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那山，蹚过这河》是高级记者管志华同志的文章结集，共分为城市感怀、海上风韵、人物影像、旅行散墨和书林一叶五个部分。城市感怀记录了与城市有关的方方面面，海上风韵书写了上海的一系列品牌以及历史和现状，人物影像则是作者对社会各界名流的采访，旅行散墨是一组旅行途中的感怀，书林一叶则是作者的读书心得与体会。全书记人写事，文情并茂，娓娓道来，颇具可读性。

《走过那山，蹚过这河》是《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管志华的力作。分海上风韵、城市感怀、人物影像、旅行散墨、书林一叶五大章节。

《走过那山，蹚过这河》反映对近年上海城市文化、人文精神以及各地“旅游文化”的观察、审视和思考，其中以历史、人物为主线，叙及当今，剥琢钩沉，讲述世态万象和人生故事，包括老上海商务、银行、企业的文化渊源，介绍改革开放后工业部门如航天、电力、通信、城市交通，以及新农村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做法与经验。

以新闻式、杂感式，间或随笔式、散文式，以及记叙式等笔法，如“沙泥”，似“碎片”，连缀城乡之山河间，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此乃著者亲自走过这山、蹬过那河，踏访其间可亲可爱的人物，目见耳闻，真实感受，有着独特的文字呼唤和心脉跳动。

如果说，记者是社会良知，那么，其真正的作用乃在于反哺民族文化并使自身融化在人民之中，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文字去卖弄、卖钱、媚俗、媚权，更应侧重在公平正义与文化关怀上，全书不“官腔”、不“愤青”、不“惊世”，喜欢读书者自可欣然体验。

序 留下这些文化碎片

海上风韵

 商人群：与城市崛起相伴

 上海会馆的源流

 上海商人和苏州文人

 “大隆”的创业与勃兴

 上海烟草的品牌故事

 德力西与中国航天

 上海移动：企业社会责任标杆

 会说话的“红绿灯”

 附：马路交通的“经济学”——未来的城市智能交通(罗赞文)

 乐为电力添砖瓦

 华亭人闹元宵

人物影像

 赴美留学不辱使命——访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石双惠研究员

 留学：重在“会学”——访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郑衍衡

 附：我亲历改革开放后首批留美路(龚祖埙)

 弘扬国学传承中医药学——访著名中医学家潘朝曦教授

 妙手起生死大医济苍生——再访著名中医学家潘朝曦教授

 点亮心灵一盏灯——访华亭宾馆董事长、总经理董剑珍

 柏万青：从“草根”走向“明星”

 人际沟通和谐社会

 辞海精神和上海文化——记出版家巢峰

 忆贾安坤先生二三事

 从翻译导游到旅游局长——道书明话上海旅游今与昔

 真文章在孤灯下——记上海昆剧名家张静娴

 “草书王”漂落上海——记当代草书名家爱新觉罗·若兰

 “中国玫瑰第一乡”的文化遗产——访兰州永登县苦水镇木偶老艺人

 九七老人的长寿人生——访上海文史馆馆员刘万

旅行散墨

 此间风物属苏绣

 水灵震泽

 天上云居

 “天堂草原”巴里坤

 哈密：人亲水甜风光好

 雄关漫道真如铁——嘉峪关走笔

 弯弯月牙泉

 先秦文化的摇篮——旅行甘肃偶记

 伏羲故里参观记

 在西安看实景剧

 盛世经典·苏河湾

 泖港风貌

 当涂：诗性的土地——兼记李白的终老之地

城市感怀

 边缘人

 莫做手机的“奴隶”

 城市留下什么

 飞过城市的天空

 城市与老人

 美食：通向世界的护照

 对城雕之孔见

 缘何缺标志性城雕

 城市需要景观家

 由“学书”想到景观

 祖国荣誉高于一切——锦江囝宾车队世博接待中故事

 人性与文化的力量

 海上藏石“拍卖经”

 苏州河风光

书林一叶

 读书的“三生主义”

 读书与清谈

 谈国学

 刘邦的“骂儒”

 夜读《庄子》

 巾帼的情怀——读《玉兰正盛开》

 新闻先驱者的心灵史——读钱江的两部报史新著

 识度和守度——读《裘沛然选集》

 文人“触电”

 有感于《新华字典》的风波

 博观会通鉴古今——读《中华一万年》有感

 史家的公正和公允——重读《史记》

 留住文化之根——读《中国魅力名镇》

 守岁记

后记

商人群：与城市崛起相伴

近代上海，逐步演变成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而商业人群中，不乏大商人、大富翁、大老板、大资本家和大买办。几百年前，上海其实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比如，明清时期上海只是苏州府的“卫星城”，后来渐渐繁华，誉称“小苏州”。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却变了上海的“卫星城”，以至称作“小上海”，其间当有夸耀、自豪的成分。这里，不仅仅是称谓的变化，而是折射苏州作为原来传统和兴盛的城市在近代的没落，也体现商人的积聚和能量，他们与新兴城市相伴，推动经济格局的震荡、变迁，使上海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神话。

上海开埠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区域的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从而取代苏州原来的主角地位。史料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内的棉布、棉纱、茶丝及米的贸易都不再流经苏州，苏州曾是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地，此时已无进也无出。随着上海在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和外国投资的主要场所。如1900年，苏州进出口总值为117．928 7万关平两，上海则为38 948．439 5万关平两，后者为前者330倍之多。再如1900—1937年海关的统计，这30余年中，苏州进出口货值总数最高年份为1922年，达2 636．816 2万关平两，而同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总数为134 744．088 7万关平两，后者也是前者的51．1倍。可以说，上海取代了苏州传统经济中心的角色，以超强的经济聚散能力，让当时有限的资源、资本流向上海自己的“聚宝盆”。这中间，商人群体的能量和功用不可忽略，正是这样一批资本“蚁民”，将一块香喷喷、好端端的苏州酥骨迁搬上海，苏州的中心地位由此沉沦，辉煌不再。

从宏观眼光分析，19世纪中叶发生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经济社会封闭的状态，把中国推向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中，导致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分化，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新的经济兴起，在这种社会转型中，部分适应了新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获得发展机遇而勃兴，而原先具有稳固地位、经济发达的城市则由于在转型过程中未能适应变化，从而出现衰落。苏州中心地位的沉落正缘于此。

从具体因素分析，交通地理位置的优劣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当初苏州之兴，仰仗于地处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网密布，水陆交通发达，尤其得益于京杭大运河之便利，“南海百蛮之入贡者，南方数百郡之求仕者，与夫工艺贸易之趋北者，今日杭州而明日苏”，成为当时苏、杭繁华之乡的真实写照。然而，铁路的兴起，使大运河运输功能渐渐退化，慢慢地，苏州传统商业贸易地位一点点下降，像起初非常发达的苏州米市，到了清末年间迅速衰退；曾经十分兴旺的粮食专业批发市镇枫桥，到了民国初年，渐渐门庭冷落，以致变成“寒桥”。史书记载，民国以来“苏州商业区域狭隘，宏壮经营不便；其势力范围不过为当地附近四乡八镇及常熟、无锡、常州、丹阳而已”，苏州从全国性的大城市衰退成区域性中等城市；而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也是重要推力，期间，苏州大量的地主商绅逃往上海避难，带走了巨额财产。地主商绅包括官吏在上海发家致富后衣锦还乡，则是大兴土木、大造园林，无有志向、意识去打造一个真正强大的苏州。

近代苏州的衰退，归咎于传统经济的解体缓慢和对现代经济的反应迟钝。本来苏州具有独特、优越、领先的丝织业，然而这种优势却捆住苏州自己的手脚，在常规的惯性中，不肯也不为现代工业大潮所动，让往日的辉煌自我陶醉而麻痹嗅觉，致使新式工业一直未有发展，与充满朝气、活力的上海相比，近代苏州在满足中落伍，为此，有人自嘲：“苏州有文化，无商化。”缺乏市场活力、激情，苏州陷入农业经济的桎梏，落人窠臼而无独创。相反，上海逐步成为移民城市，拥有雄厚资金、实力，商人开店办厂，市面兴旺，追求商机，讲究商道，使近代上海从“矮个”成长为“巨人”，而近代苏州却从“巨人”缩小成“矮个”。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曾是经济兴盛、文化发达、人才荟萃之地，清末民初以来，苏州士绅除少数人发生身份和观念转化外，多数人保持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作为社会主流的士绅意识，通过各种渠道浸润漫延，严重影响一般民众，正是如此，晚清苏州的民风变得异常靡弱、闲散，生活节奏十分缓慢，丢失和缺乏实现早期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紧迫感和开拓创新精神。对苏州人，有人评说“长于持论，短于行为；勇于发端，怯于临事”。在这样的世风影响下，清末民初，苏州较少人愿意将其资本投入到现代实业中，以致机器生产的工业厂家寥若晨星，这样造成苏州钱庄吸收的存款在本埠难以销纳，不得不转向外埠寻求出路。恰恰相反，靠苏州最近的上海，由此大得“天时、地利”，苏州的钱融进上海，给上海的命脉贯注血液，也像乳汁滋养孩童一般，让近代上海的身子、个头愈长愈高、愈发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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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这些文化碎片

李辉

十几年前，我与管志华先生结识时，他是业余诗人。社会日趋浮躁中，难得他仍如一位青年，写诗热情不减而陶醉。他曾在军工企业界工作过，二十五六年前入新闻界，后成了我的同仁。诗一直是他所爱，不管是否出色，他依然看重这一种热爱的投入。一个人，能把青春的文学梦延续到行将“耳顺之年”，本身就是为自己的人生所写的可以一直读到老的一首诗。

职业的转变，使管志华有了更大的写作领域。由写诗，他再走进通讯、人物特写的写作。他怀着一种诗情，把文化的触角伸进上海的世态万千，伸进各界人士的人生故事。多年所写的通讯、特写与随笔一旦汇集起来，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便有了另一种的个人呈现。他把这些写实类的作品，起了一个很虚的书名《走过那山 蹚过这河》，或许在他的心目中，他所采访过的人物，他所关注的话题，就是城市的山，城市的河，徜徉这样的山与河之间，他有自己的满足与快乐，有自己珍爱的文化情怀。

或许因为是侧重于新闻的缘故，管志华所写的人物特写，在我看来，如果文字多一些变化，结构多一些层次，相信能够更有力度。尽管如此，我乐于在他的作品里，读那些感兴趣的人与事。

浙江的南浔古镇，我去过数次，每次都会走进绿荫环绕的著名藏书楼“嘉业堂”，对当年藏书楼主人刘承斡的爱书情怀，常怀着深深的敬意与羡慕。在管志华的作品里，我高兴地读到了一篇《九七老人的长寿人生》一采访对象是刘承斡的公子、上海文史馆馆员刘诉万。作者以纪实笔法，以生动的现场感，把一位朴实、真诚而可爱的高寿老人的形象呈现出来：

2010年大暑天，在闹中取静的巨鹿路寓所初见刘诉万先生，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处世豁达、谈吐优雅的老人，他白眉慈目，脸色红润，双耳垂肩，身板硬朗，虽说耳朵有些重听，但精神矍铄，思维明晰，只须稍稍提高音调，抑或其间递上纸条“笔谈”，我们话题的交流无拘无束。第二次会面，老人家正聚精会神地用放大镜阅读一本刚出版的书籍，原来里面有刊登写他父亲刘承斡的文章和照片，我接过书朗声读起，他不时评点：“这是事实”、“这里不实”，特别里面提到他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将上海胶州路450号旧居作为藏书之地，他边指着照片边纠正道：“当时这是租的。”

我很喜欢这样的人物特写。遗憾的是，有一点管志华似乎没有意识到——汇聚刘万这些前辈的上海文史馆，本可以成为他的写作宝库，如果抓住机会，系统采访一些与刘诉万有着同样经历的民国老人，那么，他对上海及江南文化的历史钩沉和描述，一定可以蔚为大观，这本书也就必然厚重得多。

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过，就真的永远错过了。

好在管志华毕竟用他的笔，捕捉住上海文化的吉光片羽。一些人，一些事，因留存此书而不被淡忘。

完稿于2010年11月9日，北京

这部书稿本不想拿出来示众，可经不起朋友们的鼓励、怂恿，加上一些朋友的支持，所以在当今图书市场不景气状态下，依然添点勇气，让喜爱书籍的读者取舍评骘。

需说明的是，这部书稿少量篇幅在前几年完成，大部分文字写于2009年至2010年11月间，逾三分之二文章曾用真名或笔名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及上海主要报刊和有关丛书，实际上是将零碎、散落的文字汇为一集，取名《走过那山蹬过这河》，依然有‘‘新闻人”的气息，“明日黄花”则是肯定的。读者若在阅读中颇感瓜田李下、掠人之美，便请诸位多加包涵，我毕竟属于“半瓶子醋”、“开杂货铺”之类的新闻人，写的多是“急就章”。

有一点我还是坚持并努力践行，即对于写作，我始终认为是神圣、庄严的，笔写下的，刀砍不去，必须公正、客观、真实，需要用心、用情、认真投入；尤其对于当代新闻人，更要用自己的双腿去踏勘，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思想去透视，力求正确、准确、精确。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汗水永远是写作的墨汁，现代通讯手段绝对代替不了亲自采访，感情和现场感是在办公室和书斋里编不出来的。”我觉得这句话有分量，且针对性强。

著名学者辜鸿铭认为，四十岁之前不可著书，因为“一个人无论他具有多么渊博的知识，在四十岁之前都不可能悟出值得流传后世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往会发现自己的著述中有许多令其懊悔不已”。我从事新闻工作27年，对文化、学术抱有浓烈兴趣，曾写过《五十始做学问》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在我到了“知天命”年龄，产生了每年要写本书的念头。如今行将十个年头过去，这本集子是第八本，其间还为他人责编学术的和非学术的16本书籍。对自己而言，始终没完成文化、学术类著作的撰写、出版，所以说也始终未能“达标”。兴许职业关系，我常常兴趣所至，率性而为，将一再萌生的著书立说、“藏之名山”的念头丢弃一边。看来，这样的念头有些不合时宜，属于一种“迂腐”，亦实无必要。因为今人“讲金不讲心”、“心浮气躁”，津津乐道于“快餐文化”、“浅层次阅读”，我的书迎合不了这样的口味，况且亦无传之后世的价值，所以我的出书，权当自己阅读、思考、练笔的过程，不妨称之“自娱自乐”、“孤芳自赏”。但我不会放下笔，生命不息，写作不止，这是我的生活乐趣之一。

除了写作，对于读书，我至今还保持浓厚兴趣。有时正经地读，读比较专业的书，但时常走神；有时不正经地读，读闲书杂书，反倒轻松、时有收获。对我个人而言，阅读、写作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对整个社会而言，我们需要严肃面对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读书人群逐渐减少的现状。

当今中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民主、可持续发展，倘若不重视学习、教育、读书，以此提高国民阅读水平，涵养民族精神品质，何以能达到奋斗目标！特别对官员来说，经常迎来送往、吃喝玩乐，实质是“伤身”又“伤心”——何能静心养气、潜心读书？《人民日报》有篇评论员文章指出，“读书，使我们的精神不再贫乏，生命不再贫弱，人生不再孤独，让我们成为有信念、达情理、知荣辱的人”；“我们需要重新唤起读书激情，亲近图书，全民阅读，让我们的社会少一点烟酒味，多一点书卷气，少一些浮躁，多一些书香，让读书成为我们的时代风尚”。我觉得新闻人首先要做读书人、文化人，既有胆骨，也有识力。

我还以为，做新闻人必须干“跑腿”的活，做“求证”的事，不能风来就是雨，不能上云亦云、人云亦云，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这就需要认真读书、认真践行，如北宋哲学家张载(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位横渠先生的话说得有些绝对，何有“万世太平”？似乎理想成分居多，但对新闻人恰恰需要。

做新闻人是需要激情、责任、理想的，更重要的是职业道德、独立人格、自由的意志、民主、科学精神。我甚至认为，写作不仅要用墨水，有时还要用鲜血。惭愧得很，我渐入老境，不在一线，可如上愿景仍在我心中。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写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虽不至于老到这等地步，但离开新闻战线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不过，倘有下辈子，我依然向往做新闻人。

对比学问家而言，新闻人职业生涯中少有鸿篇巨制，大多是“豆腐干”文章。也有例外。有些有志向的新闻人在志业之余亦治学，渐渐对某门学问、某段历史、某个人物产生兴趣，深入钻研，造诣深厚，以至成为一代专家、大家。说到这方面，不妨提一下中国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为旗帜，他和师辈、同辈、后辈共同筑起一片既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又是“干革命的学问家”的思想群落和文化沃土。面对风雨如晦、群魔乱舞的时代，真理和正义得不到彰扬，作为对社会和时代怀有强烈的责任感的先驱们，不是充耳不闻、缄口不言，而是奔走呼号，到处讲，且以奔放、激越的方式讲，甚至声泪俱下，乃至破口大骂。所以，那时代“疯子”辈出，什么“章疯子”(章太炎)、“黄疯子”(黄侃)、“刘疯子”(刘文典)等等，因为他们的话不利于当局统治者，自然称他们是“疯子”，说的自然是“疯话”；一旦说话对他们有利，当局统治者又会说“居然不疯”。他们不是为教书而教书、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以“发扬民气”，以“继绝学、明旧章、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为己任，在逆境中坚守中华文化的阵地，敢于挑战、宣言，作出不媚俗、不媚权、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憎所憎的典型的中国文化人的榜样。对比他们，今日中国知识人，大多是聪明人，没人会有胆气“胡说八道”，加上官场“吹牛不犯法”、“拍马无死罪”，特别是经济“杠杆”起作用，过去政治“高帽子”压人，现在经济“金帽子”诱人，学者变成学官，学府变成“学店”，以至当代大学里出现“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教授”，把教育的尊严和威信一扫而光。知识界如此，其他界呢，好像说不上，其实委实亦好不了多少。

这让我想起《辞海》。由于以前曾跑过出版条线，我对一代代“辞海人”相当熟稔、极其景仰，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他们的学识满腹经纶，尤其他们对社会文化事业始终抱有热忱，始终充满反思精神，可惜如今不少“辞海人”辞世的辞世、退离的退离，但我想，“辞海”精神将永存。这是我的“辞海情结”。

上海辞书出版社接纳了这部书稿。出书前，我提出这本集子不要“官腔化”、“粉丝化”，宁用老百姓平白如实、看得懂的语言，又不乏文化人能会意的文义。我有点固执，坚持出书不要“愤青”、不要“惊世”，宁可心平气和、轻松幽默，让真正的读书人读出点不完全对、但似乎又有点道理的书味，这是我的最大心愿。所以，在能保持作者的文字风格前提下，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们常与我反复探讨、商榷，他们能做到的尽可能做了——可见，做新闻与做书，有相通处，也有不同处。

我真挚感谢《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名作家李辉百忙之中为本书写序；草书名家爱新觉罗·若兰先生为书题写书名。

读者是书籍最好的品鉴人，亦是著者最佳的知音者。因我才疏学浅、学力不逮，集子难免存在罅漏和谬误，敬祈读者、方家指正。

管志华

2010年11月8日

写于上海、新中国第十个中国记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