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之《从协和万邦到海内一统(先秦的政治文明)》按时间顺序，对上起原始社会、下迄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先秦政治文明进行了系统而简要的介绍，使读者得以对先秦时代的政治文明有一前后贯通的整体理解。涉及禅让制度、以宗法制为依托的政治制度的形成及演化、封建诸侯、农业生产及赋税等多个论题，对该时期的历史事件如诸侯争霸、民族融和、各国变法等也有翔实清楚的叙述。全书从历史实际出发，讨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的普及本，分别叙述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明中叶、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四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就，共12分册。在原书综合性、学术性的基础上，突出通俗性，以适应大众阅读的需要。

本册按时间顺序，对上起原始社会、下迄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先秦政治文明进行了系统而简要的介绍，使读者得以对先秦时代的政治文明有一前后贯通的整体理解。涉及禅让制度、以宗法制为依托的政治制度的形成及演化、封建诸侯、农业生产及赋税等多个论题，对该时期的历史事件如诸侯争霸、民族融和、各国变法等也有翔实清楚的叙述。全书从历史实际出发，讨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导言 郯子说官——星光灿烂的政治天空

第一章 黄帝、炎帝、尧、舜——政治文明的曙光时期

 一 黄帝与炎帝

 二 禅让时代

1．唐尧

2．虞舜

3．“大同”之世

第二章 “夏传子，家天下”

 一 以早期宗法制为主干建立的贵族政治

1．早期宗法制度

2．王位世袭制度

3．分土封侯制

4．世卿世禄制

 二 土地国有制与赋税用“贡”法

1．土地国有制度

2．“夏后氏五十而贡”

 三 夏桀无道，商汤伐而代之

1．夏桀的黑暗统治

2．商汤吊民伐罪

第三章 商族的兴起和商朝的奴隶制国家

 一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二 先商的宗法制

1．先商宗法制政权的基本情况

2．先商政权存在的可信性

3．干日庙号制的产生是政治文明的进步

 三 商汤灭夏的进步意义

 四 商朝的政治制度

1．以“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的王位世袭制度

2．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说不可信

3．中央政权体制

4．地方统治体制

 五 土地国有制与赋税用“助”法

1．井田制的产生

2“殷人七十而助”

 六 商朝由盛而衰的基本情况

1．商汤创业，国步维艰

2．“比九世乱，诸侯莫朝”

3．盘庚迁殷，武丁复兴

 七商纣无道，周武王伐而代之

1．商朝后期的黑暗腐朽

2商纣王的暴虐统治及其败亡

第四章 西周王朝的封建领主制国家

 一 公刘发迹至周朝建立

1．“厥初生民，时维姜螈”

2．公刘居豳，太王迁岐

3．文王治岐

4．武王伐纣，周公东征

 二 封诸侯，建藩卫，实行政治绥靖与文化包容政策

1．以齐、鲁、卫、晋为主体

2．以燕、宋为南北两翼

 三 宗统与君统密切结合的政治体制

1．宗法制与王位世袭制

2．以国王(天子)为首的中央机构

 四 成文法的制定

1．尧舜时期，皋陶作五刑

2．夏有《禹刑》，商有《汤刑》

3．周穆王制《吕刑》

 五土地国有制与赋税用“彻”法

1．“受民受疆土”

2．“周人百亩而彻”

3．孟子之说并非乌托邦

 六 厉王暴虐，幽王失国

1．厉王专利与国人暴动

2．“共和行政”与“宣王中兴”

3．犬戎入侵，幽王丧命

第五章 春秋时期——社会转型(上)

 一 平王东迁，贵族政治日渐衰败

1．王室衰微，诸侯兼并

2．宗法破坏，贵族内讧

 二 “尊王攘夷”，华夏民族的自救运动

1．齐桓公“始霸”与“尊王攘夷”

2．楚霸江、汉，楚、齐争霸中原

3．宋襄公争霸败于楚

4．晋楚“城濮之战”与晋文公称霸

 三 秦穆公称霸西戎

1．秦国的先世

2．秦穆公的霸业

 四 楚庄王陈兵雒邑，问鼎王室

 五 “弭兵之盟”，通向民族和解之路

1．“春秋无义战”

2．民族融合关系的新发展

3．化解民族对抗、促进和平共处的“弭兵之盟”

 六 吴、越“尊周争霸”，民族融合关系的扩大

1．吴出荆蛮，夫差“奉周室”以争霸华夏

2．越属百越，句践“受周王命”主盟中原

第六章 战国时期——社会转型(下)

 一 韩、赵、魏“三家分晋”与魏、齐“徐州相王”

1．“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

2．“徐州相王”与“五国相与王”

 二 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1．削弱世卿世禄制，实行中央机构官僚化

2．削弱分土封侯制，推行地方行政郡县两级制

 三 从改“税户”为“税亩”到“除井田，民得卖买”

1．改“税户”为“税亩”，促成井田制瓦解

2．土地买卖是土地私有权的最高标志

 四 秦王政(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

1．秦消灭六国、统一中国的简要情况

2．始皇廷议，揭开了建立多民族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

序幕

后记

在中央机构中削弱世卿世禄制，在民间选贤任能，以改善和加强中央机构的工作效能，此事在春秋中期已经开始了。如齐桓公用管仲、鲍叔牙，晋文公用狐偃(子犯)、先轸，秦穆公用百里奚(五■大夫)、蹇叔、由余，楚成王用令尹子文，楚庄王用孙叔敖等，都属于打破原有等级制度，重用出身低下的人充当卿相的事例。但这在当时还属于个别现象，国家尚无废除贵族所特有的世卿世禄制度的明令，亦无用人要选贤任能的制度。创行这样的新制度始于战国初期，是为了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

战国初期最早进行这类政治改革的是魏国。国君魏文侯任用平民出身的李悝(约前455-前395)为相，主持政治改革。李悝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赏必行，罚必当”，“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刘向《说苑·政理》)。李悝首先破例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选用有才能的人充当重要官职，以优厚的俸禄奖励有功劳的人。他还制定《法经》六篇，即《盗》、《贼》、《网》、《捕》、《杂》、《具》六律，厉行法治。又公布《尽地力之教》，厉行“重农政策”。这次改革具有除旧布新的意义和作用，推动了魏国的社会发展，使其国势日益强大。继魏之后进行改革的是楚国，主持改革者是吴起。吴起，卫国人，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在魏国任西河郡(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守，约与李悝同时。魏文侯死，武侯立，与吴起不睦。吴起逃至楚国，楚悼王任用他为令尹，主持改革。吴起也认为楚国首先应当改革政治制度。他批评楚国现行的世卿世禄制“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提出“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继之进行改革的，还有赵烈侯时的公仲连。他任相时，“选练举贤，任官选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韩昭侯时申不害任相，“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齐威王时邹忌任相，慎选官吏，提倡节俭，广开言路，“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战国策·齐策一》)。

改革最晚的是秦国，时在公元前359年之后。秦虽在春秋时期称霸西戎，但其政治、经济、文化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公元前408年，秦国“初租禾”，进行过农税改革。前384年，废除了用人殉葬的恶习。次年，又自雍迁都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后又设立市集，鼓励交易，编制户籍，社会状况有所改善。虽是这样，在中原地区诸侯国的眼中，秦国仍很落后。《史记·秦本纪》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狄)遇之。”前362 ，秦孝公立，他对国内的现状极为不满，决心彻底改革，下令招贤。商鞅就于这时自魏进入秦国。他将李悝在魏国所行的改革经验也带进秦国，得到秦孝公的赞许，被任命为左庶长，主持变法。商鞅变法始于前359年，止于他去世的前338年，前后历时二十年。变法的主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而深刻。但其重中之重、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改革，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其基本内容就是彻底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符合中央集权制需要的官僚制度。如制定实行二十级爵制，这是一种“军功爵”，有军功者，可以授爵。有爵位者，可以据爵位高低而授官。无爵位者，虽为贵族，亦不得授官。再则是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度等。

这样的变法一定会侵犯统治集团中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而也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挑唆太子驷公开反对新法。商鞅下令劓公子虔，黥公孙贾，狠狠地打击了贵族反动势力。可是到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以“谋反”罪名将商鞅逮捕车裂。。此事对秦惠王来说，是以个人恩怨杀害商鞅，这是一个历史悲剧。但他在商鞅死后，继续推行商鞅所创行的新法，所以秦国治理得比关东各国好得多。

各国在改革之后，所用官名并不一致，但总的情况是大同小异。中央主要长官称相、丞相、相邦，为“百官之长”。楚则称令尹，同于丞相。丞相上有太师、太傅、太保等，为国君的顾问，荣誉很高，但不管具体政务。丞相之下有卿、御史、廷尉、内史、司空、司寇等，分管庶政。博士备顾问。；事长官有国尉、卫尉、司马、将军等；楚国称为上柱国、柱国、将军等。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用人唯才，不论出身，因而吏治很好。当时著名的政论家赵国人苟子(苟卿)曾到秦国进行考察。《苟子·强国》记载其访秦观感说：秦国的官吏“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这是秦国政权稳固、日益强大的重要原因。

改革地方行政，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是先从设县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封国与郡县并行存在。秦之设县在北方诸国中为最早。《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前688)，伐■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邦县在今甘肃天水，冀在今甘谷县东，杜在今陕西长安西，郑在今华县。又前645年，晋惠公为秦所俘，献晋在河西、河东、河南共八城与秦，“秦始征晋河南，置官司焉”(《左传·僖公十五年》)。“征”为征收赋税，“置官司”可能是设县置官。《秦本纪》又载：前457年，秦“初县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商鞅变法时，令全国“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但直至此时，秦尚无郡制。秦之有郡，是后来得自他国。如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前312年，秦“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后来取楚都郢，置南郡；取巫郡、黔中郡，置南阳郡。夺赵上党郡。又在今四川和重庆地区设蜀郡和巴郡等。

晋国大约是最早设置郡县的国家。《国语·晋语二》载，前651年晋公子夷吾在外逃亡时，对秦使者公子絷说，如果能帮他回国夺得君位，他愿献河外五城等郡县给公子絷作为酬劳。《左传·哀公二年》载，前493年晋国执政赵简子出征誓师，有云：“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由此事可知，晋已确有郡县的设置，但县的地位似尚优于郡，二者亦无隶属关系。楚国设县很早，楚、燕等国有郡县制则都在战国中期或以后。燕国为北防匈奴、在北边自西而东，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齐国设地方政区较早，郡名都，都下设县。早期设县，为地方一级行政单位，其长官称令，即县令。郡初出现时，为军事区，其长官称守，即郡守。后来兼管军民事，仍称守，其副职有尉，专职军事。郡下设县后，县仍设令(长)以主县事，开始形成地方行政郡县两级制。楚国的县令称公或尹。齐国的县令称大夫。郡守、县令都直接听命于国君。

郡县制虽在各国开始行用，但分封制仍未废除。秦国尚有关内侯和列侯之爵位，为二十级爵的最高级，即十九和二十级。有极少的封国、采邑，只是领取俸禄，不得“君国子民”。关东各国分土封侯者尚多，但基本上也不得“君国子民”，而只“衣食租税”。《战国策‘魏策四》载魏安陵君日：“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宪。”又日：“安陵，小国也，不能必使其民。”随着各国郡县制的发展，这样的小国越来越少。至战国末年，郡县制已相当普及，只是资料不全，难以确定。今天确知者有三十余个郡名，郡下辖县的数目不等。可能有不少地区和城邑虽无郡县之名，而已行郡县之实。总之，战国的郡县制度尚不完善，亦不成熟。 P165-171

本书的初稿写完，感到还有三件事应当告诉读者：

一，这是一篇“急就章”。由于时间有限，主要是个人文债太多，只能匆忙上阵，克日计功。欠缺思考和推敲的地方太多，错误亦难避免，请读者多所批评指正。

二，编写“普及本”的原则是，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按照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进行分类，整编为通俗本。《中华文明史))四卷，每卷对应三本。本书对口的章节，为《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三章《商周时期(政治)文明的兴盛》之第一、二、四节。这些章节原是我写的。而第三节《商周礼制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反映》和第二章《中华文明的肇始——夏》都是由考古专业的专家写的，不纳入本书的范围。本书的任务是将我之所写，通俗化为一本“先秦政治文明史”的单行本，要求字数为8万到10万字之间。我感到相当为难。原因有二：首先，《中华文明史》相关章节讲政治文明史只有尾，没有头。要写成一本独立的著作，书再小，也应有个头。如需要讲“政治文明的曙光时期”，那就要补写一点尧舜“禅让时代”，或要从炎黄写起。需要讲“政治文明的第一个王朝”，那就要补写“夏传子，家天下”等。其次，原稿三节的正文和注释，全部仅为4万字。行文的特点是筋骨多，血肉少。许多问题讲述跨度大，不够具体生动。基于此种情况，我只能以原稿的内容和观点为基本参考，另起炉灶，按照8万到10万字的规模另写一本。

三，本书是一本政治文明史读物，虽与一般通史中的有关部分相涉，但就其角度和浓度来说，可能有相当的差别。旧史料中或传统说法中存在不少错误，可是在不少著作中陈陈相因。本书限于条件，结合需要，将如下四个问题纳入书中，谈了一点初步意见。但对如何“通俗”，我只能尽力而为，亦请读者谅解。

1、宗法制度的起源和演变。本书认为宗法制度起源于夏商时代，解体于西周后期和春秋中期的“并后匹嫡”现象严重之时。

2、西周分土封侯制的进步作用及其向中央集权制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3、井田制的产生，从“税户”到“税亩”，再到“除井田，民得卖买”的历史过程。

4、从齐、晋“尊王攘夷”到晋、楚“弭兵”，再到吴、越“尊周室”争霸中原，考察中国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和及汉民族形成的历史轨迹。

我很想听取学界朋友们的意见与批评。

张传玺

2007年12月31日记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