础/89

(三)实现统一是盛世战略首先关注的重点/93

(四)思想解放、文化繁荣是盛世战略的文化基础/96

(五)人才辈出是盛世战略得以产生、实施的关键/98

(六)从谏如流是确保盛世战略正确性的重要一环/101

(七)强兵是盛世战略的重要保证和前提基础/105

(八)和平崛起是美好理想但需强大军力保障/110

 七、本编缀语/113

(一)盛世战略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过程/113

(二)战略研究必须做好“宇宙文章”/117

下编 实现崛起的中国战略/122

 一、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122

(一)中华文明与中国崛起/122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和谐世界/127

(三)中国崛起与国际关系政策/135

(四)中国崛起与大国心态/152

(五)中国崛起与文化融合/161

 二、国家安全与国家战略/178

(一)国家战略与思想观念/178

(二)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183

(三)国家安全与战略关注点/192

(四)国家安全与国际热点/208

(五)国家安全与世界大国/222

(六)国家安全与国际组织/239

(七)国家安全与战略界定/247

(八)国家安全与战略能力/265

 三、当代中国战略举要/274

(一)形势判断结论/274

(二)战略目标与战略思想/277

(三)战略对手与战略伙伴/277

(四)战略任务与可能的军事行动/278

(五)军事战略/278

(六)战略能力建设重点与途径/279

(七)战略指导原则/279

 四、本编缀语/282

(一)当代战略研究必须强调“国家意识”/282

(二)“利益一安全一战略”是战略思维路数/283

(二)战国时期为什么能称得上盛世

研究“战国盛世”战略，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对“战国时期”能否称得上是一个“盛世”。回答应当是肯定的！首先，“盛世”的标准不是绝对的。不能否认，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是衡量“盛世”的重要标准。但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达到“盛世”并不一定非要“六大标准”齐全。比如，开疆拓土、实现统一几乎是所有盛世所共有的过程，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没有一个是在已就的“大一统”国度里实现的。其次，“七雄”纷争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秦、楚、魏、赵、韩、齐、燕七国在激烈的竞争中，努力发展自己，各有发明创造。它们的成就与进步，从整体上促进着当时中国的发展。第三，战国时还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天子”——周天子。也正因为如此，诸侯国才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活剧表演得有声有色。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黄中业说：“战国社会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可谓盛况空前，亘古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战国时代称之为‘战国盛世’。”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战国时期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一面，特别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等目无“天子”的客观事实。从这个意义讲，战国盛世与西汉文景盛世、唐开元盛世、明永宣盛世、清康乾盛世还有很大不同。

“战国盛世”是春秋时期的延续和发展。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王室内讧和戎狄人侵的沉重打击下，被迫将都城由镐京东迁至洛邑。从此，开始了东周的历史。周天子虽然为天下“共主”，但隅居成周(今河南洛阳东北附近)，对诸侯已无实质性的统治权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此后，历经中原诸侯及戎狄混战和齐桓公独霸中原、晋楚争霸、吴越争霸三个阶段，见于经传的大大小小160多个国家(包括少数民族部落)，经过295年、颇具规模并载于史册的483次战争，至公元前476年时，仅存“七雄”及越国和宋、鲁、郑、卫、莒、邹、杞、蔡、郯、任、薛、腾、曾等十多个小国，另外还有东胡、匈奴、楼烦、巴、蜀、中山、义渠等20个少数民族的部族和国家。

按照军事史学的主流观点，“战国盛世”经历了前、中、后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由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341年，主要是魏国为首的三晋称霸中原以及魏齐争霸时期。其第一阶段，魏赵韩三晋联合，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征伐，称霸中原。第二阶段，魏齐争霸，逐鹿中原，先后经过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国的霸权衰落，从而形成了“七雄”并立的战略格局。中期，由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84年，是列国纵横战争时期。其第一阶段，先是诸侯称王，合纵连横，齐秦并帝，以齐国和楚国为东方，以秦国、魏国和韩国为西方的两大集团形成战略均势；后来，东方集团破裂，西方集团受到削弱。第二阶段，先是秦国、楚国结成形式上的联盟，而齐国则与魏国、韩国联合，开始了以灭掉宋国为目的的伐楚攻秦；后来，齐灭宋又使各国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齐成为众矢之的，其他五国联合攻齐，使齐国一蹶不振。后期，由公元前283年至公元前221年，主要是秦统一战争时期。其第一阶段，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策略，在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军，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大幕。第二阶段，秦国实行各个击破，统一了六国。

“战国盛世”所以呈现“七雄”并立的局面，从总体上讲，是《淮南子·要略》所说“下无方伯，上无天子”战略格局的必然结果。就客观情况而言，有四个基本条件：七国各有相当辽阔的管辖疆域，并具有一定的地理条件为屏障；七国都对所辖地域实现了有效的统治，能够“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七国都具有相当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退可“守其分地”，进可“力征争权”；七国间在总体力量对比上，较为平衡，构成了相对的“均势”。

(三)各诸侯国均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大力进行变法

战国时期，商鞅“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的观点是诸侯的共识。因此，诸侯国均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大力进行“变法”——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领域在内的社会改革。“变法”是战国盛世的一大特征，韩非所提出的“变法革新——富国强兵——霸王之业”公式，也是诸侯国追求国家利益的基本规律。其中，尤以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的邹忌改革、韩国的申不害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影响与效果为大。从总体上看，虽然各国变法的时间有早晚，规模有大小，程度有深浅，而且都不是一次完成的，但都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改革得早的，早富强；改革得比较彻底的，国力强盛而且长久；改革得不大彻底的，国力虽暂盛而易衰”。就战国盛世时期的社会情况而言，通过变法，呈现出六大突出特点：

第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于农业的飞跃发展，黄中业教授概括了九个方面：铁制农具普遍使用，水利工程大量兴建，土壤改良取得显著成效，粪肥利用备受重视，农业科技取得重大成就，土地制度得到根本改革，农政管理得以有效实施，粮食产量和储藏工艺大大提高，农林牧副渔诸业并举。对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黄中业教授概括了十个方面：铁工具制造业崛起，手工业部门成就显著，商品生产突飞猛进，商人阶层空前活跃，商品市场蓬勃发展，工商城市相继兴起，国际贸易四通八达，金属货币广泛流通，货币借贷日益盛行，质剂证券普遍使用。仅以交通为例，战国时的交通已四通八达，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交通网。诸侯国、各地区的商人们，在发达的交通要道上往来不绝，从而打破了春秋时期那种各地区间闭塞不通的局面，各地区的物资交流十分便利，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也为实现经济和文化上的全国统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封建专制统治基本确立。战国时诸侯国的变法虽然规模大小不等、收效显微不一，但其实质基本相同，即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清除了贵族割据政治制度。具体表现为通过选贤任能、奖励军功荡涤了世卿世禄；通过实行俸禄制取消了封邑制；通过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取代了君主与贵族联合执政制。诸侯国在国君之下都建立了文官以相为首、武官以将为首的一整套官吏机构，以作为统治工具。正如《尉缭子》所说：“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

第三，世俗政治占据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战国时，人们对“天命”、“鬼神”逐步有了新的认识，大多数人或多或少、或彻底或保留地与迷信拉开了距离。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导致在国家机器建构中宗教事务人员和宗教事务机构地位的日益下降，有些只把它们作为国家典礼中的司仪媒介，有的则仅仅是一种摆设，宗教事务官员基本上远离了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圈。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

P4-7

龚自珍讲：“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自古讲，以史为鉴，史可明智。对于历史，中国的先哲们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等著名论述，都是古往今来经世致用的要领和王者之道。俄罗斯的伟大思想家赫尔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人类社会自然轮回、螺旋前进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历史永远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当然，向后看的目的在于向前进！

(一)

人类历史证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分量的大小．与其在世界上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成反比。中国是一个大国，又具备做一个强国的一切条件。因此，中国当“雄飞”，而不能“雌伏”。“雄飞”的中国才可能少有压力、少有困难。

为民族复兴、国家“雄飞”提供有利的战略支持，是战略研究的历史责任，是战略研究的逻辑起点。崛起也好、“雄飞”也好，都是具体的，若没有实实在在的行动，都将是空谈。笔者在《国之大事》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未来三五十年中国发展的五大目标：一是源源不断地获取世界各地的能源和资源，承担大量“中国制造”并不断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二是步入全球“科技强国”行列，在一些尖端领域成为世界的“实验室”、“领头羊”；三是全面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深刻影响其核心内容；四是不受任何国家的严重威胁与影响，实现祖国统一，拥有维护世界和平所需要的“仗义执言”和“拔刀相助”的能力，创造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五是能够有效地影响全球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教育，华语华文、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上的主导性语言文字和文化之一。上述五大目标，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目标体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实现崛起，需要从历史寻找出路——以史为鉴；需要向未来探索方向——着眼未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C.H.阿诺德·汤因比有一句名言，他说：“对于任何一个将成为历史学家的人来说，尤其是对出生于这些时代的人来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实践证明，战役战术问题可以“从战争中学习”，也可以在训练场、模拟室进行学习，一次不行可以再来一次。但是，战略更多的需要从历史中学习。今天崛起的中国，可以从历史上盛世中国中吸取丰富的战略营养。

笔者之所以选择历史的角度研究战略问题，还源于三个方面的压力。首先，源于一种恐惧——害怕丢人现眼。当今社会，由于对历史的无知，丢人现眼之事频繁显露。仅以军事学术界为例就不胜枚举。客观地讲，如果人们仅仅是把历史上早已认识的事物当成是自己的最新发现，那只是无知。而如果人们把历史上早已有了的正确认识变成错误的认识，那就不仅可悲而且可怕！一个学术问题、一个一般概念，可以丢人现眼，可以抡圆了吹！但一个战略理论、战略咨询建议、战略举措则绝不能含糊，绝不能丢人现眼。研究战略问题必须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态度。对于不知道的事情，“向后看”并不是耻辱，而且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向后看”。莫里哀有一句格言：“一个学识渊博的傻瓜比一个愚昧无知的蠢人还要愚蠢。”此话不假。因为，“学识渊博的傻瓜”所造成的危害要远大于“无知的蠢人”。中国历史上有“清谈误国”之说，今天有“专家误国”之说。其实质都是说，有知识的人一旦犯傻，对民族、对国家的危害更大！

其次，源于一种维护战略“血统”纯正的责任。任何概念都是一个历史范畴。战略亦不例外。但是，任何概念又都有其特殊的本质规定。“历史范畴”仅仅是内涵的充实、完善与发展，而不是质的改变。就像一个人，有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还有男人、女人，但无论其性别，也无论其到了什么年龄阶段，他都是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人的本质规定，那就不是什么人的“概念范畴”了，而是“质”的改变。一个时期以来，书市上有关战略的著述不少，有许多还出自大家之手，书名赫然写着“大战略”、“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打开一看，不过是国家发展尤其是一些经济建设、社会改革方面的目标、规划、措施、打算等，全无“战”的味道。如果人们仅仅是因为“战略”二字层次高、声名显赫而使用它的引申义、借用义倒也罢了，但如果把那些与“战”毫不搭界的东西拿来炫耀，那不仅是对一个概念的亵渎，更主要的是对一种文化、一个事业的摧残。

第三，源于一种创作的冲动——闯出一条战略理论研究的路子。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太让人牵肠挂肚，这个世界也太不让人省心。世界在变、国家利益在变、战争形态和样式也在变，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给养。今天的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意愿。中国不论以什么方式崛起，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舞台上，都将是对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现状的改变。虽然中国一再声明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强权政治，不结盟，不搞军备竞赛，但是，一些西方国家以其特有的思维模式就是不相信中国的“新安全观念”。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国家担心中国会走上帝国崛起的道路。这就带来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即中国如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历史从来都是相联相通的，只要肯于自觉地去认识，总能找到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我所想的，就是从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战后的局部战争，以及美国走向“一超”的轨迹中，探寻中国未来的“路在何方”。

(二)

牛顿曾说：“我之所以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物壮物衰、兴衰交替，自古人间事。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学术角度，历史上王朝兴衰、英雄成败的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些王朝兴衰、英雄成败的过程中感悟到什么、借鉴了什么、联想些什么、融合了什么。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就是“盛世战略”的本意。

崛起的中国，最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的是人类在生存与发展的历程中不屈不挠、奋斗进取的伟大精神。历史记载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比如，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炎帝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鸟能衔石填海吗？石能补得起苍天吗？神农能百毒不死吗？当然都不可能。但是，这些流传至今并将流传下去的古代神话，都在生动地传递着一种精神——不屈不挠、奋斗选取！

崛起的中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战略。如果因为如此而就大喊大叫“中国威胁”、就妖魔化中国，无异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一种绝对的强盗逻辑。不管是谁，如果非要坚持强盗的逻辑，那就只能被视为是狭隘、自私与偏见——对后来者、对不同意识形态尤其是对后来可能居上者的一种敌视。没有进化好的野兽都不乏这种低级动物的本能！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教化。当然，这种教化绝不是像老师在课堂上那样的谆谆教导！中国应当有实践这种“教化”所需要的战略。在“狼外婆”依然存在并时时敲门的情况下，你能丢掉猎枪吗？！按照西方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追求权力是国家的最大目标，国际政治的核心就是国家问追求国际权力的斗争。崛起的中国，是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各大国关注的重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给自己也给全世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世界的命运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定义其自身的伟大。它会像二战后的日本那样满足于致富并保持低调的形象吗？或是更像一战前的德国——傲慢自大、愤愤不平且咄咄逼人？李光耀说：“只把中国当作另外一个大角色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角色。”

中国是个什么角色呢？中国应当自己首先搞明白。只有中国人自己想明白了，才有利于外国人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各揣心腹事的大国，往往是疑心生暗鬼。中国的政策、战略只有自己想明白了，才能让外国人“看个透”——透则无疑、透则无虑！这既是信息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一种策略。当然，不是越“透”越好，“透”的尺度，要由中国自己把握。

历史上，一个国家从初建到兴盛大体需要百年时间甚至更长。今天的中国，刚刚走完60年的历程，虽然前景更加美好，但前途依然充满荆棘坎坷、重重关隘。能否及早预防、趋吉避凶，直接关系着能否真正地步入盛世。因此，战略研究“莫道君行早”。

圣托马斯·阿奎说：“如果船长的最高目标是保住他的船。这艘船永远出不了港。”同样，一个国家如果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儿”，如果甘为人所欺，那就永远不需要战略。“盛世危机”是政治家、经济家、战略家(军事家)、外交家、科学家都必须认真对待并充分思考的问题。对于战略学子来说，主要是回答和解决战略上如何确保盛世尽早到来、长久延续的问题。盛世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内部利益调整可能引发国内社会动荡。比如，历史上有的地方政府因权益而割据或反叛；有的某一社会阶层因利益震荡——失去既有利益而揭竿；有的民族或宗教信徒因政策不利而寻衅滋事。当前，主要是“三农”问题、就业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不公问题、严重腐败问题等，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第二，是外部因素可能引发国家发展危机。比如，有的国际经贸活动受到一些国家的抵制，有的海外投资被当地政府“国有化”，有的海外资源、能源通道被阻断，有的海外市场被抢占，有的海外经商人员被杀害，有的国家使团被囚禁。再如，国际公用空间权益遭受侵害，国际形象遭到破坏，等等。

对于内部矛盾，战略上主要解决“忠于党”——确保党的执政地位的问题，即忠实地执行执政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竭尽全力地维护社会稳定，确保执政党能够顺利地贯彻自己的方针、路线、政策，不断地调整改革、推动社会发展。在具体操作上，平时主要是以力量建设、力量布局形成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震慑力，避免发生由群体性事件所导致的动乱、骚乱乃至暴乱；遇有重大内乱事件时，主要是以少而精的武装力量迅速平息事态，避免引发更大的事变，维护社会的稳定。

对于外部矛盾，战略上主要解决“保驾护航”的问题——为实现崛起、维护和平、为世界作更多贡献提供坚强有利的安全保障。在具体操作上，平时主要是通过战略造势、战略预置、战略力量建设、遏制危机等，避免战争的发生；一旦发生战争，则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在最短的时间内打赢战争。

(三)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作为总统，必须有历史感”。托洛茨基有一句名言，“你也许对战略不感兴趣，但战略对你感兴趣”。为什么呢？这个世界充满了龙争虎斗，充满了利益纷争，这个世界越来越需要秩序。战略是制胜之策，是治理之术，是生存与发展的保障。战略家并不一定非要有战争实践——上过战场、打过仗，汉武大帝就没当过兵，叶卡捷琳娜沙皇、伊丽莎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也没打过仗，但战略家必须深知战略、善用战略。战略的实质并没有什么玄奥可言，说到底不过就是在有关国家安全、国防建设、战争胜败等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怎么看”与“怎么干”，而“怎么干”的核心就是“出主意、用干部”。能否深知战略、善用战略，关键在于对战略的研究方法。

战略研究对于历史，更多的在于以史为鉴，古今融合。战略研究选择历史的角度，不是简单地去了解和掌握那些历史事实，尤其不能像中国高中教科书那样，去回答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是公元哪一年死的？西征欧洲最远打到哪里？甲午战争是哪一年爆发的？签订了什么条约？割让了多少土地？赔偿了多少银两？等等。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所在，也为真正的战略研究所不屑。

历史研究，历来有三种方法。一种是诠释铭文、记录史实。简单地说，就是将文言文变成白话文，将古人难懂的表述用现代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一种是还原历史事实并从中寻找可为今天的借鉴。这种研究，实质上是旧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还有一种，就是古今融合，即历史一现实一未来地分析研究思考，既分析研究思考历史事实及其相关事物的影响，也分析研究思考现实有关事实及其相关事物的影响，还分析研究思考未来有关事实及其相关事物的影响，其目的在于启发思考和想象。从历史角度研究战略问题，选择的就是这种古今融合的方法，其特点在于藉古遐想。

2004年7月，当笔者随代表团走进挪威奥斯陆国家人体雕塑公园时，被世界著名雕塑艺术家格斯塔夫·维吉里德的192尊、650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品所震撼、所感染。这些艺术品给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活生生的人物造型，更主要的是那由生到死、由小到大、性爱交媾、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的无限遐想。一件艺术品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越大，它的艺术价值就越高。同样，一个战略举措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越大，它的历史价值也就越高。这是就客观而言。就主观而言，历史上一个战略举措价值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人怎么看、怎么想。居鲁士、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汉武帝、唐太宗的宏韬大略，在卖冰棍的老太太那里，充其量是个闲来唠叨给儿孙们听的故事，但在政治家、军事家的眼里，则是帝王之策、将帅之道。

任何理论都是为一定的目的、一定的利益群体服务的。“盛世战略”是为当代中国根本利益服务、为党和国家发展服务。因此，笔者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三不惟”的原则：第一，遵史不惟史。以史为鉴、史可明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常识，也是我们应当确立的“史观”。但所有的史，毕竟记载着的是过去，如果史能解决所有的当代问题，那么所有的后人都可以不用长脑袋了。尤其是战略问题，历史上再好的战略也不能直接用于当前的社会实践。因此，对于历史中有关战略的经验教训，学习借鉴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师其意而不泥其迹”。第二，遵上不惟上。“遵上”本身就不是惟上，不惟上也不是什么不讲政治。善于着眼特点、着眼发展，创造性地研究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真知灼见，当是最实实在在的“讲政治”。而那种抱着历史“小红书”、当代“大经典”不放、光说不练的假把式，那才是真正的不讲政治。第三，遵书不惟书。遵书，不是从本本出发；不惟书，也不是不要科学理论的武装、忽视科学理论指导，而是要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现实重大问题，勇于实践探索、理论创新，不搞教条化的照搬照抄。

战略研究任重道远。我的一位学生立志“脚踏中西文化，胸怀宇宙文章，志成一家之言，激情思想进生”！这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气概！有大志才能成大事。战略学是“帝王之学”。从事战略研究、思考战略问题，就必须想着这个世界上“舍吾其谁”！就必须拥有世界胸怀、做好“宇宙文章”！

张世平

2010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