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卧室，准备对丈夫说我酝酿了很久的话，这时候我的手在颤抖。我与他之间，有九年的共同生活，有八岁大的女儿，还有一个妙龄的金发女郎，一个星期前，我在餐厅撞见他和她在一起。
“我们还是分开住吧！”我望着他的眼睛，说得很平静。
“好吧。”他漠然地点了下头。我转身回卧室睡觉。
这种嫉妒所带来的心痛，您何时可曾体验过？如果我是但丁，我会把这种酷刑排在热油锅的后面。或者干脆取而代之。
我难以成眠，茶饭不思。没有进行任何刻意的节食就消瘦了许多。说来也怪，当你没有节食就瘦下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说：“她是病态的消瘦。”
我虽然看上去楚楚可怜，但内心感觉自己表现得还算坚强。
我撕碎了他所有的照片。
第二天，我又把它们都粘好了。我摊在卧室的地板上，淌着苦涩的眼泪。我试着去想象丈夫和那个金发女郎肌肤相亲的情景。然而不知为什么，脑子里空空如也。神志已经恍惚：似乎在保护我不太稳定的理智。否则的话，我一定无法停止去尝试这种空洞的想象。即使这种想象突然出现在脑海，我也很无畏地极力忍受着它带给我的痛苦。正在我心力交瘁几近崩溃之时，电话铃响了起来。
一个冷冰冰的男人嗓音在电话男一端叫着我的名字和父称。然后这个声音告诉我，我的丈夫死了。五处枪伤。其中两处击中要害——肺部和头部。就在我们莫斯科住所的院子里。他的司机躺在医院，伤情严重。他们要我赶去配合调查。还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我礼貌地应答着，毫无异常之举。电话一挂掉。空气陡然变得凝重，令肺部不堪承受。
仿佛，连接我和世界的那条纽带，骤然断了。我被放逐在摇摆欲沉的小岛上，孤零零一个人。
我伸出手向人们求助。手头就有电话。电话线的另一端，是好朋友维罗尼卡。我说我的丈夫被杀了。她不相信。我又重复了一遍。看上去是令人信服地重复了一遍。她“哦”了一声，显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对于一个用干涸的嗓音宣告自己丈夫被枪杀了的女朋友，又能拿什么话来应对呢？
我挂了电话。她也没有再打过来。
我走到窗前。通风小宜开着。
我又试着做另外一件事来冲破外面的世界：呐喊。几秒钟之后，当双肺的空气被用尽，我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闭紧双唇，不知为何，又砰地关上了窗。
我在衣柜里挑剔地选着衣服。谢尔日的妻子应当看上去令人惊艳。即使是在警察局。我穿上粉色的真丝裤子。那是丈夫买给我的。
出了大门我环顾四周。心里紧绷绷的。发动汽车之后，我锁定了车门按钮。一路上我都在观察着后视镜。看上去，我并没有被人盯梢。
警察局显得比电视剧里的还要简陋。散发着一股老鼠的味道。警察们也都不年轻了，但都挺高兴。
我问，我的丈夫是不是死得很快。
“你怎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探员不解地眯缝着眼睛。
我无法回答。当你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了的时候，他离开得是否足够轻松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倘若死者走的时候能少些痛苦，生者的心碎也就能减轻一点。不过跟他们解释这些实在很傻。
第三颗子弹是从手里取出来的。我想象着，他如何本能地用手护着脸，哪怕只是将自己与死神的距离延长一秒钟。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