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本书选编了2009年度的十八篇优秀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切入现实，关注人生，或直面社会问题，或走进各色人等的内心，捕捉生活，锤炼文字，精准剪裁，极尽故事的张力，在体现短篇小说凝练与丰富的特质方面，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美丽景观。

本书选编了2009年度的十八篇优秀短篇小说，包括《卖果》、《伊琳娜的礼帽》、《我们为什么没老婆》等。多种多样的叙述手法，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反映悲喜人生、复杂人性的生动和深刻方面，呈现出优秀的品质和丰富而绚丽的艺术光彩。

001／序：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学

001／卖果

016／边区造

039／赶在陷落之前

062／汉泉耶稣

075／伊琳娜的礼帽

089／觐见元首

106／桃花渡

120／宇宙

133／我们为什么没老婆

145／夜是怎样黑下来的

168／敬香哀势守

173／能不忆边关

187／企鹅

205／怜悯

222／睡觉

238／在敦煌

253／鲤鱼打挺

261／你在哪儿

头一天下午，儿子就跟他闹起了别扭。那时候，阳光很灿烂很温暖地照进屋里，从窗户望出去，秋阳下的果园已经显得有些萧瑟，果树的枝叶已经泛黄，有些叶子已经飘落下来。果子是没有了，早就摘下来了，剩下一些没有摘干净的果子，在叶子脱落后孤单地挂在枝头。

他们就是因为那些果子生气。儿子坐在电脑桌前，儿子不在家的时候，那个电脑就是个摆设，死物一样地挂灰，儿子一回来那个电脑就活了，儿子没事就愿意坐在那里。电脑没开，儿子闷着头坐在那里。儿子生气的样子没有什么改变，低着头，倔倔的，一声不吭。唯一的改变是神情，脸上再也没有了害怕和畏惧，流露的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有些茫然和不知所措，女人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如果女人在就好了，他只需冲女人使个眼色，让女人打个圆场，一切可能就化解了，可关键时刻女人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她是成心的，他想。

我们爷俩越别扭她越高兴，他想。

其实也没什么根本的冲突。儿子十一放假，说要和他一起到早市上去卖果，他和女人都不同意，但儿子说他要参加社会实践，学校有要求。学校的要求总归是对的，女人立刻就不说话了。他明白，什么社会实践，儿子是糊弄鬼呢，儿子大了，懂得体谅父母了。但他们苦巴巴地供儿子读书上大学，可不是为了让他回来跟着卖果。争执的起因完全是一件小事，果子存在果窖里，果窖和那个要去的市场相距很远，儿子建议他提前把果子取出来，第二天早晨好直接去市场。儿子算计了一下，这样要省出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他不同意，他说，不行啊儿子，你提前取出来，明天早晨那些果子就干巴了。水果也和人一样，它不能失去水分啊。

儿子说，一宿还能怎么样？谁能看得出来？你有那半个小时的时间，能走多少路呢，能卖多少果子呢。

他不说了，他说不过儿子，但道理他是懂的，水果不能在家里过夜。儿子不懂，儿子对农活一窍不通。

他觉得奇怪，儿子好像天生就不是为这果园生的，是为城里生的。那时候，他们像护理果树幼苗一样地护理着儿子，他们也没有刻意让儿子不干活，可是儿子除了学习之外对农活毫无兴趣。儿子不喜欢果园，他们就让他去侍弄旁边的那块地，他们以为儿子会喜欢庄稼，地里的庄稼就是他们一年的口粮。正是夏天，他们在果园里忙着给果树喷药，果树是娇贵的树，不喷药它们就抵抗不住虫子。他们把头和脸捂上，只露出两个眼睛，一棵树一棵树细致地喷药。他们看见邻居王老疙瘩的儿子二杧子扛着一袋化肥从容走过，身上放着油亮油亮的光，谁都夸二杧子有力气，是把干活的好手。他们有些羡慕，吃同样的东西人家怎么就长成了一身腱子肉？而自己的儿子呢，从小就不见长，他们给他起了个小名叫豆苗，也许就是这个名字起坏了，他真的不再往高长了，瘦弱得像一棵豆苗。那时候，他们用目光去找儿子，儿子正站在地里拄着锄头往远处望，并没有干活，可他们还是一下子就心疼了。儿子站在庄稼地里显得那么单细和瘦小，周围的玉米苗好像要淹没他似的。

他说，儿子不愿意干呢。

女人说，不干就不干，儿子天生就不是干活的料。

女人说这话的时候，不是埋怨，倒是有些自豪呢。

他们没有白白期望，儿子的学习真的很好，小学就不用说了，初中，高中，一律是很优秀的，直到考上了大学，他们才松了一口气。这回轮到王老疙瘩羡慕他们了。王老疙瘩说，啥人啥命啊，我家二杧子就是干活的命，你家豆苗就天生不是庄户人。不光是王老疙瘩，邻近的果农哪个看不出儿子的出息？他们对着他和女人夸奖说，别看豆苗个不高，关键时刻能举炸药包。他们是从说英雄董存瑞的一句话上套下来的，说完哈哈大笑，他们觉得自己的玩笑开得很智慧。他和女人也跟着傻笑，儿子给他们长脸了，他们从内心里感到甜滋滋的。

儿子在长春念书，走的时候没用他们送，长春不算太远，他们觉得挺好，他们不希望儿子走得太远。儿子上的是农学院，学的却是商业管理，他们不知道农学院怎么会有商业管理，他们不去管那些，那些是儿子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选择，那些他们不懂。他们喜欢儿子在近处读书，时不时的就可以回来。但事情不像他们想的那样，儿子不到假期从来不回来，和在远处念书没啥两样。他们奇怪，儿子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呢？

女人回来了，女人是到小卖店买肉去了，小卖店在山下。女人拽下头巾，露出一张过度暴露在阳光里的脸，红里透着黑，像一枚熟透的果子。女人把那块新鲜的肉“吧唧”一下扔在门边上的菜板上，用头巾擦着汗，头巾被灰尘和汗水弄得看不清颜色，近乎一块抹布。儿子说她好多次了，让她换一块好一点的头巾，儿子甚至从长春给她买了一块，她还是愿意戴这个看不出颜色的头巾，她对儿子说，干活的人管啥石可碜好看的，就是挡挡光擦擦汗，再好看有什么用？

女人出去的时候，爷俩还是好好的，有说有笑，现在爷俩别着头，显然是都在生气。男人怎么样她不管，但儿子为什么生气她是要追究的，她不敢问儿子，她问男人：怎么了？

他说，豆苗要先把果子从窖里取出来。

女人说，取就取呗，省得明天起早。

他眼睛一瞪，说，儿子不明白，你怎么也浑了？果子在家一宿能行吗？

女人说，有什么不行的？没送窖里的时候，头天摘的果子不’也是第二天卖吗？

他有些急了，那能一样吗？刚下树的果子放一天还可以，那些果子已经在果窖里放很长时间了。

他对女人不满起来，他想儿子不懂你还不懂吗？女人指定是被儿子给弄糊涂了。他发现，儿子一回来女人就糊涂，女人光想着儿子，干什么都丢东落西的。

女人说，能差多大成色，谁能看得出来？这时候能吃到新鲜的果子就不错了。

别吵了。儿子突然抬起头不耐烦地说。

女人立刻就不吭声了。

女人就是贱皮子，儿子一说话她就老实了，他愤愤地想。

儿子打开电脑，不再理睬他们了，这说明儿子想通了，儿子要做更重要的事情了(他们认为，儿子一上电脑就是在做重要的事情)。女人连忙做饭去了。他也松了一口气，开始准备土篮子(北方用的一种带把的圆筐)。他把废旧的编织袋剪开，然后用塑料线把它们缝在筐底，这活计他不能让女人干，只有他自己能掌握好尺度，既要让它们和筐底接近，又要有一定的距离，当装满果子的时候，那些重量正好使它们不至于沉到底部，不被筐硌破，他要让那些果子舒舒服服地在土篮子里待着。

P1-4

假设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在2009年试图通过报纸或网络了解中国的文学，他想必会认为，就在这一年，中国文学正在生存还是死亡、活着还是死去之间痛苦挣扎。

在此之前，德国人顾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国文学提出了严厉的指控，在最初的震惊、略微的挣扎和低声的“别这样”之后，2009年，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以一种令人吃惊的热情接纳了他，顾彬想必发现，至少在隐喻的意义上，鞭挞和被鞭挞的快感正在他的听众中震颤，而一根德国鞭子的威严训诫，显然使事情高潮迭起。

这一年年底，当据说王蒙和陈晓明宣称现在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好时期时，媒体和公众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反应，使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论点谨慎地加以限定。而在北京的学术会议上，教授们之间爆发了当面争吵，清华大学的肖鹰痛心疾首地痛斥那些认为中国文学还活着的人没有立场，北京大学的陈晓明反唇相讥地质疑对方作为顾彬的中国追随者的立场。

当争论归结为“立场”时，常常意味着真正的对话已经结束，接下来就要诉诸公众的道德激情，就要做出判决。而在中国，文学问题确实就是个道德问题，“堕落”，这个词我们很少用于描述个人的道德体验，但常常被用来指称文学的状态，在纯洁无辜而热爱文学的人们看来，文学的堕落是他们感受到的生活世界之堕落的一个最不可容忍的表征——如果不是原因的话。

真正的焦虑从未被充分揭示，我们已经习惯了背靠着沉默的区域展开喧嚣的争吵。我敢断言，中国当代文学最激烈、最悲观的批评者们对他们所审判的对象其实甚少了解，他们的判断通常是整体性的全称判断，无须阅读经验的支持；但是也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观点中隐含着某种更为深邃、更为强大的情感。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理解最近几代中国人的成长经历：在他们的青春期、在他们受教育的全部时间里，文学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具有内在性的精神区域，在中国的最近三十年，文学与理想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词，正如文学与青年构成了一个词，不管文学与人类价值世界和道德生活的关系实际上多么复杂，对这几代中国人来说，文学确实曾经提供了一套精神修辞，对其中那些最真诚的文学热爱者，它近乎于一种宗教体验，文学就是他们的“教堂”。

但恰恰是，在最近几代人的时间里，人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世上还有更紧迫更重要——甚至是唯一紧迫和要紧的事，他们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他们当然是过于匆忙，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大规模的冲动，他们的匆忙或许证明了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并非一所伪教堂，尽管他们肯定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的“教堂”并没有教会他们足够的自省能力。问题是，尽管文学遭到遗弃，但那对他们来说相当于精神上的初恋，而后来的一切只是粗鄙的享乐——只要想一想这样一个人对初恋情人以及她现在的丈夫做何感想，你就会理解他们对此时的文学和作家们的那种敏感易怒的情绪，那是一种深刻的挫折感，将背弃转化为自怜，无名的愤怒找到了目标：他们居然并且肯定没有照顾好那圣洁的理想，世界之堕落终于找到了根源。

当今中国的社会精英大部分都曾经是文学青年，当今中国接受过普通义务教育的大部分青年，也曾经在文学中得到生活之自由和价值的应许，他们或许很久无心再拿起一本书耐心地阅读，但是，“文学”这个词成为了一块激起公牛之亢奋的红布。

这一切汇合成了巨大的现象，一种面对文学的亢奋厌憎，一个秘而不宣的事实是：这种厌憎有多么激烈，厌憎者的自我厌憎就有多么深切。旁观者清，可能只有顾彬先生理解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人谈论他们的文学时口吻如此狂暴，似乎文学承担着世界的全部重量，因此它也必须承受人们的怒气与邪火。

在中国，文学从来就不仅是文学。这也正是为什么对文学的依据阅读的辩护在这种争论中通常都会显得嗫嚅苍白、不得不处于守势。当辩护者恳求对方稍微花一点时间读一读此时的文学作品时，我们都知道这是软弱无力的，争论其实根本不是由此而起，也根本不在此处，对方具有一种整体性愤怒，而这愤怒无法通过世间可能有的任何一部作品予以抚慰。这就像一个人，当他站在荒野中，悲怆地感叹世界之荒芜时，你必须理解他的悲怆是一种形而上的悲怆，你不能向他指出他身边的花与草，那甚至会使你感到愚蠢和荒谬。

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判断变成了注定不正确之事。2009年，在深圳，一群专家学者共同评选本年度的中国图书，结果没有一本中国大陆的最新原创作品入选。据说他们是以此表明对中国文学的“不高兴”。其实以我对这些先生的专业背景和兴趣的了解，我根本不相信他们读过这一年的任何一本新出的中国小说，但这种“不高兴”是“政治正确”的，而且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对《小团圆》表示高兴，后者是2009年中国最畅销的一本小说，由张爱玲——一位曾经生活于三四十年代日本占领下的上海的女作家写出，这位作家在她的晚年写下了《小团圆》，执著地解释和申辩当初她与一位日本占领军的合作者的恋情。尽管这部书更像是她早期作品退化、粗劣的仿品，混杂着琐碎的世故和专断的自欺，但专家们依然给予它特别的宽容。也就在专家们对中国大陆此时的原创小说表示不高兴的同时，他们对香港和台湾的作家哪怕是并不重要的小小文集都会表达偏爱。事情似乎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厌憎正在使人们失去对此时的文学的判断意愿。

我还必须谈到中国的网络文学。在此前一年，中国一家经营网络游戏的大公司，宣布成立文学公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学公司”，这家公司很快就信心十足地宣布，他们将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文学革命——网络上前千千万万“草根”民众的书写将打破精英们对文学的垄断。资本的意志和民粹的文化冲动达成了合作——在中国，民粹也是一门大生意——于是，无数人真心诚意地相信：中国和外国的文学传统都将由此终结，国王死了，群众万岁。

当陈述这一切时，我是在表明，中国的文学家身处多么复杂和艰困的环境，他们需要极强的耐心和自信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

但即使如此，在2009年，一个对文学持有正常判断力的中国读者或许仍能看到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文学在关于文学之生死存亡的争论之外仍在默默生长，作家们正在探索对中国入的自我意识重新予以审视和表达的途径。

这一年，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张翎出版了《金山》，这是一部关于19世纪末加拿大中国劳工的悲壮感伤的家族史小说，它有力地重述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当传统的历史叙述以发生于北京的五四运动、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为线索申说现代中国的精神觉醒时，人们可能忽视了历史的混浊和复杂：辛亥革命是一场沿海的和华侨的革命，流散海外的中国人——包括那些无名的劳工，他们在海外形成了最初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并且由此展开了行动。

而《金山》的作者的身份也是意味深长，她是温州人，80年代初的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生，在那时，张翎就形成了她的文学志向，但这种志向很快被出国的冲动所搁置，在国外定居多年之后，她成为一位加拿大的听力训练师，但她的病人们大概不知道，他们同时面对着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

——一个对中国文学意义深远的事件在2009年露出了端倪。在这一年年底，中国权威的《人民文学》杂志推出了“新海外作家”专号，这个概念所指的是最近三十年来移居海外，并且以他们的写作返身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小说家们：严歌苓、张翎、陈河、张惠雯、陈谦等，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流散、迁徙的生命体验中重新认识和想象中国人之境遇，现代文学中由郁达夫等人开启的微弱线索，此时成为了明确的潮流。

与“不高兴”的专家们不同的是，我认为2009年有理由谨慎、低调地表示高兴，这一年，刘震云发表了《一句顶一万句》，到年底，另一位重要的中国作家莫言发表了长篇小说《蛙》。

几乎所有对中国文学的责难都立足于一个强大的论据，那就是作家们不关注现实、逃避现实——人们对现实所怀有的巨大焦虑急需得到缓解和释放，但我们可能过于焦虑，以至于将现实简化成迫在眉睫的种种问题。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所说：我们正被一种惯性所支配，对所有近在眼前的问题张皇失措、反应过度，而对长远的问题麻木不仁。在这个意义上，刘震云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辨析和理解，莫言从生育史角度对中国人之罪与悔的界定，都深契现实，具有持久的精神价值。

——也许我们一直生活在幻觉中，我们用大量移用了西方概念的现代汉语思考和言说，我们至今并未找到有关我们的真实生存的语言。中国人是一切新兴通讯工具和交流手段的狂热追捧者，即使按照人均水平，我们可能也说了世界上最多的话、写了最多的字，这巨大的、无穷无尽的喧嚣可能恰恰源于一个根本的沉默：我们根本不像我们言说和表达的那样，在我们的口舌之下，潜藏着寂寞的、无以言表的中国之心。

让这沉默之心发出声音，让它获得语言和形式，这是刘震云和莫言所做的，这是中国文学近年来一个隐蔽的方向——它大概还是令人“不高兴”，中国人的自我认识自现代以来就注定艰辛、困苦。

但什么都不是无效的——在2009年，即使你一部中国作品也没看过，但是当你看到中国人如何谈论他们的文学时，你可能已经接近了他们内心某些最隐秘的地方——他们如何与自我、与世界周旋，以颇具中国特色的方式。

胡舒立为首的原《财经》杂志团队打算继续按《财经》旧例出版一份中英文年刊。我应约写了关于文学的文章，以上便是。《2009年短篇小说》编完，索性把此文拿来做了序。编年选这件事，年年赌咒发誓不做，年年都做了，而且年年都拖到最后，让我的责编张玉虹女士每年焦虑一次。当然，有快的、取巧的办法，但终究还是花了笨工夫，搬了一百多斤杂志一本一本地翻。选了十八篇，最后一看，大多是各种选刊没选的。我对此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