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的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以及整个国家机构的反人民的本质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是一面反映俄国农民在革命中矛盾状况的镜子。

青年贵族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意外见到他曾爱恋并引诱过的女子玛丝洛娃，遭遗弃沦为妓女的她被诬陷为杀人犯。两人的不期而遇触动了聂赫留朵夫尚未泯灭的良知，在他内心掀起痛悔的狂澜。他想方设法赎罪，为她奔走伸冤，从此走上精神“复活”的道路。目睹下层劳苦大众的悲辛和沙皇统治阶级的残暴、卑劣，聂赫留朵夫毅然放弃了家庭、财产，跟随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从浑浑噩噩中苏醒过来的玛丝洛娃重新找到了人的尊严和自身价值，为了她爱的人的一生幸福，她无悔地放弃了与他的结合。这部史诗般的经典著作被誉为“19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为平凡。玛丝洛娃是一个未婚女农奴的女儿，母亲跟随喂牲口的外祖母住在两个地主小姐的庄子里。这个没出嫁的女人每年都生孩子，并且像乡下常有的那样，孩子受过洗礼，做母亲的就不再给这个她不愿意他出世、不需要而且妨碍干活儿的孩子喂奶，孩子很快就被饿死。

已经有五个孩子这样死掉了。他们都受过洗礼，然后都吃不到奶，也就都死了。第六个孩子是和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私通后生下的，是个女孩儿，她的命运本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是事有凑巧，两个老小姐中的一个来到喂牲口女工们住的木头房子，训斥她们做的奶油有股牛臊气。当时产妇和漂亮的胖娃娃正躺在房子里。老小姐训斥她们奶油做得不好，又训斥她们不该让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女人住进来，骂完正要走，忽然看见那孩子，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她的教母。她真的为女孩儿施了洗礼，而后因怜悯自己的教女，时常送些钱和牛奶给母亲，于是女孩儿活了下来。两个老小姐因此叫她“得救妞”。

小孩儿长到三岁，她母亲得病死了。喂牲口的外祖母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小姐就把女孩儿带到自己身边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十分活泼可爱，两个老小姐从她那儿得到不少乐趣。

老小姐是姐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为小姑娘施洗的就是她，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却比较严厉。索菲娅把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教她读书，一心想把她调教成自己的养女。玛丽娅却说，应当把这孩子调教成一个会干活的人，一个出色的侍女，因此对她要求严格，常常处罚她，遇到心情不好时，甚至还打她。于是，在两种教育态度的影响下，当小姑娘长大时，她的身份半是侍女，半是养女。她的名字的叫法也不偏不倚，既不叫雅气些的卡金卡，又不叫俗气的卡吉卡，而是叫普普通通的卡秋莎。她做针线活，收拾房间，用白粉擦拭圣像，煎炸食品，磨咖啡豆，煮咖啡，洗些零散衣物，有时陪两个老小姐坐坐，给她们读书消遣。

有人向她求婚，可她谁也不想嫁，觉得跟那些向她求婚的干力气活的人过日子，她受不了，她已过惯地主家舒适的生活了。

就这样，她生活到十六岁。在她满十六岁那年，老小姐家里来了一个在大学念书的侄子，是位很有钱的公爵，卡秋莎一下子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讲，甚至也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后来过了两年，这位侄子在奔赴战场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姑家，在她们那儿住了四天，临行前夜，他诱骗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五个月，她才清楚地知道，自己怀了孕。

从那时起，她对一切都感到厌烦，心里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临头的耻辱，她不乐意服侍两个老小姐，敷衍了事，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发起脾气来。她对老小姐讲了不少无礼的话，过后自己感到后悔，就提出辞工的要求。

两个老小姐也对她很不满意，放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她到一个区警察署长家当侍女，但只在那儿待了三个月，因为署长虽是个五十岁的老头儿，却不停地调戏她。有一次，他纠缠得特别凶，她发起火来，骂他是浑蛋和老鬼，使劲推了他一下，他就倒下了。她因粗暴无礼而被解雇。再找地方做事儿已无必要，不久就将生产，她住到乡下一个又做产婆又贩卖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产婆刚给村子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过生，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生下的男婴被送进育婴堂，据送去的老太婆讲，婴儿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搬进产婆家时，身上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做工挣的，一百卢布是勾引她的那个公爵给的。等她离开产婆家时，她手里只剩下六个卢布。她不会省钱，不仅自己花，别人向她要钱，她也总是给他们。产婆收她四十卢布算作两个月的生活费——伙食费和茶点费，二十五卢布用去作送婴儿去育婴堂的费用，四十卢布被产婆借去买奶牛，另外二十卢布买了些衣服、礼物，随便花掉了，因此当卡秋莎病体复原时，她已身无分文，非找工作不可了。她在一个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事儿。林务官是有妻室的人，但也和警察署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开始调戏卡秋莎。卡秋莎十分讨厌他，尽力加以回避。可是他比她老练和狡猾，更主要的他是主人，可以任意支使她到什么地方去，终于抓住个机会，占有了她。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正巧碰见丈夫单独和卡秋莎在房间里，就扑上去打她。卡秋莎不甘示弱，两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被赶了出来，连工钱也没给。于是，卡秋莎到了城里，住在姨母家。姨丈是个装订工，以前日子过得不错，可如今丢掉了所有的主顾，酗起酒来，家里的东西，逮住什么拿什么，都换酒喝了。

姨母开着一个小小的洗衣店，她和孩子们以此糊口，并供养不可救药的丈夫。姨母希望玛丝洛娃到她店里当洗衣工。可是，玛丝洛娃看到姨母店里的洗衣女工们过的苦日子，心里犹豫起来，又到荐工所找做女仆的差事。差事找到了，雇主是一位太太，她家只有她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她到那家才一个星期，上中学六年级的留着小胡子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调戏玛丝洛娃，不让她安宁。做母亲的把一切都怪罪到玛丝洛娃头上，将她辞掉了。新的差事一时没有着落，可巧玛丝洛娃在荐工所遇到一位手上有好几个宝石戒指、光裸的胖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知道正在找事儿的玛丝洛娃的处境后，给她留下自己的地址，约请她到家里去。玛丝洛娃去了她家。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并打发侍女送一张条子到什么地方去。晚上，一个留着已经变白的长头发和白胡须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间；这个老头儿立即坐在玛丝洛娃身边，眼睛闪着光，笑眯眯地上下打量她，同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听见女主人说：“是个雏儿，乡下来的。”然后女主人叫玛丝洛娃过去，对她说，这是位作家，钱多得很，只要她讨他喜欢，他是不会舍不得金钱的。她讨他喜欢了，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答应和她常常相会。钱很快用得精光，一部分还了欠姨母的费用，一部分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过了几天，作家派人接她再去一次。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要她搬到一个单独的房子里去。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租下的房子里，却爱上了住在同院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自己把这件事告诉了作家，然后搬到一个很小的单独的房子去住。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和她结婚，后来却不辞而别，去了下诺夫戈罗德，显然把她抛弃了，玛丝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她本想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可是不准她住。警察分局的局长对她说，只有领取黄色执照，经过医师检查，她才能住下去。她只好又去姨母家里。姨母看到她身上时髦的连衣裙、披肩和帽子，十分恭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提要她当洗衣女工的事，认为她现在过的是上层生活。而对玛丝洛娃来说，如今的确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女工的问题。她现在十分同情地看着前面几间屋子里的洗衣女工们过的那种苦役般的生活，她们脸色苍白，胳膊枯瘦，有的已经得了痨病，冒着三十度的肥皂水的蒸汽，在不论冬夏都大开着窗户的屋子里不停地洗呀，熨呀，她想到自己也要服这种苦役，就不寒而栗。

正是在这个时候，在玛丝洛娃没人作靠山而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早就吸上香烟，而在她与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之后，又越来越迷恋上喝酒。酒所以吸引她，并非因为酒味甘美，而主要是因为酒可以使她忘记她所遭遇的痛苦，可以使她随心所欲，增强自尊，没有酒，她就不可能这样。没有酒，她总是感到心情沮丧，自惭形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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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曾经说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为自己所建造的三座纪念碑。”高尔基此论绝非河汉斯言，大而无当。从近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文学来看，能与托尔斯泰比肩同声者，实无几人。托尔斯泰有如高山，令后世所仰止。

19世纪50年代初期，托尔斯泰以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和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登上俄国文坛，旋即引起欧洲文学界的注意，然而直至19世纪70年代后半叶，托尔斯泰在欧洲文坛上却还不是一个叫得响的名字。1879年，《战争与和平》法文译本的出版震撼了世界文坛，为托尔斯泰赢得不世出的殊荣。托尔斯泰小说的声誉从此鹊起，而后《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发表更使其专美于世，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丽篇章。

《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正如托尔斯泰此前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的情节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据彼得堡某地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回忆，1887年6月，他到托尔斯泰家做客时曾向作家讲述过他亲自接触的一个故事。一次，法院审理一个妓女被控偷窃嫖客一百卢布的案子，陪审团中有一个青年，发现被告竟是他多年以前在一个阔亲戚家客居时诱奸的养女。于是他良心发现，设法同她在狱中相见，并表示愿意和她结婚。后来，这个女犯病死狱中，那个青年也不知所踪。当时，托尔斯泰非常认真地倾听这个故事。毫无疑问，这个青年和妓女的故事触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不过，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数易其稿，描写对象和主题几经提炼与深化，才最终写出了这部铁面无私的大书。

小说名日《复活》，顾名思义，其中必有人“复活”。那么，“复活”的人究竟是谁呢？是聂赫留朵夫？还是玛丝洛娃？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对此，评家众说纷纭。不过，细品全书，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恐怕更接近于作者的愿望。

聂赫留朵夫品性善良，且有抱负。他对自己所拥有的贵族特权深为不满，把名下的那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农民。起初，他对姑母家的养女卡秋莎·玛丝洛娃的爱是真诚的。后来，他参军当了军官，军营生活却使他堕落成为一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诱奸了自己当初曾热恋过的姑娘。此后。他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法庭上遇见卡秋莎之前，他正与一个有夫之妇私通，同时又向一个贵族小姐求婚；此外，他已放弃否定土地私有的理论，准备接受母亲的大宗遗产。法庭上和卡秋莎的不期而遇，极大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尤其是她被判苦役后发出的哭声，更是触动了他那似乎并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他痛悔过去的劣行，开始走上精神“复活”的道路。

为了赎罪，聂赫留朵夫多方替玛丝洛娃奔走上诉，并打算同她结婚。他对事物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比如，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感到不满并持批评态度；对他曾想与之结婚的贵族小姐及其一家人的庸俗和虚伪心生厌恶；对他探监时耳闻目睹的专制制度的黑暗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的精神“复活”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从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上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认识，从对玛丝洛娃一人的同情转到对整个劳动阶级的同情。这时，他头脑中的贵族阶级思想逐渐为宗法制农民思想所代替。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根源就在于土地被地主阶级所霸占。于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应当说，在这一点上，“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玛丝洛娃的上诉被驳回，聂赫留朵夫对统治阶级及其法律的本质的认识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他的精神逐渐“复活”，伴随玛丝洛娃踏上了去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遥远路程。  在西伯利亚的三个月，是聂赫留朵夫彻底醒悟的三个月。他最终认清了统治阶级吃人的本质，然而令他苦恼的是，他非但看不出任何可以战胜它的方法，甚至连怎样做才可以战胜它也不能理解。无奈之中，他拿起了《福音书》，不料却从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为了摆脱苦难，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而既不可惩罚他人，也不可纠正他人。聂赫留朵夫从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的精神和道德“复活”了。

不可否认，女主人公玛丝洛娃也有她自己的“复活”历程。不过，她的“复活”却完全没有聂赫留朵夫的那种赎罪的味道。当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时，她所“复活”的仅仅是她当初的那个清清白白的自我而已，她那时仍处于“堕落”之中。她习惯性地冲他媚笑，还索要卢布。聂赫留朵夫第二次探监时，特意向她表示忏悔，并提出同她结婚的要求，这一切引起了玛丝洛娃对往事的回忆和对他的仇恨；回忆的大门一经打开，玛丝洛娃便逐渐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苏醒过来。聂赫留朵夫第三次见到她时，她同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聂赫留朵夫在日记中说她正在“复活”，的确不无道理。不过，玛丝洛娃的“复活”虽然始自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所引起的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但它的最终完成却是在她与流放地的政治犯接触之后。她受到这些品德高尚的人的影响，学到了他们敢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尤其是西蒙松对她的发自内心的爱情，更使她意识到了人的尊严和自身的价值。她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却不愿因此耽误他的前程而甘愿同西蒙松结合。少女时代的卡秋莎终于回归。她的纯洁的道德也失而复得。玛丝洛娃在精神上彻底“复活”了，或者毋宁说她得到了完全的新生。

毋庸讳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各自的“忏悔”与“宽恕”，双双走向精神和道德的“复活”，使其“人性”得以复归。这一切带有浓厚的“不以暴力抗恶”及“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味道：作为说教者，托尔斯泰自有其可笑的地方。然而，作家借聂赫留朵夫上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俄国城乡的阴暗面以及对宫廷、法庭、监狱和教会的抨击与揭露，却是他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这一切分明表现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点；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确有其伟大之处。

较之为托尔斯泰赢得盛誉的《战争与和平》和有“艺术之神”称号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艺术性似有所不及。其中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在思想和哲学方面的追求与探索，其执著和真诚的程度，不但在俄罗斯文学，就是在整个世界文学中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人。他一生苦心经营自己的理想王国，试图为俄国乃至全人类提供一幅道德完善、社会改良的美好蓝图(蓝图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托尔斯泰本人也许并未意识到，其实正是他的文学作品才为他的思想赢得更多的读者和崇拜者。尽管托尔斯泰有着思想家、宗教领袖、现代文明的批评者、俄罗斯的“良心”等诸般尊贵的称号，但他主要是一位艺术家，而且是少数几个攀上艺术顶峰的作家之一。不过，托尔斯泰似乎并未十分珍惜他作为艺术家所享有的极高地位和他文学作品的声誉，尤其在他后期，文学几乎成了他传达思想的工具，他甚至为了思想追求而否定自己的作品。正如美国作家豪威尔斯所说，托尔斯泰“用人类的良心代替了艺术的良心”。假若我们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它应当成为把握托尔斯泰后期一些作品艺术性衰弱现象的一个前提。

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即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随着托尔斯泰世界观“激变”的发生，他叙事的倾向明显起了变化：一方面，试图从根本上探寻社会和道德的真理；另一方面，则渴望以他所向往的真正的道德生活替代不公平的罪恶生活。托尔斯泰后期叙事的倾向性也使其叙事的风格产生了变化；其实，托尔斯泰叙事的风格此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处在演变之中。即以心理描写的方法为例，在托尔斯泰早期的作品中，主人公内心的直接意识活动十分突出地出现于叙述的前景。作为描写直接意识活动最主要方法的内心独白，包含性极为广阔地跃然纸上，而作为内心独自“极端形式”的意识流也同时得到了更多的表现机会。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期，托尔斯泰的叙事风格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托尔斯泰在此前的文学叙事中曾嫌普希金的心理描写过于粗线条和“光秃秃”，那么此时则转而强调研究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这个“宝库”和学习“普希金原则”的重要性。虽则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内心独白依旧蔚然可观，而意识流在其叙述上也迹近炉火纯青的境界。托尔斯泰叙事风格的真正改变，诚如上述，始自其世界观“激变”所引发的叙事倾向的转移。仍以心理描写的方法为例：中前期独领风骚的内心独白叙述退居次席，意识流几乎完全消失，而占主导地位的则是“通过场面表现内心生活”和心理叙述(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和间接引语叙述)。

《复活》作为托尔斯泰后期叙事中最重要的作品，以“外部表现、动作、行为、场面”表现内心活动和心理叙述，自然成为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主要原则。于是，以细致展现人物心理变化过程见长的内心独白，便失去了它以往的辉煌地位。《复活》的叙事中已然找不见多种类型竞逐、意识全面展开的内心独自叙述，有的只是次数稀少、类型简化和长度缩短的内心独白，且大多出现于男女主人公，尤其是聂赫留朵夫的意识活动中。

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精神探索型主人公系列中的人物。他的精神生活的发展与变化是叙事的主旨之一。托尔斯泰往往更多地以叙述者的直接心理描写和间接引语叙述来表现聂赫留朵夫的心理活动，作者的独自、全知全能的作者的声音在叙事中起着决定性的和结构上的突出作用。然而，从人物心理真实(托尔斯泰的叙事恰恰十分看重这一点)的角度而言，像聂赫留朵夫那样热衷于自我剖析的人物，他的内心活动中不出现直接内心话语则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用于聂赫留朵夫身上的内心独自叙述，其运用场合及次数却颇有选择性和节制性。例如，法庭审理玛丝洛娃案件的二十几章叙事中，聂赫留朵夫自始至终皆在场上。当认出被审的女犯便是他当年诱奸的卡秋莎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即用内心独自的形式来表现：“‘这绝不可能。’他目不转睛地瞧着这个女被告的脸，暗自想道，‘可是怎么叫柳包芙呢？’听到她的回答，他心里想。”此后的审理中，聂赫留朵夫还有两句内心独白。第十一章：“‘难道她认出来啦？’聂赫留朵夫心惊胆战地想，感觉血直往脸上涌。”第十九章：“‘她认出来啦！’他想。于是，聂赫留朵夫身子缩成一团，似乎在等待着打击。”与玛丝洛娃的不期而遇，犹如一块石头，激起聂赫留朵夫心海中的层层波澜。再现意识活动的语言天地里。心理叙述占据了叙述的前台，内心独白似乎仅仅起着点缀的作用。但它无疑又是叙述中最为活跃的话语部分，或者换言之，是最为活跃的意识层次，而且是聂赫留朵夫心理活动的直接展示。这种适时的心理展示，画龙点睛，为其叙述平添了生动之感。

玛丝洛娃内心世界的描写，是托尔斯泰的一项“真正的艺术发现”。她道德沦丧和“复活”的过程，同样是托尔斯泰的叙事主旨之一。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中显然缺少诸如聂赫留朵夫等贵族老爷们的那种复杂、多变、犹豫与反复的意识成分。但她的内心世界并非一片空白，“复活”后的玛丝洛娃，身上闪现出动人的光彩。对于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托尔斯泰选择的叙述方法，诚如俄罗斯学者所说，“不是大段的内心独自和对话，梦，回忆，而是托尔斯泰本人所说的‘通过场面表现的内心生活’。”此处托尔斯泰所谓的“场面”，指的是动作、姿势、表情、眼神等心理活动的外显行为，于是内心独白似乎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其实不然。在一些必要的地方，作者并未回避这种行之有效的叙述方法：

“他在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喝酒说笑。我却在这儿，在泥地上，在黑暗中，在雨里和风里——站着哭。”卡秋莎想，停住脚步，把头向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

“判我刑的时候，我还哭了呢，”她说，“我真得终生感谢上帝才是。要不我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我现在知道的这些事。”

第一例出自第一部第三十七章。玛丝洛娃被判了苦役。那一夜，她久久不能入睡，想起了许多往事，唯独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而且在法庭上也没有认出他来。作者用倒叙的叙述方法向我们提供了她最后见到聂赫留朵夫时的情景：那天夜里，她便怀了孕，本指望他会顺路来一趟的，但他打来电报，说不能来。她决定亲往火车站见他一面。这是个秋天的夜晚，风雨交加。她跑到车站，刚刚从车窗里找到他，火车就徐徐开动了。她跟着火车走，聂赫留朵夫没有看见她。火车越开越快，她在后面跑，跑过水塔，风迎面吹来，吹掉了她的头巾，她还在跑。一个女孩叫她。她停住脚，于是便有了上引之内心独白，隔过三行叙述，又有一句内心独白：“等会儿再来火车——往车底下一跳，就完事儿了。”

第二例摘自第三部第三章。她每天和政治犯在一起，尽管行路艰难，但这些她从未见过的人们，为她揭示了她从不知道的各种生活趣味。于是便有了这段思想的直接表露。

就这两例内心独白在叙述话语的时间位置而言，两者皆出现于玛丝洛娃人生道路的转折点：前者是她精神的最初觉醒。她看清了车厢内外(实则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两个世界的对立，她从此不再信善，也不再信上帝。不过，在她当时的思想状况下，这一觉醒却导致她走向堕落，但这也是贫家妇女经常遭到的可怜命运；后者则是她的最终觉醒，是她在“新同伴”启发下获得的新生。其叙事功能已不言而喻。从这两个例子不难发现，对于内心独自的叙述方法，托尔斯泰此时已惜墨如金，只是在人物心灵变化的关键时刻才加以运用。至于内心独白的话语特征，则是十分口语化的句型和词汇，颇为符合玛丝洛娃的身份。

以上蜻蜓点水式的分析，仅仅涉及《复活》叙事艺术的一个侧面，但滴水中也可映现出太阳的斑斓。小说历经十年的惨淡经营，其叙事的完整与统一，浑然天作，而情节的集中，结构的紧凑，细节的细腻，肖像的生动，足见托尔斯泰对艺术的追求，老来更其精纯。

《复活》成书的那一年，托尔斯泰七十一岁。在世纪末的浮躁中，这位老人依然故我地在其精神世界中俯视俄国的社会，不辞辛劳地建造他的理想王国。他把自己的思想倾注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然而，一个七旬老翁，特别是“激变”之后的托尔斯泰那样的老翁，与一个三十五岁的、喜爱声色犬马生活的青年贵族聂赫留朵夫，两者的心灵硬安在一起，不免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也缺乏客观的真实性。聂赫留朵夫的形象毕竟作者夫子自道的色彩过于浓烈，现实生活中又能去哪里寻呢？而小说第三部的叙事，多次直接引用《福音书》中的道德说教，则尤为令人读之生厌。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受到削弱，自不待言。

虽则如此，《复活》作为托尔斯泰的“艺术遗嘱”，依旧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华美的诗章之一。诚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言，《复活》较之其他作品，能让人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直达心灵的眼睛。

1946年以前，英国的经典丛书的目标客户群主要局限于学生和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就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企鹅出版社先前也只出版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丛书，并于1935年出版了一套十本的丛书，1938年还出版了一套十本的插图经典，其中包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但是市场反映平平。

二战之后情况大为改观。E.V.瑞奥，一位杰出但低调的古典文学学者和出版商，利用业余时间不断润色他所翻译的荷马的《奥德赛》，并将译文朗读给他的妻子莱俐听。他的妻子非常支持他完成并出版他的译作。

企鹅出版社的创始人艾伦·莱恩马上就同意出版他的译作，还邀请他主持一套新的系列经典丛书的出版。莱恩经常做出这种决定：这是一种直觉，他断定很多读者渴望这种全新的通俗易懂的翻译作品，瑞奥的作品就能满足读者的这种需求。与其说这是一场赌博，还不如说是孤注一掷，因为任何唯利是图的理性出版商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

瑞奥翻译的《奥德赛》一鸣惊人，销量达三百万册，位居企鹅畅销书榜首，直到后来才被《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动物庄园》超过。原因何在？答案就是瑞奥译作的质量和抱负，以及他出版系列丛书的目标。

主编的用意就是委托能效仿自己的风格的译者，给普通读者呈现用现代英语改写的既通俗又吸引人的文学大师的作品，而适当裁减冷僻生涩陈腐之处，以及那些使很多译作没有现代韵味的外来成语。每本书都按企鹅出版社的定价发行。除《奥德赛》外，丛书还包含很多其他著作。

当被问及上个世纪60年代的众多出版物中，哪一部他最感到自豪时，艾伦·莱恩毫不犹豫地推荐“企鹅经典”。半个世纪以来，该系列丛书不断发展壮大，远远超出了瑞奥的最初设想，但从来也没有背离早期译者和编者的初衷。

秉承这种精神，“企鹅经典”在六十华诞之际，来到中国，出版中文版，为广大的中国读者带来内容、翻译质量皆为上乘的外国经典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