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这里是华盖云集的帝国；曾经，这里遍燃了狼烟烽火。时代的惊雷，让仁人志士觉醒，古老的神州需要新生的变革。制度创新是一剂良药，能够治愈顽疾，让中国的面貌由满怀惆怅转为生机勃勃；开放胸怀是一种进取的气魄，能够走出固步自封的狭隘，让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扬帆高歌。循着历史的长河，我们且驾一叶扁舟，细细观感中华崛起的百年沧桑路，从中品评前人功过，也从中汲取智慧去指导未来的拼搏。千年帝国俱往矣，看今朝，击水中流，谁显英雄本色？

中国曾经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如今却在走着艰难的崛起之路、复兴之路，这其中的原因我们不能不加以考察。因为正是这段考察才能让我们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近代中国落后给了西方国家，在列强的坚船利炮前瑟瑟发抖，是因为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失去了融入世界的机会，同时也因为闭关锁国使中国的体制创新之路难以形成。

当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没有其他的经验可循，中国采取了苏联模式来发展社会主义，期间因为模式的偏差使中国徘徊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终于认清了发展道路，一方面开始了迅速的体制创新，一方面开始了全方位融入世界的进程。

如果中国能妥善处理发展中的问题，那么中国就会突破“金砖四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而不只是经济强国。

金砖四国：“他者崛起”的意义（总序）

序言：大国的复兴之路

第一章 帝国的惆怅与变革

一 夷狄超过天朝的反差

二 变还是不变

三 辛亥革命：革故鼎新

第二章 几度劫波

一 军阀造就的乱局

二 仁人志士的求索

三 为新生而抗争

第三章 新生路上有坎坷

一 新中国成立

二 内部的跃进与外部的突围

三 十年仓皇

第四章 开放胸怀迎曙光

一 小个子的大时代

二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三 在开放中挺起脊梁

第五章 崛起之路

一 政治体制的完善

二 经济的腾飞

三 积极融入全球

第六章 放假长空

一 时代的契机

二 自身的弱点

三 经济全球化中的挑战

结语：突破“金砖四国”

参考文献

后记

1840年的夏天，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然而，在广东，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6月，英国由48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组成的远征军从印度侵入了中国的广东海面，开始封锁珠江口进行挑衅。于是一场让整个世界铭记的鸦片战争爆发了。

中国，作为东亚一个最为庞大和辉煌的帝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里，它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没有人敢质疑也没有人能够质疑它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在这一刻，这个庞大的帝国却在为数不多的舰队前战栗了。

此刻，没有人敢回望四百年多年前大明王朝时，郑和的那七次叱咤风云的远航。那是1405年的初冬，刚刚夺得帝位不久的燕王朱棣成了大明朝呼风唤雨的最高主宰。在这位帝王的支持下，郑和借着东北季风，在苏州的刘家港扬帆起航了，要把帝国和皇帝的恩泽播向四方。唐朝大诗人李白的那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此刻拿来为郑和的远航作注脚似乎再恰当不过了。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大约为长151米，宽61米，各类人员总数更是多达两万七于多人。这样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郑和的远航从1405年开始到1433年截止，前后共进行了7次，在这7次远航中，一个名叫马欢的人不仅跟随郑和在海上漂泊，而且以他的笔记录了沿途的人和事，多年以后成书，书名叫做《瀛涯胜览》。在书中，作者写出了作为一个帝国臣民的自豪。

然而，当鸦片战争来临，清王朝的士兵在英军的炮火前或是英勇倒下或是畏缩不前时，历史的反差一时让人难以接受。但是，这种反差何以会发生呢？

我们还得从郑和说起。1433年，已经62岁的郑和还在大海上航行，这是他的第七次航行也是最后一次。太多的颠簸劳顿已经让这位老人不堪重负，他病倒了，这一倒便再也没有站起来。他病逝在古里，也就是今天印度的卡利卡特。也许这位在海上漂泊多年的老人已经与大海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也许他原本还梦想着再有一次“直挂云帆济沧海”，然而这个梦他却无法实现，甚至此后几百年间的中国人都无法实现了。因为，帝国施行了严厉的海禁。  海禁政策，原本白朱元璋建立明朝伊始就成了大明帝国的基本国策，总体而言就是限制民众与外国通商。到了明成祖朱棣时，这项政策实际上已经废止。但是郑和下西洋之后，海禁政策再度得到推行，且执行严厉。即便王朝更迭，满族人人主中原，海禁政策也一直被延续下来，虽时松时紧，但是一直在严重制约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海外贸易与经济联系。

帝国原本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在有着辽阔海岸线的帝国边缘人为地竖起了一道坚固的栅栏，栅栏里的士大夫们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吟风弄月、高枕无忧，却万万没有想到，这道栅栏也隔断了他们的胸襟和视野。在帝国自我禁锢的同时，欧洲的蕞尔小邦——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开始鼓励那些有胆识的人们扬帆起航了。

葡萄牙和西班牙没有中国强大，也没有中国富庶，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富庶，他们才更加渴望财富。同时，他们也崇尚科学，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崇尚托勒密地心说的同时，竞也接受了地球是圆的这种近乎疯狂的假设。正是有了这两个一个属于谬误、一个属于科学的观念，以及指南针等工具的应用、造船技术的改进，加上那种并不光彩的对于财富的贪婪，使得“大航海时代”开启了。

先是迪亚士于1488年率领船队到达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接着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尽管哥伦布终其一生一直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但是并无损于地理大发现在人类历史中至关重要的地位；1497年，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绕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了印度西海岸；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以实践证明了地球的确是圆的，虽然麦哲伦在航行中因参与了菲律宾一个岛屿上的争端而不光彩地被杀，但是今天南美洲的麦哲伦海峡依然能够让他的名字为世人铭记。

当时，西欧人的这些举动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而即便真的有人知道了西欧人的这些举动，想必他们也会一笑置之，因为这些所谓的航海无论规模还是气势都无法与郑和下西洋相提并论。但是，恰恰是这些和郑和下西洋比较起来微不足道的航行却被刻在了世界历史中，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站在中华大地上的我们这些中国人，在回首整个世界历史时，也不得不说出“大航海时代”或是“地理大发现”这些很西方的词汇。

大海向欧洲人敞开了胸怀，原本难以逾越的天堑成了通向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通途，欧洲人开始通过大海完成他们的攫取与崛起之路。先是葡萄牙、西班牙，接着是英国、法国、荷兰，他们带着暴力也带着病菌，开始慢慢袭向世界上的每一块丰腴之地。中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和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很快在欧洲人的枪炮下被无情毁灭了，而同样古老的中华文明却对这一切浑然不觉。

就在列强在世界各地疯狂掠夺资产、洗劫财富，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在中华大地上古老的王朝更迭仍在继续上演。明王朝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中风雨飘摇，在山海关外对中原沃土虎视眈眈的满族人则在时时刻刻盯着中原大地上的每一个时机。终于，苍天不负苦心人，吴三桂的归顺，让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率领八旗军浩浩荡荡开进了中原、开进了紫禁城。从此，满族人代替汉族人坐上了皇位，但是仍旧仿照历代王朝的制度，除了每个男人的脑袋后面都要留上一根辫子之外，读的书依然是四书五经，走人仕途也依然要靠科举。

雍正皇帝更是在其刊刻的《大义觉迷录》里这样说道：

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

如此，满族人和汉族人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坐江山的人换了。但民众关心的依然是自己的男耕女织、秋收冬藏。帝国在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阵痛后，似乎一切如故。

时间平平淡淡划到了道光朝。道光皇帝似乎天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他1820年继承了皇位，在即位的头20年里，他几乎没有享受到什么太平盛世的好日子，那些年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水灾、旱灾不断，与这些灾难伴随而生的暴动也不断。而自1839年开始，一直让道光皇帝困厄不已的却是一种艳丽之花结出的果实，这就是鸦片。鸦片走私贸易到了道光朝已经成为中国的大患，上至朝臣，下至黎民，吸食鸦片者大有人在。一方面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出国门，一方面人民的体质也在饱受摧残。在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中曾引述了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这样一段话：

同鸦片贸易比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护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德，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人的精神世界后，还摧残了他们的肉体。P2-4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在安静恬淡的生活中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霜，到了清朝，却依然奉守着自孔子时代奠定的儒家思想，并且守着一种儒家文化所谓内圣外王的理念，将技艺的进步视为对心灵的伤害。但是，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在技艺方面领先的英国人以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陷于风雨飘摇之中。

中国在几千年中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此当殖民统治者纷至沓来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精英开始了反思。而中国要想真正走向强国之路，在全球化特色日益彰显的时候，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也只有寻到一条切合实际的发展之路，并且在这条路上阔步前行。因此，中国人开始求索、寻觅，希望找到一条救国、强国之路。我们考察今天中国何以会有较快的经济增长的时候，也就不能不把视野投向那段求索与寻觅的时期，顺着那时的历史发展一路走来，我们才能够深刻地去感受今天的一切。

今天中国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简而言之，就是开放的心态与不断的制度创新。中国的唐朝时代，曾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那时候各国的人、各种的文化云集长安，才使唐朝的赫赫声威和大国风采远播四方，至今西方的华人聚居区还被称为“唐人街”。当明王朝和清王朝以一种画地为牢的心态去经营庞大的帝国时，因为封闭和不思进取使帝国衰落了，衰弱到徒然具有庞大的躯壳，失去了指点江山的气魄。

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因为冷战的阴霾弥漫在天空之中，作为大国的中国无法选择一条真正的中间道路．因此开放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当20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却摆脱了以往的束缚，走出了一条开放之路，融人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从此，这个大国彻底完成了新生，渐趋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弄潮儿，而不是一个被遗弃在舞台之外的看客。

制度创新，相对于开放来说，是塑造内部生机与活力的保障。制度创新，既包括政治体制上天翻地覆的变动，也包括具体的政治、经济等多层面不断适应时势所做出的改变和完善。在中国顽固地保守着帝王专制制度的时候，欧洲却从中世纪之后经历了绝对主义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等多次变革，并以制度上的优势使一个个弹丸小国成长为综合国力强大的大国。欧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曾经暴露出种种弊端，但是，自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各国做出的经济政策方面的体制创新却又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萌发了勃勃生机。

当中国推翻了封建帝制之后，也曾进行了政治体制的创新，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找到了一种适合中国发展的政治体制。而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层面，因为缺少前车之鉴，新中国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但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很好地完成具体政策层面的体制创新后，中国的活力与能力开始展现出来，并日益受到世界的瞩目。

今天，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已经融人全球市场的中国无法独善其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中国对于全球市场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肯定，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也已经相应出台。中国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气魄和影响力，是自1978年以来融人世界和制度创新的结果。

我们只有通过回望历史，才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变化，感受到今天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因此我们将以“金砖四国”这个噱头作为切人点，以多元视角，去展开一页页饱含沧桑的中国发展史，去发现整个中国的发展脉络。

王文奇

二○○九年九月

时光潜度，秋景临窗。自构思《金砖四国之路》至今，已经时过经年。这四国是否会成为未来国际格局转变的推动者，这四国的发展道路是否代表了有别于西方的通途，皆耐人寻味，待人斟酌。

我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想通过溯源而上的方式寻找金砖四国的发展脉络。只有将这四个国家的昨天、今天尽收眼底，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展望未来。金砖四国的历史纷繁复杂，两位年轻作者在世界历史的浩淼烟波中沉浸尚浅，幸赖众多学者既有著述，让我们得窥四国历史之幽微。

历史叙事有微观与宏观，譬若近景与远景，前者细观鳞爪，后者得其大略。我们在《金砖四国之路》中考察的历史绵延数百年，其间的浮沉荣辱、进退兴亡林林总总，我们希望能够寻找到奠定四国发展之路的各自主线，围绕主线阐释四国的历史进程，因此难免挂一漏万，或因作者视野局限，尚有无边风景未人眼中，诚请批评指正。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东方龙》中，我们发现中国近百年由没落帝国走向复兴强国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不断创新和融人全球化的开放胸怀、坚定脚步。制度创新使中国能够由暮气沉沉走向生机盎然，融入全球化使中国能够固步自封走向取长补短。

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年轻教师王秋彬贡献了自己的意见，吉林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杨龙对书稿进行了校对，在此表示感谢。

通过撰写《金砖四国之路》，我们发现，不只是欧美等发到国家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之路同样值得关注。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不是单一的，在全球化时代，或许数年之后我们见到的的确是异彩纷呈的现实。我们只希望《金砖四国之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一同致力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刘德斌

200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