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是百折不挠并不断在逆境中奋进的一生。他的一生又是用共产党人大智大勇战胜劫难、赢得世人普遍赞誉和崇敬的一生。驾驭危难局面的能力，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的方法，进行各种形式政治斗争的经验。一个个磨难的考验，却正是他一生中一个个光芒四射的闪光点。半个多世纪的锤炼，使他变成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他处理各种矛盾的能力和投身政治斗争的经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大智大勇，处变不惊，越是艰险的境地，越是看起来走投无路，便越表现出他超常的毅力和智慧，从而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难忘百年，难忘恩来。

国共分裂，蒋汪联合屠杀共产党，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南昌起义前前委争论不休，起义失败后到处碰壁又和中央失去联系；红四军在强敌包围下，领导层产生严重分歧，落选前委书记职务的毛泽东要请假离队；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否定他领导的中央工作，要打他的屁股；顾顺章叛变，上海的中央机关顷刻间面临灭顶之灾；高岗、饶漱石阴谋拱倒他，各种发难纷纷而至；出国前，预定飞机在空中被炸，还敢不敢去；毛泽东讲：“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一年半的时间，毛泽东八次批评周恩来……

本书是从学习周恩来的角度，以他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的方法、驾驭危难局面的能力和进行各种形式政治斗争的经验为重点来立意撰写的当代高尚人生教科书。

前言

01 血雨腥风来天半，知向谁边?

02 警告——南昌起义领导人受“处分”

03 一道难题：解决“朱毛之争”

04 米夫说：对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

05 在龙潭虎穴中

06 长征不是难堪日，统帅方为大问题

07 劳山枪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前奏

08 “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

09 谁料想：“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

10 他们“要炸的是周恩来”

11 一盘难下的棋：反对“左”倾冒进，还是反对右倾保守? 

12 “我总理没有当好，让百姓挨了饿”

13 “拨乱反正”的政治勇气：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14 万里寻友谊，患难见真诚

15 没想到，“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指刘少奇

16 “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17 夺权不能看成到处都是“走资派”

18 “二月逆流”的总根子——姚文元的一根大棒

19 “伍豪事件”——江青射来的一支毒箭

20 “外交大权属中央，不能夺!”

21 副统帅谋反。“事后说来惊险得很”

22 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在如履薄冰的日子

23 “组阁”：明流与暗流的较量

24 “反对经验主义”——张春桥的险恶用心

25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主要参考书目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但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总结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光辉旗帜，又继续前进了。

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便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次伟大壮举，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然而，在1927年11月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央，却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提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对大革命失败之后，特别是“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委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决定给领导这次起义的以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警告处分。

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了解事情的本来面貌，对于我们认识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以及它的伟大历史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了解周恩来，都将是有益的。

国共分裂了，没有别的出路，中共中央决定举

行南昌起义。周恩来任前委书记，直接负责起义的发

动和领导工作。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占据了领导地位，这为南昌起义提供了决定性条件。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警卫森严的情况下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决裂。汪精卫恶毒地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对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实行了血腥的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就这样破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决定：举行南昌暴动。

中共中央为什么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呢？

首先，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集结于南昌一带，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第二方面军统率着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这三个军和一些其他部队)。大革命时期，中共派了大批干部到张部开展工作，使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叶挺担任着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贺龙担任着第二十军军长。广大中下级军官以及政工、参谋人员多为共产党员。广大官兵赞同共产党的主张。7月间，他们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已陆续向长江下游移动，分驻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间。朱德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云集在这个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达2万人以上。蒋汪走向合流期间，武汉形势紧张，中共在分散干部时又将大批干部派到张部，随叶挺、贺龙部行动。因此，革命力量在南浔地区的集中，是中共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先决条件。

其次，南昌地区反动势力相对薄弱。当时驻守南昌的是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的一个指挥部及其五个团，外加程潜指挥的第六军的一个团，市区敌人总兵力约6000人。这与我军的2万余人相比，明显处于劣势。起义前夕，南昌敌军还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朱培德与张发奎正躲在庐山密谋反共事宜。此时的南昌，较之武汉、上海以及三面环水又有帝国主义军舰游弋的九江，是反动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

最后，以南昌为中心的江西地区革命斗争的形势比较好。早在1926年北伐军出师前，中共就把一批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学员和黄埔军校毕业的江西籍党员派回江西开展革命运动。北伐以后，江西建立了各级工会、农会和农民自卫军。南昌起义前，全省工会会员发展到20多万人，农会会员增至300多万人。特别是朱德在南昌创办的军官教育团，培养了江西各县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教育团接受革命思想教育，许多人在学习中或学习后就被派到各县、铁路线上和赣江流域做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

无疑，中共中央选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是十分正确的，是审时度势的结果。但时间是紧迫的，机遇稍纵即逝，因为这时的张发奎已有“清共”的表示。

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周恩来是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走之前，他对邓颖超严守秘密，只说到九江，别的什么也没讲。邓颖超后来回忆道：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到达南昌，住在朱德的家里。当天，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接着，前委会详细讨论了有关起义的各项工作，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也先后开到南昌。

7月28日，周恩来到第二十军指挥部去会见贺龙，向他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前委关于起义的行动计划。听完周恩来的传达，贺龙立即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7月29日上午接连收到中央代表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提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周恩来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经过商议后果断地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30日早晨，张国焘到了南昌，在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周恩来和其他前委成员一致反对张国焘的主张，他们坚决表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张国焘一看大家都强烈反对他的意见，就说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气愤地拍着桌子说：“(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几个小时的争论，意见没能统一。

31日早晨，周恩来再次主持前委会议讨论，又辩论了几个小时。直到得知张发奎已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人意见。会议最后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只等一声令下，便可以立即行动。

P13-17

20世纪已经过去。回首百年，一个伟大的名字——周恩来，深深铭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里，铭刻在世界上所有崇敬他的人心中。

周恩来是20世纪公认的伟人。在周恩来一生传奇般的经历中，他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赢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和崇敬。然而，在鲜花和掌声的背后，伴随着他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磨难：无数艰辛、痛苦和挫折，许许多多棘手的难题，以及常人难以想象的大劫大难。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无时无刻不在阴谋除掉他，谋害他。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视他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千方百计诬陷他，企图打倒他。在周恩来的一生中，不知经受了多少荣与辱、生与死、成功与失败的考验，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把为革命出生入死、为国家和人民建功立业，看做是共产党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立党为公，相忍为党”，这是周恩来毕生所恪守的信念。在多次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关头，周恩来总是以大局为重，挺身而出，为了挽救党的事业的继续和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周恩来的某些正确意见不被采纳，甚至受到错误的批判，也是常有的事。但他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竭尽全力推动党的事业战胜前进路上的一个个险滩暗礁，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他把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虽身居高位，却把自己当做普通一兵，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度过的。“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周恩来在极其艰难的领导岗位上，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他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忍辱负重，巧妙斗争，为党为国，奋斗不息，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他置身在极端复杂的环境里，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怕困难么？

一位哲人说：“磨难，乃成功之母，如果你能躲过大劫。”周恩来成功了，但他不是“躲过”大劫。他既战胜了磨难，又战胜了大劫。人们不难发现，他的许多最出色的工作，正是在逆境中做出的。一个个磨难的考验，却正是他一生中一个个光芒四射的闪光点。半个多世纪的锤炼，使他变成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他处理各种矛盾的能力和投身政治斗争的经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大智大勇，处变不惊，越是艰险的境地，越是看起来走投无路，便越表现出他超常的毅力和智慧，从而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磨难，铸造了他的伟大品格；磨难，培育了他的领袖风范；磨难，使他百炼成钢；磨难，使他在党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难忘百年，难忘恩来。

他走了。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他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需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里。

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骄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光辉榜样。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是时代赋予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愿《磨难中的周恩来》这本书，能够对人们了解周恩来、学习周恩来有所帮助。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当事人的记述、回忆以及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首先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书中不妥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王永钦

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