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必然要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国际经济学会(IEA)为此邀请了来自美国、中国、印度、智利以及世界银行的专家，就可持续发展展开了讨论。会议契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展开讨论，意在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内容包括了“东亚奇迹”、“拉美发展的经验教训”、“龙和象：中印发展的比较”以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等目前的热点问题。

7月10～11日国际经济学会(1EA)圆桌会议“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会议以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CACES)、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的名义承办，中信集团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给予大力支持，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室负责会务工作。国际经济学会候任主席青木昌彦教授和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吴敬琏教授共同主持了本次圆桌会议。

会议的四个专题由一条主线贯穿：如何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国家，什么样的制度模式对经济增长是支持的，是可持续的。会议对历史和国别的发展进行了比较，重新审视了拉丁美洲和北美在百年前的贫富对比，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域为什么落后了；非洲和亚洲在半个世纪前的贫富对比，从现实和数据上不被当时权威学者和政治家看好的亚洲如何快速发展起来，把非洲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东亚的经验表明，当一个落后国家开始起步的时候，一定的威权主义政府和政治体制可以调动资源取得经济增长，从而突破贫困的陷阱。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有别于非洲等国家的重要特征。但会议中有学者指出：非洲国家的问题可能不是没有威权政府，而是政府没有用威权来发展经济。尽管印度近年来有其成功之处，印度仍然可以用来作为一个政府威权不够或民粹主义影响了经济发展的例子。近期的发展主要是在不依赖于基础设施的服务业，没有更强的政府执行力，制造业要发展依然困难重重。即使是现在的发展也是危机所带来的政府作为的后果。屈辱的历史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振兴富强的力量。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追求的目标就是经济繁荣和国家自豪感，在这个大的目标下，不仅要减贫，同时自己变得富有，也希望某些产业能够取得领导性的地位，从而带来整个国家的民族自豪感。然而，高速增长一旦启动，特别是增长持续了一段时间，就不可避免带来不平等、犯罪、环境破坏、文化价值的退化、腐败等等，在这个关键阶段，社会变革就必不可少，需要跟上。政府必须要了解这些问题，有效地应对这些新问题，拿出恰当的补充性社会政策缓解矛盾，保持稳定性，就会不断持续发展下去，完成一代人的努力。如果这个循环被打破的话，就会处于停滞的状态。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避免走入一个军政府和民粹主义轮番上演政治动荡的拉美陷阱，正是东亚的“修正后的精英治国模式”对“拉美迷局”的解答。这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有重要的比较和借鉴的政策含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循着这样一个路径：早期的改革是打破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财政分权体制激励了地方政府乃至全国达成共识，都为了同一目标和单一任务——推动经济的增长。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新挑战，如环保问题、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时，要应对多重目标和任务，扮演多重角色，选择正确的政策和有好的执行能力，才能够平稳发展，过渡到现代国家的行列。

编者序

1950-2006年的亚洲发展战略

第一部分 东亚奇迹

 战前日本的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稳定

 东亚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

第二部分 拉美发展的经验教训

 丰裕时代的拉丁美洲

 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

第三部分 龙和象——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比较

 印度经济和亚洲的巨人

 觉醒的“泥足巨人”

第四部分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与中国改革

 认识中国劳动力市场及其变化趋势

东亚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经常落入陷阱。私人企业赢弱，缺乏技巧、技术、资金、信用和管理能力，本地生产商难以和跨国巨头在开放的市场上竞争。此时，人们希望政府出来战胜贫困，但政府本身也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低效、腐败、缺乏人才和信息、官僚主义与政治压力。糟糕的政治、停滞的经济和动荡的社会相互拖累。要想实现经济起飞，这些国家必须打破上述恶性循环，但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东亚各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或许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实现稳健发展的某些参考。

东亚的成功模式与西方国家海外发展援助的惯常思路大相径庭。东亚国家腾飞的道路并非始于某项减贫战略，或者改善治理水平、透明度和基层参与。这些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应付外来军事威胁或内部社会分裂所带来的生死存亡的考验。为保持国家统一、进行战备，急需实现经济增长。许多国家建立了能够应付这些挑战的政治体制，不惜任何代价去刺激经济增长。贫困的陷阱就这样被突破了。当然，快速的增长也带来了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问题，例如收入差距拉大、城市化、人口迁移、环境破坏和交通拥挤。

必须承认，东亚国家的体制和政策或许能很好地应付冷战时期的现实，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却未必合适。学习历史经验的时候必须充分认识到环境的不同。本文的态度是，有选择和修正地借鉴东亚的经验，而不是全盘地、无条件地接受或排斥。

一、骄人但不平衡的成绩

东亚的经济发展成就非凡，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表现各异。另外，很难把东亚的成功归因于初始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作者感到有必要在文章开始的时候消除那些常见的误解，从而把重点集中在政策的作用上。东亚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合适的政策及有效的实施达成的，而非其他原因，例如勤勉的工作或儒家精神的影响。那些没有采取必要的政策，或者未能成功贯彻之的国家，就未能加入到地区经济腾飞的行列中。图3.1显示了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两个指标间呈现出强烈的正相关趋势(相关系数达到0.90)。

关于东亚的地理范围可能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依然有把握认为，这个地区只有部分经济体获得了或者说正在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已经达到了同西方最富裕的国家相当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台湾地区、韩国也非常接近。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和越南虽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也在迅速增长。这9个经济体是东亚生产链的全力参与者。另外，印尼和菲律宾也加入了地区一体化，但它们的成绩和前景比较不稳定。

另外，也有一些国家由于各种原因还身处东亚大工厂之外。柬埔寨、老挝、蒙古、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还在为实现政治稳定或经济起飞挣扎，而缅甸和朝鲜因政治原因，没有经济增长战略可供讨论。最后，文莱是个因石油而富裕起来的小国，不在飞翔的雁阵之列。

历史上，东亚各国所走过的道路远不平坦。当缪尔达尔(GunnarMyrdal)在1968年撰写《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的时候，大家还把东南亚视为落入贫困陷阱中的地区。他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控制人口增长、进行更平等的土地分配、扩大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根据有关的历史统计数据(Maddison，2001，参见图3.2)，在20世纪50年代，非洲的人均收入要高于亚洲。作为如今的世界工厂，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多数时候都处于混乱状态。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冷战变成了血战，台湾海峡的局势也一直非常紧张。所有这些都影响到整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局势。50年代后期的韩国，也被大家看做被无能的领导人和泛滥的腐败糟蹋得毫无希望的地方(参见第五节)。  后来，亚洲的增长也时常被各种意外打断，其中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早期东盟经济的衰退、90年代日本的失落以及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很难把东亚的快速成长归结于和平与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不能说它的基础就好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带来不同发展结果的是政策选择，而非外在环境。P67-70

7月10～11日国际经济学会(1EA)圆桌会议“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会议以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CACES)、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的名义承办，中信集团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给予大力支持，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室负责会务工作。国际经济学会候任主席青木昌彦教授和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吴敬琏教授共同主持了本次圆桌会议。

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成立于1950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其宗旨是促进各国经济学家的沟通与合作，关注理论与现实问题。该机构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会员遍布全球，著名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肯尼思·阿罗、阿玛蒂亚·森和雅诺什·科尔奈等先后担任过该学会的主席。圆桌会议是国际经济学会的主要活动，平均每年举办一次。本次圆桌会议是首次在中国大陆召开，从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以“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为题，共包含四个专题：(1)东亚经济奇迹的回顾；(2)拉丁美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3)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的比较；(4)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罔崎哲二、日本政策大学院教授和越南政府改革顾问大野健一、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朴英哲、亚洲开发银行专家李钟和、智利天主教大学教授菲利普·拉兰、中国发展基金会卢迈秘书长、康奈尔大学教授考希克·巴苏、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普拉纳布·巴丹、伦敦经济学院许成钢教授和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舫等作了专题发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全国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高西庆、全国政协常委陈清泰、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经济系主任白重恩、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人力资源系教授王一江、清华公管学院教授薛澜和崔之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应用政策系主任蔡洪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何平、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张春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首席代表维维克·阿罗拉以及阿特·侯赛因等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会议讨论和评论。

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东亚经济奇迹和发展模式，以及拉丁美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回顾和评论；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亚洲大国的发展道路做了比较；并深入讨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的阶段，什么模式和政策选择才能够保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这两天会议的四个专题由一条主线贯穿：如何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国家，什么样的制度模式对经济增长是支持的，是可持续的。会议对历史和国别的发展进行了比较，重新审视了拉丁美洲和北美在百年前的贫富对比，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域为什么落后了；非洲和亚洲在半个世纪前的贫富对比，从现实和数据上不被当时权威学者和政治家看好的亚洲如何快速发展起来，把非洲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东亚的经验表明，当一个落后国家开始起步的时候，一定的威权主义政府和政治体制可以调动资源取得经济增长，从而突破贫困的陷阱。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有别于非洲等国家的重要特征。但会议中有学者指出：非洲国家的问题可能不是没有威权政府，而是政府没有用威权来发展经济。尽管印度近年来有其成功之处，印度仍然可以用来作为一个政府威权不够或民粹主义影响了经济发展的例子。近期的发展主要是在不依赖于基础设施的服务业，没有更强的政府执行力，制造业要发展依然困难重重。即使是现在的发展也是危机所带来的政府作为的后果。屈辱的历史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振兴富强的力量。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追求的目标就是经济繁荣和国家自豪感，在这个大的目标下，不仅要减贫，同时自己变得富有，也希望某些产业能够取得领导性的地位，从而带来整个国家的民族自豪感。然而，高速增长一旦启动，特别是增长持续了一段时间，就不可避免带来不平等、犯罪、环境破坏、文化价值的退化、腐败等等，在这个关键阶段，社会变革就必不可少，需要跟上。政府必须要了解这些问题，有效地应对这些新问题，拿出恰当的补充性社会政策缓解矛盾，保持稳定性，就会不断持续发展下去，完成一代人的努力。如果这个循环被打破的话，就会处于停滞的状态。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避免走入一个军政府和民粹主义轮番上演政治动荡的拉美陷阱，正是东亚的“修正后的精英治国模式”对“拉美迷局”的解答。这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有重要的比较和借鉴的政策含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循着这样一个路径：早期的改革是打破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财政分权体制激励了地方政府乃至全国达成共识，都为了同一目标和单一任务——推动经济的增长。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新挑战，如环保问题、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时，要应对多重目标和任务，扮演多重角色，选择正确的政策和有好的执行能力，才能够平稳发展，过渡到现代国家的行列。

亚洲的巨人印度和中国经济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故事。来自美国大学的著名印度裔学者以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成功作为背景来讲述了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功发展，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来自于国际领域，印度成为全球化的一个受益者，可能超过了中国的受益程度。但是，印度的发展虽然征兆良好，仍然存在隐忧。他们特别提到政府的不作为：干预市场的管制(劳动力市场管制和严重压制企业创办和破产的官僚体制)和政治制度(直接影响带来了基础设施严重匮乏等)的掣肘是可持续发展的大敌。他们说，印度如果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就不会进行改革，危机带来了契机!因此，要想不破坏经济的发展势头，摆在印度和中国面前的政策选择以及如何作出选择十分关键和重要，可能存在很多走错路的危险。尽管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中国的经济表现要比印度好得多，但也不能低估中国存在的很多结构性缺陷，如金融部门和私人企业、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政治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对经济稳定的潜在影响等等。中国的一半劳动力仍然留在农业领域，在印度是不到60%，中国经常被描述为世界工厂，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的制造业对全球总产值的贡献率只有9%，而日本是21%，美国是24%。如何吸收数千万的农民就业是中印两国面临的棘手问题。

这些在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权威专家们各自给出了这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道理，且相互补充，讨论热烈而深入，具有高度共识。他们期待着这样一个会议议题可以成为固定的长期论坛，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学术作出贡献。下面我们按专题提炼出会议的主要内容。

……

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本次会议还从中央一地方关系及劳动力市场两个角度，讨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角度呢?首先，除了政治方面的考虑外，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大至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小至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都充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性。而一国的劳动力则是其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之一，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在过去30年中获得的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市场的走向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教授的论文讨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中国的体制是高度地方分权的威权体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lian system)。正确分析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深入理解中国改革的过去、今天及未来的基础。他指出，中国各级地方主要领导人，尤其是地方各级党政领导人，都是由中央逐级任免的。中央对主要人事任免及对重要政治问题的直接控制决定了中国的体制远比联邦制(federal system)或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 system)更集权而且不符合联邦制的基本原则。他同时指出，将中国的体制描述为单一制(unitary system)的集权体制也同样违反基本事实，而且无法解释中国改革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以跨国数据表明，从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看，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分权的国家。中国的大部分资源控制在地方政府手里面，包括土地、能源和财政资源的分配等等。这一人事和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分权的格局是在中国最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经济运动中形成的(它反映了中国上千年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这一体制决定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这一体制，从改革以来，地方的经济发展以及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排行都直接影响地方干部的升迁。这一干部考核制度加上中国地区经济的基本特点，即相对自给自足且拥有较高的经济自主权，创造了巨大的地区间竞争的激励力量，促进了以地区为基础的改革实验或制度实验(例如联产承包制，经济特区等)。这一中国体制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分权制或集权制。但是，这一体制所引发的地区竞争能推进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上级对下级考核指标的单一性和明确性。当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目标时，激烈的地区竞争及积极的实验改革措施就变得极为有效。它们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经济增长不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目标时，现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激励机制演变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掣肘。激烈的地区竞争在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作用。例如助长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滥用，地方抵制中央的宏观调控，甚至阻碍地方的司法独立。目前突出的土地产权问题、环保问题、地区差异、贫富分化等问题均与此相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中国的社会发展是否会稳定。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指标必须根据地方承担的新的角色重新界定。需要调整地方政府的角色，兼顾社会保障、环保等问题的多重角色。但是许多角色相互之间存在固有的深刻矛盾，这使得设计从上至下的激励机制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这种体制上的问题导致地方政府过于侧重经济增长而忽略其他。因此，加强地方政府向所辖地区人民直接负责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巴丹教授指出许成钢教授的论文澄清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性质，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分权导致高速经济增长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分权或联邦制并不能得到好的效果。鉴于中国现行体制产生的问题，他指出，中央政府需要在某些重要方面集权。此外，对于环境污染、非法使用有毒物质、安全问题、质量问题、工人权益问题、资本市场中的内部交易等社会问题，中央政府必须要做的是制定游戏规则，并不一定需要用财政支出的方式来解决。

社科院人口所的蔡防教授针对当前有关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观点，如关于农村劳动力无限剩余、20世纪90年代后就业零增长、改革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随着中国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根据国内外学者的估算，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致可以理解为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为1.7，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开始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迎来“刘易斯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到来，已经或者有可能会导致几个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特征性变化：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源泉的所谓人口红利将消失；城乡劳动力普遍短缺，进而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从而提高劳动力成本；长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储蓄率将趋于降低。虽然，现在断言中国经济很快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还为时过早，但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环境，迫切要求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确地判断发展阶段变化，并以此作为政策依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制度调整，是当前应该做出的合理反应。

他还特别指出，劳动力市场政策手段的运用，例如最低工资制度等，应该立足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从农村劳动力流动来看，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增强承包土地的流动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也都可以起到扩大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过快上涨的效果，从而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问。

从会议中得到的结论是：民粹倾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经济发展初期一定的威权可以克服民粹倾向，也可以增强决策和执行力，从而启动经济发展。同时为了保障社会稳定，一定的补助性社会政策是必需的。经济增长加上社会和谐形成良性循环。长期的稳定需要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允许更多的社会参与，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特定利益集团对经济有太大影响。东亚的经济，拉美的经济，印度的经济都说明了这一点。印度经济并不是特例，它只是在特殊的领域有了较好的发展。为了得到全面地发展，印度必须克服民粹，增强政府的决策与执行力。当然，现在的经济发展可能为此创造条件。

国际经济学会主席青木昌彦：

这是一次关干可持续发展的会议。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与印度和拉丁美洲进行了比较，对东亚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发展模式的过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吴敬琏：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学习他们如何摆脱威权模式以及退出机制，以避免掉到拉丁美洲式的陷阱中去，我们称之为民粹主义的陷阱，这对中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会议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学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