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自幼爱读《红楼梦》，也一直在努力收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和谈“红楼”的著作，久尔弥笃。《门外谈红》这本小书就是黄裳读《红楼们》的心得，从语言风格到版本考证，从曹雪芹的头像到林黛玉的眉眼，于雅丽、工致的辞藻间，展现了“红楼”之魅。

《门外谈红》是黄裳第二本“海上文库”，所录文章的时间跨度更是长达70年之久。

据黄裳在“前言”中介绍，1941年，尚是中学生的他对《红楼梦》一往情深，写下了《〈红楼梦〉的语言及其风格》，从语言角度审查高鹗续作以南人而作北语漏出的破绽。此文是《门外谈红》的开篇，更是黄裳红楼情的开始，之后，他陆续发表了《曹雪芹卒年辨》、《周汝昌〈献芹集〉续》等文章。难能可贵的是，这70年过去，黄裳对曹雪芹80回的喜爱丝毫未改，对包括时下流行的各种续作的保留铿锵不变，对自己的定位更始终是厕身门外的爱好者。门外到底有多少风情，且待读者在书中咂摸。

前记

《红楼梦》的语言及风格

《红楼梦》杂谈

读《红楼梦》札记

周汝昌《献芹集》序

春夜随笔

“新”“旧”“红学家”——春夜随笔之二

关于“自叙说”——春夜随笔之三

麦克风之类——春夜随笔之四

冬日随笔

一夜北风紧

论焦大

话说乌进孝

林姑娘的眉眼

林黛玉的“遗产”承受

荔枝与《红楼梦》

《红楼梦》与电视剧

《红楼梦》到底是谁写的？

文采风流第一人

闻高鹗被解脱有感

曹雪芹的头像

“曹雪芹画像”新说

《红楼梦》的语言及风格

我自幼爱读《红楼梦》，久而弥笃。近十年来努力搜求《红楼梦》的诸异本并谈“红梦”的书，颇有所获。可惜辛苦得来的，全在几年前失去。因而搜集的心思淡了下来，现在朝夕自随的只是一部家藏的铅活字本而已。

关于红楼的书可以说是多极了。编成曲子，衍为论赞，图成谱录，大大小小总有几十百种，不过这似乎全没有什么大意思。“五四”前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和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出，“红学”于是乎大盛。而这两部东西，也的确可以说是空前杰作。使我们不单以看故事为满足的人们大大高兴。胡先生的考证使我们知道曹雪芹最初创作《红楼梦》的时候是一段段地写成的，有时后面的事实反而先写成，而前面的反而还没有补进。这可以使我们推测出曹雪芹是先拟定了一个条理清晰的大纲——或者把回目都先拟定也不一定，然后才一块一块向上填。这时候就已经有人向他借了去以快先睹，以致原稿有遗落，使正文八十回里有所缺失，和前后两回不相连属的地方，而且还有未写成的地方，因为曹氏逝世而变成残稿。最可惜的是有几大段文字都已遗失了。如卫若兰的射圃，小红、茜雪在狱神庙的一段，“误窃玉”、“花袭人有始有终”诸文。因为这种写作的情形，所以颇令我疑惑一向认为是高鹗所补的后四十回中，也有些是雪芹的原稿。如“感秋声抚琴悲往事，坐禅寂走火入邪魔”，和宝蟾送酒的几回。尤其是宝蟾送酒的一段（证据在后面），这在高鹗自己的话里似乎也可以找出线索来。如“引言”中说：“是书沿传既久，坊间善本及诸家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这里高鹗所说的“前后错见”的话，更可以证明我假设后四十回中有曹雪芹的原稿的事。

现在我想回过来先看看《红楼梦》的本子，根据胡说，现存的本子大别之有三，即程甲本、程乙本与有正书局的戚（蓼生）本是也。戚本颇近于原稿，是当时的一个传抄本。程甲本即高鹗续补成书后一次木活字印本，程乙本是高鹗取甲本重新改正再排的一个本子。通行各本皆自程甲本出。亚东图书馆的本子本是据通行本校印，后来又据程乙本改排，有汪原放的校读后记，盛称其佳。但我却看出其极不行处。盖汪君以生意眼为重，当然要称赞其书，这在普天下的读者，是应当了解而原谅的。不过我们站在纯文艺的立场上来看，自然不敢附议，即无论高鹗擅改原稿，如塾师之批课卷，在态度与道德上均无可取。只要拿两种本子对校一下，看看他的所改的地方，是那样不高明，也就可以知道程乙本之不佳与高鹗的不行了。

《红楼梦》数百年来，几于妇孺皆知，而且也巳成为标准的官话教科书，如想学吴语必看《九尾龟》与《海上花》然，不只是海内如此，而且已经是国际的了。我最近得到一本，就是曾用了来当做教科书的。在某几回中有详细的批注，如第九回“贴的好烧饼”上注云：“彼此交换男色。”本来这些双关语是文学上极重要的素材，如不明了，简直是要使作品大为减色的。烧饼这名词，在上海就没有，其实在北方老乡的油条摊上，也还是有的。不过已经改称为“大饼”，晋封为平民标准食品了。至于如何贴烤，一般人士不会到摊上实地考查，难免茫然，因而这里的批注也似乎是必要的了。

我买这亚东本，全是为了要看看这程乙本的本来面目。因为原本流传，极为罕少。除了胡氏外，据说只有容庚先生有一部抄本，那么，亚东本的流传，似乎也不为无益。不过这只可给对红楼有兴趣的人作“备此一格”之用，如果用作普通阅读，我以为还是不好的。

买来之后，就颇想发高鹗之覆，所以就拿我曾有的一本活字本（据程甲本）来校了一下。也许有人会发笑的罢，为《红楼梦》作校字记，然而也实在是三个有闲之余，闲不过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仁人君子，其各鉴诸！

话又说回来，从头校起，也实在没有那么许多余裕，这里只是取出我素所喜读的几部分来校一下，而且特别注意的是“言语”，即对话的部分。这两回就是第二十六回“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和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辞通戏语”里“那日正当三月中浣”以下的一段。

普遍的看来，高氏的拿手好戏是把“儿”字加上去。这本来是蓝青官话的特征。如“花瓣”，在北平方言中读作花班（清吟小班的班）而作去声，根本不用加上儿字。如果以南方小学生国语课上的拉长而读之者为准，则岂不“天鹅绒”也乎哉？“倒在水里”改为“撂在水里”，这里是没有深切明了语气轻重之分。用“倒”，是表示宝玉很有些花瓣在兜里之故。撂字太轻，如“撂袍端带”，“撂开不管”，不用作及物动词，只可施之于薄薄的一张纸或几片花，若是那么大的一斗桃花，则颇有些不量轻重了。

以上是一个字的删易。还有“精彩”的整句删改，如“好好！来把这个花归起来，倒在那水里去罢”一句，改为“来的正好，你把这些花瓣儿都归起来，撂在那水里去罢”。活动的气氛完全失去。“来把……”多亲热，多爽快；“你把这些……”简直变为少爷对丫头发号施令。这种地方，实在不能不说是点金成铁了。

“慌的藏之不迭”改为“慌的藏了”，这里是不知道“不迭”这个“词”在北平是怎么的活泼地被运用着；如“不迭当的”表示来不及……

下面的一个例子，如果用了“文学史”的眼光去看，倒好像颇有趣。原文的“不顿饭时，将十六出俱已看完”，在曹雪芹原来是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把林黛玉的聪明表示出来，不料高鹗看了有些不可能，于是改为“看了好几出了”。这里，高鹗好像是用了“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手法改文章。不过和后来的“余香满口”地默默记诵的情况有些不合了。如果是只看了几出，根据“且听下回分解”的引诱，还要看下去才是，不应就记诵起来的。

“林黛玉道果然有趣”改为“黛玉笑着点头儿”。这里我有个推测，宝黛二人，平常总是喜欢斗口的。如宝玉说东黛玉每每撒娇的说是西。对于《西厢》的文字，两人都感到好了。然而还不肯痛快地赞成，只淡淡地敷衍了一句“果然有趣”，这句话有多么“娇”？点头儿，表示心悦诚服，意境不同。这个例子好似贾岛的推敲的问题；我们其实应该尊重作者的情感与想象，不宜煞有介事地径为删易也。  “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改“两只”为“一双”，只令人感到庸俗。“你这该死的胡说！”改为“胡说了！”校至此处实在不能不有把一个吹满了的气球用针来刺破之感。

“宝玉着了忙”改为“宝玉急了”，当时的环境，想来必不若是严重，这个例子正与上例相反，一是将重改轻，一是将轻改重，顺笔涂乙，全无标的，真令人莫名其妙也。

到后来宝玉反话：“你说的是什么呢？”想曹雪芹原意，宝玉只不过白说一句而已，所以轻描淡写的一说即过，以表示对这位娇小姐毫无办法之意，高氏变为“你说，你这个呢！”大有气急败坏，急于报复之势，当日宝玉必不若是。

下一个例是高氏擅加了一个“了”字，结果弄得句意全殊，实在是比较严重的。

袭人说的“那里没找到，摸到这里来！”高氏轻轻加一“了”字于句未，成为“……这里来了！”原句是袭人自述，含有抱怨之意。改后则意指宝玉：“哈哈！你摸到这里来了！”轻易一添，主词变动，这实在不应出诸通人之手的。

另外在“潇湘馆春困发幽情”一回中，也有不少改动。

“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都跟了进来。”改为“都跟进来了”。这很像《封神演义》上的“定身法”，把活生生的一句句子定得死板了。我常想在写文章时除非必要，最好避免置“了”字于句末，以免造出死样活气的句子来。

P1-7

大概在五六岁时开始接触《红楼梦》，得到的印象是莫名其妙，马上就扔在一边了。后来年纪长大，也不时翻翻，逐步发生兴趣，那层次大约是，首先对书里的诗词崇拜得了不得，奉为无上典范；再下来就是被元妃省亲等一系列热闹的大场面所掀动，认为全书精华尽在是矣。对于书中如许人物，并无特殊深刻体验，只是喜欢晴雯，着实天真、爽直、娇痴、任意、毫无城府，是可以绝无顾虑相交相处的人物。这种印象与品格认定，至今未变。

上中学后读到了胡适之的考证，大有石破天惊之感。从此对原著有了新的认识与启发。那时与同窗周汝昌兄曾有过热烈的讨论，至于争论内容，今天一些都记不起了。没有好久，日寇的无情炮火炸毁了学校，把我们也赶到天各一方。

我逃回上海的老家，插班读中学，升大学。依旧不能忘情于“红楼”，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光景，竟写下了一篇“考证”文章，仍依胡适之、俞平伯的旧说，想对该死的高续后四十回给以致命的打击，拆穿高鹗的西洋景，从语言角度，审查高某以南人而作北语所露出的破绽。这七十年前的旧作“论文”就成为“门外谈红”的开篇。

这以后，每遇机缘，总想插嘴。同时还怂恿俞平伯改写旧作《红楼梦辨》为《红楼梦研究》在自己编的副刊上首先披露，直等批俞批胡风事起，才知趣地噤声不响；又曾以故书资料为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以涓埃之助；在自己编的副刊上转载汝昌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有关脂砚斋与史湘云的论文；直至一九六二年在《文汇报》上发表《曹雪芹卒年辨》。我扮演的都是站在门外摇旗呐喊的角色，乐此不疲。

我为汝昌的《献芹集》撰序，比较明晰地说明了我对“红楼梦研究”的展望与希冀。我把《红楼梦》看做清初康雍乾三朝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制。曹雪芹留给后人的不只是用极高明的手法摄取的全面的社会相，更重要的是无限的“索引”，后来者可以从中挖掘出庞大无垠的完整的社会相来，一部光辉灿烂的百科全书式的鸿大制作，遥遥在望。可惜没有任何响应，为憾！

此后，“红学”渐成“显学”，门户、壁垒森然。我的厕身“门外”，不但是幸事，也是值得高兴的预见，堪以自喜。

结集既毕，适逢《续红楼梦》面世，又掀起了层层巨浪。来不及也实在没有空闲细读续书，只于报刊上少见一二，及全部回目，记得前两年曾说过些简单意见，至今也无多变化。只是从文字质量上看，曹雪芹在八十回书中嵌满了晶莹夺目的诗词歌赋，续书里可有篇把可以入目的诗篇？所拟回目，去曹公原作，粗去亦不止云泥，凡此，皆为明显感受，亦只一片面之印象而已。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