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长篇小说《十七岁》中，作者田中禾以睿智，敏锐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以富有悲悯意味的智慧来衡量和测度他的所见所闻。他不允许自已被任何人或任何思想所蒙蔽，甚至也不受自己的想法或伤感情绪的影响。他的写作因此获得这样一种突出的特点——优雅。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优雅”更显出它的难能可贵。它是平衡、自我戒律及艺术保障的象征。

阅读本书，增加一点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感情与信心。

本书是由田中禾编著的长篇小说《十七岁》。《十七岁》的故事内容如下：

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自撑持着生意、店铺，把几个孩子养育成人，接受良好的教育，送出县城。作为她最小的儿子，“我”一直在她身边，以孩子的目光收获了母亲在困厄窘迫中的智慧、坚韧与善良。

小说用“浓墨重彩、细致入微”的笔法在时间这个混沌之物上打了一个洞，使我们在夜晚仍得以存有对世界的想象。这种想象如同弗拉兹·罗阐释“魔幻现实主义”时说的那句话——它既非外来之物，亦非客观存在，它隐藏、搏动于事物中。

日记一则

1 木匠的女儿

2 外祖父的棺材和外祖母的驴子

3 十七岁的杂货店小姐

4 1944年的枣和谷子

5 张二嫂和她的孩子们

6 六姑娘十七岁

7 少年远行

8 鼠年的疥疮

9 进步的田琴

10 模糊

11 葬礼与爱情

12 乡下妞春梅

13 诗人的诞生

14 飞吧，忧伤的小鸟

在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老家经常诱发着我的想象。我想象着在很早很早的从前，有一帮灾民，担着担子，推着手推车，携家带小，从遥远的北方来到这座县城。他们走出南门，越过城河，走过一座石碑搭起的小桥。向东望去，一道丘陵的影子隆起在东方天宇，丘陵上耸立着一座九层砖塔。沿着长满野草的土路走上冈坡，脚下是一片沟壑隔断的荒野。这些外乡人在这外乡的荒坡里住下来，盖起房屋，种下树木，打下水井，搭起鸡舍、牛棚。文峰塔下有了炊烟，有了呼儿唤女的声音。他们操着和本地人不同的口音，在周围庄园里干活。人们把这地方叫做“侉子营”。也许这些被当地人称为侉子的人就是我的先祖，也许在某一次变迁中，我的先祖从侉子们手中把这座庄园变成了自己的产业。这一切本来和我没什么关系，由于母亲的到来，它成了我的老家。这很自然，也很奇怪。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不断被这个问题困扰，不明白我的生命和侉子营是怎样被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南阁街姓田的木匠去世，他的女儿正当婚龄没找到婆家；如果不是因为牌坊街的灯笼匠答应给我的外祖母买头驴子，我母亲这个木匠的女儿就不会嫁给他，侉子营对于我也就毫不相干，我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小村；这小村也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我这个人。侉子营变成我生命中的一个世界，完全是因为外祖父去世了，外祖母需要一头驴子。外祖母有了一头驴，舅父、舅母就能继续开他们的磨房，继续卖蒸馍。我母亲为了换这头驴，嫁给了牌坊街的灯笼匠，灯笼匠出生在侉子营张家，我就成了张家的后代，我的孩子们也成了张家的后代，侉子营对于我和我的孩子，不再是地球上的一个普通的村庄，它成了我的家族血脉的渊源。

后来母亲告诉我，沟对面的村子叫“城拐角”，它是我的姥姥家，我姥爷的弟兄的子孙们仍然住在那儿。“城拐角”这个村名于是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充满了神秘感。是某种神秘的力量使牌坊街的一个孩子和城外这两个村庄联系在一起。无论出东门还是出南门，只要走出县城，就会看见一抹灰黑色的影子贴在城东冈坡上，像天地间的一片云彩。站在村头回望县城，巍峨的城墙从两个方向蜿蜒而来，交会成一个巨大的拐角。“城拐角”和“侉子营”隔一条大路，冈上冈下相望，和文峰塔构成三角。两村的土地隔一条荒沟。干活歇息的时候，姥姥家“城拐角”的人和老家“侉子营”的人凑在一起，脱下一只鞋子，垫在屁股下，坐在沟边抽烟说话。说谁家的老人病了；谁家新添了孩子；谁家的媳妇和婆母闹了什么纠纷。有了红白喜事，两村的人都要互相通知。这平常的农村风景，因为一头驴，和我的生命景象交织在一起。我既然做了张家的后代，张家祖上的故事也必然进入我童蒙未开的儿时记忆。

我不知道黉学的石碑上是不是真有我姥爷的名字，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曾经找到过那通石碑，它就在先叫初级师范后叫第四中学的校门外，那上面确有张凤吾这三个字。有时候又对这三个字是不是我姥爷感到疑惑。如果这个张凤吾不是我的姥爷，有没有这通石碑，碑上有没有这个名字，对我也就无关紧要。然而父辈和兄长们言之凿凿，说我姥爷确是本县最后一次乡试的秀才。如果不废科举，也许我家也能如西关的曲八老一样在门前竖一座铁旗杆。所以，他们有理由痛恨无事生非的罗六爷——一个与我家毫不沾边的人，影响了我家的家族史。他住在离城七十里的偏远乡村，自己是前清举人，却跑到城里来多管闲事，纠集一伙人把洋人的教堂给砸了，害得全县城乡按户摊派教捐，赔偿洋人的损失。27000两银子固然不是小数，停止本县文、武科举考试五年的处罚，可让父老乡亲们伤透了脑筋，这处罚实在太严重了，它等于抽撤了全县莘莘学子成龙上天之梯，使家乡的有志之士丧失了做大清贤臣的最后机会。那次停考后不久，科举就被废除，读论语、孟子的人再也无法做秀才，更不要说举人、进士。这桩发生在光绪年间的公案，断送了我姥爷的前程，影响到张家的门楣。一个耕读持家的家族，从此心灰意冷，“读书还有啥用啊？”

父亲最先觉悟，他不再如祖父那样留恋“之乎者也”，他去向一个大字不识的远亲学手艺，及早成为牌坊街的灯笼匠，变为县城的市民。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家的晚辈们甚至连初中、小学都觉得多余，“认得自己的名字就行了。”他们当中更明白一些的干脆一个字也不要认，“不识字多省心！打右派、查反动标语，这类事再也摊不到头上来。”我猜想我的先辈早已认同这种认识，所以没给我们留下家谱、契约、证件、纪录之类任何见诸文字的负累，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佑护了后代，不至于给张家大多数族人的光彩身份添麻烦。礼仪上带来一点小小的混乱，有谁会计较它？我的堂兄把他的几个儿子取名叫学×、学×，母亲诧异地说，你爷爷叫张学义，你儿子叫张学×，和他姥爷排一个字牌？堂兄淡然一笑，“起名字不过是在生产队的记工本上有个记号，认那么真干啥？”母亲笑了，她不得不承认堂兄的话自有他的道理。那些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晚辈，大妮、小妮、大娃、二娃……嘴里叫得飞熟，谁能记得他们的名字？母亲去世的时候，许多熟悉的亲族来吊祭，事后那些记在吊唁簿上的名字显得陌生而荒谬，我竟没法把他们与现实中的人对照起来。这使我明白了文字的符号作用其实也微乎其微，文字如果不被识字的人当做进身、勾斗的武器，那也不过是没事找事折腾自己和别人多余的精力，用来满足虚荣心和优越感罢了。从前清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张家子孙因为不读书、不识字而保持了混蒙本色，对身历的乱世浑然不觉，连“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人生哲学也不需要，就如鲁迅所说，种田就种田，舂米就舂米，因而保持了家族的人丁兴旺，太平安乐。

我猜想母亲初嫁侉子营的时候，日子是平静、安逸的。她经常在这条县城通往小村的土路上往返。有时跟在父亲身后，有时独自一人。后来是抱着或背着孩子，再后来，有女孩和男孩在她身前身后跑动。他们在铁轮车的辙印间奔跑，追逐草丛中飞起的蚱蜢。庄稼发出沙沙的喧响，蚰子在豆叶下起劲呜噪。大路向坡顶绕出一个漫弯，走上冈，看见村边的小树林，像灰色纱幕，掩映着黄土墙和黑房顶。一条肥大的黄狗从林子后窜出来，摇着尾巴，绕着人的两腿，唧唧哝哝扑上扑下，用滴落口水的舌头亲热地舔逗母亲的手脚。母亲一边呵叱一边抚弄它光滑宜人的皮毛。大黄狗一直这样绕前绕后地蹿跳着把他们引进院子。父辈生活的院子是一座坐西朝东的大院，倚着坡势从堂屋向大门倾斜。院门口像所有农家一样，有一口泛着泡沫的沤粪池，池里浸泡着牛粪和柴草，空中飞舞着雾一般的蜢虫。站在大门口，情不自禁地被不远处的池塘吸引。它清澈，明亮，水面上漂浮着墨绿的荷叶，小树和灌木的倒影在岸边浮动。我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箩筐里压上馒头，放上几块断砖，把它沉进塘去，过一阵提上来，就会有鱼虾在筐底蹦跳。挨着大门是一间储放牛草的仓房，我经常和堂兄们在这儿捉迷藏。甬路左边有一台石碾，岁月在发灰的石头上布满星星点点的麻坑。和大门相连的东屋是牛屋和磨房，门口有一棵老枣树，一到秋天就闪烁着惹人眼馋的星星似的红枣。北屋是叔父们居住的厢房。婶母用铁面盆打来一盆水，泡上一块家织布方巾。母亲一边洗脸一边和婶母说话，城里乡下的琐事使她们喋喋不休。

母亲很喜欢乡下，这种感情一直传延到我的儿子。我因此为我的孙子以后的后人担忧，没有一个可以怀恋、追忆的乡村老家，他们的记忆世界会不会变得枯燥、乏味？尽管岁月流逝，老家变得面目全非、旧景不再，使人伤感，可它深印人我童年的心中，成为属于自己独有的永远不会破灭的童话世界，在冗烦的人生途程中，不断唤起我的念想和温情。和母亲一起在乡下度过的麦收季节的印象，至今仍然在我心中激发着湿润、美丽和辽远的怀想。

在那样的季节，一家老小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星星在天顶闪耀，晨风中流溢着成熟的麦田的气息，咳嗽、说话和狗的跑动声从黑暗中传来。“吃杯茶”掠过头顶，在天空响亮地呜叫，吃一杯一茶！吃杯一吃杯一茶！随着麦叶和镰刀嚓嚓的响声，白白的麦田被分割出一道道黑色的斑块，斑块不断扩大，逐渐连成一片。第一缕霞光抹亮天际，人们仿佛才从梦境中醒来。裤脚被露水湿透，鞋子变成泥坨。妯娌们显露出各自的身形和面目，停下手中镰刀，用刁钻的话斗嘴、开玩笑。太阳冒出地平线，轮到下厨的媳妇提前收工，镰刀夹在腋下，沿着田边小路向村子走。炊烟从雾腾腾的林子背后升起，在初升的阳光里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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