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界相当多的人谈“独立性”，都在号称“独立思考”，以至“独立”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口头禅时，你有没有想过“独立”已经异化，恰恰已经随俗了呢……在现今，主张独立的知识分子却在精神上极度依赖于那个规模不小的主张独立的圈子……

本书是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的散文作品集，其语言驾驭出色，文章不仅生动有趣且愤世嫉俗。

《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屈辱与尊严》、《喜被退稿》、《鲁迅诗歌解读》、《怎样做个北大人》、《青春梦》、《春风不度玉门关》、《上梁为什么要漆红挂金》、《盛情再会待有期》、《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 》、《沦陷区的通俗小说》、《陈独秀在1921》……本书是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的个人散文作品集。

第一辑 井底乾坤大

 我看语文第一课

 片面·深刻·片面

 邂逅

 还是“谁主沉浮”

 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

 屈辱与尊严

第二辑 井上黑窟窿

 喜被退稿

 《狂人日记》的三重结构

 鲁迅诗歌解读

第三辑 天外没有天

 怎样做个北大人

 青春梦

 春风不度玉门关

 上梁为什么要漆红挂金

 盛情再会待有期

 读《千古文人侠客梦》

 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

 沦陷区的通俗小说

第四辑 天是一个井

 陈独秀在1921

 沈从文的自卑情结

 从《雷雨》的演出史看《雷雨》

 《青楼文化》序：青衫磊落险峰行

 《青楼文化》后记

 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

 萨特评传

附录

旷新年：“这是节日的疯狂”

郑海峰：孔庆东妙答听众

杨河源：大侠孔庆东

说到第一课的问题，我倒与一般人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是把整个教学过程当作一个系统来看的，从这个系统论来看，第一课讲的是什么并不太重要。就好像下棋，第一步可以有多种走法。

任何人上小学的时候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大多数孩子在上小学之前，都已经有了学前教育，已经识了许多字。不是说不应该注意第一课的难易程度，但要和别的方面的因素一起考虑，比如说和时代风气结合起来考虑。一个7岁左右的孩子，他从意识上实际已经进入社会了，要想把他单独排除在成人社会之外有一套教育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他们纳入成人社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代的痕迹。比如第一课学“人、口、手、马、牛、羊”，这就没有政治倾向吗？它一样有政治倾向。它表明要跟政洽的东西远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所以从“人之初，性本善”到“打日本，救中国”，都要肯定它在那个历史情况下的选择，肯定它的合理性。关键是你不能天天都是这个。现在回想起来，我小学语文第一课不合理的地方是，那些课文内容形成了一套体制，这套体制蔓延致使整个教材变得单一化。不仅语文课是这样，数学课也是这样。这种东西到今天仍然没有排除。过去政治挂帅的时代，它很明确地说就是政治挂帅，各个领域、中小学都是政治挂帅，上下是统一的，是个社会默契，你可以理解。我们今天主要的不是批判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关键是要救我们自己，救我们的孩子。我们现在的教育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是矛盾的。国家说的是科教兴国。这是我们的时代主流，可我们的教材却停留在过去那个时代。不是说我们一点进步没有，有很大进步了，但是很不够，使我们感到好像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到了1999年，但是很像是1979年的样子。你看这些教材，知道肯定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才能编出来的，但总觉得不像90年代的东西，所以说它落后。它和这个时代对不上号，明显是和这个社会大气候不协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教育、教材和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比，都是有缺点的。因为以前不管第一课是什么，它跟那个时代是一致的。

第一课的目的是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这是最重要的。一开头打个让他们爱学习的底儿挺重要的，要让他们觉得学习这玩意儿挺好玩儿，另外就是对他们有用。老舍的小说《牛天赐传》里有个老师给小孩讲“人之初，性本善”，讲了多少遍孩子也记不住。一天老师错说成“人之初，狗咬猪”，结果这孩子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还不改了，因为他觉得非常有意思，跟他的生活联系起来了，他就有了一个形象感。我觉得我们的第一课应该有这个原则——有趣和有用的原则。不仅小学第一课，每一个阶段的第一课都特别重要。

高考体制、语文教学体制，作为一个教学体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教育说到底是培养人的。它有两个目标必须并重：一个是把人当成一个人、一个全面的人来培养，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育人的方针，中国古代就是要把人都培养成圣贤，这是教育的一个宗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战略宗旨；其次是近期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工具或者说人才来培养，让他有实际的工作能力，能在社会上用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进行交换。一个人这两个方面应该是结合起来的。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没有重视第二个教育，即没有重视使一个人成为有用的人，只是书生空谈，大道理懂得特别多，不能做实事。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时候，他特别重视实用教育，也就是技能教育。一切教育或者偏于前者或者偏于后者，总要占一头，最好是二者平衡。从这个想法来看当前的教育体制，它就在于两头都不着边儿。我这学期是给大一上课，讲现代文学史，这跟中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经常涉及他们中学学过的内容，但一讲起鲁迅他们目瞪口呆，说鲁迅原来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吗？我说你以为鲁迅是什么人呢？他们切身感到中学学的东西给他们带来的负担，可是你想想中学那么长的时间，是人生最好的年华，却学了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就是为了考试。所以这个教育体制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有人说是课文选得不好，我觉得这不是第一位的，这个体制指挥着老师怎么讲这个课。据我看很多课文是好课文。不好的课文也可以讲好，或者讲出它为什么不好。我当过：年中学老师，很艰难，我要两条腿走路。我不能专门讲真话，那样学生考试就通不过。我得告诉学生真理是什么，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应付考试，这等于增加了我一份工作。但我觉得应该这样。这套体制决定了它的考试方法是个指挥棒，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成四个答案，选一个对的，其实通常四个都对。几次下来学生对文学语言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学习热情完全被挫伤了。教参由一个参谋成了主人，跃居于教科书之上。你把形式改了，教参自然就不权威了。不打破这个统一考试的模式，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如果还这样考试的话，换什么篇目都无济于事。我们现代化程度这么高了，还需要一个活人在课堂上讲，就是需要他现场发挥，面对面地把东西灌输给学生。高考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利大于弊的，它是在大学多年没有招生的情况下，恢复起这样一套体制，这个体制和平反昭雪等政治背景是挂钩的，这个体制恢复起来就有了一个公正的、民主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使很多人凭着分数改变了社会地位。很多偏远山区的聪明青年凭一纸试卷就进了大学，但那时的题目、体制没有现在这么机械、刻板，没有说出一个作文题、给一个材料，只能有一种理解方法，还没到这种程度。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感到弊大于利了，而且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