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散步，每日清晨或黄昏，我沿着“芙蓉湖”的周边，穿过早读和晨练的人群，信步而走，身轻气爽，心旷神怡。”

本书是作者治史之余所作的随笔集。全书包含作者教授求学、治学、为官、教学等几个内容，呈现了他真性情的一面。

清晨，成群的白鹭掠着湖水而起，充满着生命的自信；太阳初照，湖中的两块大石头上，偶尔有三两只乌龟伸展着脖子正在仰天张望，令人惊奇。不知那位有心的朋友，特地把一对鸭子放生在湖中，其悠然自在的神情，更是为我们增添了大自然的无限乐趣。黄昏时候，夕阳西照，学校的高楼，倒影在平静的“芙蓉湖”里。爱好文艺的同学们，不时在湖边的平台上载歌载舞、低吟长诵。

一 书名的缘起

二 河东河西文史哲

三 我的大学之路

四 扑朔迷离说专业

五 专业补说

六 我的研究生学习与教学

七 上大学时的幸福生活

八 芙蓉园和情人谷

九 上弦场的留影

十 校园里的钟声

十一 校徽的变迁

十二 域外游学琐记

十三 跨海教学余记

十四 “为官”漫记

十五 “老师”的断想

十六 师门杂忆(一)

十七 师门杂忆(二)

十八 古董和房子

十九 读书得间

二十 出书杂感

二十一 走向年轻

二十二 序言集成及注

后记

记不清是上一世纪的80年代末还是90年代初，总之是历史学最不济也就是所谓“史学危机”的当头，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某招待所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史学会理事会换届会议。那时候我还年轻，有幸被邀为“青年代表”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来想借此机会好好地向前辈们学习学习的。始料不及的是，这次会议的气氛异常的沉闷。深谙掌故的前辈们告诉我们，如今的中国史学大会雄风不再，日渐式微。早在建国之初的第一届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历史学界同仁无不意气风发；中央有很大很大的领导，特意前来关怀致贺。其后的第二、三届史学大会，历史学界同仁雄心不减，文史哲通才大师兼大领导的郭沫若先生，也屡屡前来关怀指导。大家无不倍感鼓舞，与有荣焉。可是到了这次大会，不但没有大领导来关怀，而且连办会议的微薄经费，都无从筹措。最终，幸好有一位尊师重道的历史系毕业生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变为企业家，慷慨解囊，才让主会者松了一口气，我也顺带托福得以参加了这次盛会。余生也晚，对于大中小领导与历史学的发展有什么玄妙的联系，一时还领会不到。不过，从我当时每月领取的钞票数量看，确实也是难于支应。每当到了月底两手空空的时候，不免就会想起孔圣人的高足子路先生的高论：“君子亦有穷乎？”

把历史学与钞票联系起来，令人感到庸俗，也让自己感到气短，不如说些比较有面子的事情。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厦门大学只有10个系，理科5个，即数学、物理、化学、海洋和生物系；文科也是5个系，即中文、历史、哲学、外文和经济系。我对理科素来是十分敬仰的，记得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的时候，因为晚上停电的事情就相当感佩过理科的先生，更何况我等小辈。而从文科的5个系看来，当时最有面子的当然就是中文系了。

中文系之有面子，可谓由来已久。据说自从中国有现代大学以来，有志于读文科的学子，大多以入读中文系为专业首选，至为荣光。学子们喜爱中文系，根据我的研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就读中文系犹如进了乾坤混元袋，举凡有志于成为作家、诗人、记者、政治家，以至文艺工作者、表演艺术家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熏陶的进身之地。从这些未来的头衔进一步考察，中文系的学子一定个个都是才思敏捷，占领风气之先。我是1977年春季进入大学的，时逢打倒“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之初，中文系的同学果然不同凡响。先是实践“伤痕文学”，既写又演；随后是向旧体制挑战，民主选举、公平竞争学生会干部，以便为日后施展政治抱负而预先操练；接着是针砭“当代陈世美”，弄得那些原本在农村娶有发妻或已在农村文定对象、偶尔有些非分之想的同学们心惊胆战、里外不是人。又过不了多久，随着改革开放的春暖花开，思想无禁区，以往被“四人帮”禁锢了的儿女爱情观，也首先在中文系被发掘弘扬出来，因而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接吻功能”的大讨论。学以致用精进到这般田地，让我们这些历史系出身的人想不服气都不行了。

原因之二是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暂不论其前途广阔，单就其名号的响亮而言，就让别人十分的仰慕。至少从近代以来，中国就有了“文化人”的称号。“文化人”这一称号，望文生义起来，似乎是指那些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人士，但是仔细品味，至少跟我们这些读历史的不太沾边，跟理科的朋友们好像也沾不了多少边。这样一来，“文化人”在更多的场合，变成了中文系出身的那些作家、记者、诗人、剧作家以及准作家、准记者、准诗人、准剧作家们的专利名称。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与中文有关的行当，其名号进一步提炼升华，在“诗人”、“词人”之外，又有了“报人”、“剧人”、“影人”、“文学人”等等的雅称。这些高雅的名号，令人感受到“是圣非圣”、“是凡非凡”的意境，是旁人想学都学不来的。前不久，我参加一个历史学方面的会议，忽然有一位仁兄学习起文学界起雅号的时髦，自称我等这些“历史人”。这从天而降的雅号，实在让其他的与会者们很紧张了一阵时间：“历史人”，究竟是指我们这些尚健在吃历史饭的人，还是指我们这些人已经作古，进入“历史”？如果还要进一步赶文学界朋友简化雅号的时髦，那么“历史人”就要成为“史人”，这就更不得了，很容易使人听起来混淆为“死人”。总之，不吉利。学不来的东西还是不要学为好。

中文系之外，有面子的系就应该算上经济系了。理由有三：第一，原先的校长王亚南先生是经济学的大师，他和郭大力一起翻译的《资本论》，在学界和政界可谓是家喻户晓。我来上学的时候，虽然他老人家已经做古，但是余音绕梁，不绝于耳。更何况王校长还写过关于中国官僚政治史方面的著作，至今仍然不时捧诵，令我敬佩不已。第二是经济系老9币所把握的学问中，大部分是事关立国之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性的思想理论弄不清楚，其他学问自然无从谈起。那时学术论争的架势，只要一方多搬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句出来，另一方就不能不甘拜下风了。接下来的第三点，是经济学恭逢衰世加盛世，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从中央文件中得知，文化大革命已经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货真价实的衰世。如今拨乱反正，经济要大发展，盛世在望，我们这些读历史的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人物，指望不上。经济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自然要受到特别的倚重。尽管如此，当时的经济系中，还是有一伙比较特立独行的群体。当时在中国的大学中，很少有设立会计专业的，唯有厦门大学经济系，先知先觉，早早就开办了会计专业。可惜的是，当时还没有电子计算器，凡是会计专业的学生，人手一把木算盘。每当上课的时候，学生们有的提着算盘，有的背着算盘，还有的索性把算盘当作杂耍的道具，逶迤而去，甚是可观。这一奇景，很容易使我想起小时的儿歌：“小呀么小二郎，背起算盘(书包)上学堂”的浪漫意境。

外文系也是我在上大学时所艳羡的。外文系之所以让我们艳羡，是他们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同住在一座楼里。其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是“男女之防，事莫大焉”的习惯，依旧十分浓厚。除了外文系之外，再没有旁的系可以享受到男女同学共住一楼的待遇；除了外文系的女生之外，全校所有的女生，集中住在一座只有一个进出口的半封闭的楼房里面。男同学是轻易不能够造访探问的。好奇之余，远远望见女生楼里似乎挂着许多红红绿绿的衣物布条之类的家杂，男生们也就把那时的女生楼称之为“联合国”大楼。偶尔有政治学习等班组活动的缘故，男生们借故可以进去数次，那也是程序繁多。先是双方约定好时间，女生们赶紧清理卫生，把一些不相干或有碍观瞻的红红绿绿的物件收藏起来，再准备好滚烫的白开水；男生们则依时沐浴更衣，结队成行。到了女同学住所，双方相见如宾，相接如仪，正襟危坐，谈吐文雅，政治意境高。题中之义完成之后，依次而退，如释重负。回到自己的宿舍后，大家还是回味无穷，数日不舍。相比之下，外文系的男女同学有此特殊待遇，大家同生活、共学习，就像梁山伯和祝英台一样，心情一定是很愉快的。

男女同学同楼相处久了之后，难免生出其他的花样。好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阵阵吹来，男女同学手牵手的事情逐渐不成禁忌。不过无端牵手，似乎也过于唐突。解救之道，就是复兴交际舞，进而拉丁舞。既然是跳舞，手牵手便成了表演艺术的需要，与“男女之防”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于是，70年代后期敝校跳舞的复兴，便率先由外文系及领风气之先的中文系的同学们担起重任。每当音乐响起，舞影婆娑，外文系和中文系的男女同学们沉醉在新时代的幸福之中。我们历史系的同学，大多心里痒痒，手脚沉重，很少有勇气加入他们的队伍者，只好暗自怨叹缺少了这条春风化雨的心灵与艺术之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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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集编好了，酒也醒了，说几句正经话。

近来，议论高校的闲话多起来。议论高校的人，有身在高校的人士，而更多是学校之外的人士。身在高校的人士谈高校，几乎都是大题目，意志决定前程，希望日后的高校，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而校外人士谈高校的宏论，以责者、骂者为多，我总觉得这些议论不免有些隔靴搔痒，甚至莫明其妙。我在学校里已经有很多年了，作为局内人，素来不擅长于记大事，微末小事倒是记了不少，现在写出来，其中的感受一定会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至于对与错，那就不管它了。

本书的写作，内子罗素娟女士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也得到谢必震、刘婷玉、刁培俊、张先清、卢增夫诸君的许多帮助。出版社的刘义杰先生和张荣女士，为编辑此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要赶紧借此写后记的机会，向所有帮助、关心这本集子写作及出版的师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