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在人格统一的前提下，保持着自己的三重身份角色：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在现在的文化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特别是前两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

这三重身份，也给她提供了三种观察世界的视角。

老作家注曾祺说她的小说是，快乐的小说，温暖的小说，为这个世界祝福的小说。

2006年11月，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成为继文学大师茅盾、巴金之后的中国作协第三任掌门人。期待着她在三重身份中继续寻找创作的临界点，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奉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

本书作者贺绍俊先生是文艺理论家，但他除演绎逻辑理论外，还原生活细节和刻画人物形象的功力也让人叹服。

引子·从石家庄到北京

 壹·让镰刀飞起来

 贰·夜路早行人

 叁·“絮花”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肆·第一个创作源头：香雪铺就的底色

 伍·第二个创作源头：红衬衫的情趣

 陆·陷入沉思

 柒·“三垛”

 捌·第三个创作源头：启开玫瑰门

 玖·从倾诉“她们”到拷问“她们”

 拾·成熟而又沉稳的“孕妇”

 拾壹·成熟后的解脱：谑趣期

 拾贰·成熟后的承担：凝练期

 拾叁·与男性面对面的冷眼

 拾肆·灵魂在场的精神洗浴

 拾伍·永不停歇的永远

 拾伍·在美术里面的一次短暂停歇

 拾陆·笨花飞升

 结语·铁凝的意义

 访谈·与贺绍俊先生的对话

附录·铁凝主要著作目录

索引·铁凝研究文章索引

但这个“絮花”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1980年铁凝参加了河北省文学讲习班。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河北省分会举办的，参加者自然是被认为是河北省有希望的年轻作家，讲习班办在河北省委党校，足见其当时文学的地位还很不一般。讲习班的时间是半年。顺便说一句，铁凝在此前后几年，陆续参加过多次类似的讲习班，有的叫笔会，改稿会。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大致上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也许是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这是那一代作家学习文学观念、接受文学训练的社会方式。组织这种活动的往往是各级文联、作协，也有文艺类的出版社和期刊杂志出面，这种活动一般是集中一批作家，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主办方与作家商讨具体的文学选题，帮助作家改稿；有时也请来著名作家或学者为作家们讲课。一些刚刚走上文学道路或在文学创作上刚刚引起人们重视的作家(主要是年轻作家)，正是通过这种活动得到了重视，也提高了创作质量。每一个时代都会为新的作家的成长提供各自的学习方式。比方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文化的多元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由组织出面集中作家办讲习班的方式虽然仍然存在，但也不是普遍现象，更不是年轻作家出场的必经途径了。90年代以来涌现出的新的年轻作家，往往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比较一下作家的不同学习方式，就会对每一代作家的不同时代烙印有一些新的认识。铁凝们这一代作家所参加的讲习班之类的学习，无疑带有浓厚的主流文学思维的特征，这一代作家十分突出的社会性和现实性，也许得益于他们的学习经历。同样，90年代以来的年轻作家从大学校园里接受的是一种远离现实的学院风格和西方的思想资源，这一切又鲜明地印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铁凝也是属于社会性和现实性比较强的作家。

河北省文学讲习班自然不仅仅是给作家讲课，也要求作家交出自己的“作业”，铁凝在这次讲习班交出的是小说《灶火的故事》。这篇小说迥然不同于她以往的作品，如果说以往的创作还只是铁凝在文学尚未解冻的“夜路”上摸索着行走的话，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篇小说标志着铁凝从“夜路”走了出来，她心中隐隐地亮起了盏灯，照亮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她认真整理农村的生活积累而逐漸明了起来的，借用“絮花”的比喻，《灶火的故事》就是铁凝“絮花”后得到的第一床“新被”。

灶火是一个农村的老头，他不是一般的老农民，他有辉煌的革命经历，才二十大几就在分区独立团打日本，抗战胜利后领到一张复员通知书就回到了农村老家。一个地地道道的、憨厚老实的农民，在抗日的队伍里，他在接受革命训练的同时，也受到了文明的熏陶，未曾开窍的心灵被文明启开了一道缝隙，然而他又回到了封闭的农村。在农村，灶火的心智受到了双重的压抑，一方面是农村本身的愚昧和落后，这是每一个农民都要面对的；但他还有另一层压抑，是一般的农民不会承受的，这就是由于他曾进入到革命队伍，刚刚接受一点革命的训练，使他不得不面对“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压抑。双重的压抑使他曾启开一道缝隙的心灵关得更加紧闭了。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他的生命都失去了应有的光泽和色彩。更可怕的还是，他关闭了生命的动力阀，他的思想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时光，对一切新的变化都不能接受，这一点他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农民都不如。可是，自从当年在抗日队伍里曾启开他心灵的女战友小蜂走进他那孤寂、空荡荡的小屋后，他那紧闭的心灵终于有所松动，但他本来应有的最起码的人性诉求实在干渴得太久，点滴雨露也难以滋润过来，于是在老战友的面前他显出精神的惶惑。这应该是一篇很特别的小说，它涉及到历史与人性等对于当代文学已经久违了的主题。

不料铁凝把“作业”交上去却引起了激烈批评。特别是一些年长的作家大为摇头，觉得铁凝写作的“路子”有问题。有的还尖锐批评说，这篇小说是以“色相迷人”。铁凝对这样批评当然不服。她并没有在讲习班上与老作家们顶嘴。这也许是铁凝的一种生活态度，她在公共交往上非常遵守共同的准则，尊敬长辈，待人谦逊，她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应该说，她从步人文坛以来逐渐得到一系列的政治待遇和荣誉，这与她的这种谦逊的生活态度不无关系。但是，在文学追求上，她又是非常自信的，她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文学追求，哪怕在强势面前。《灶火的故事》是她第一次直接面对这样的挑战。她的应战方式是委婉而又刚强的，她将这篇小说寄给了她所景仰的作家孙犁先生，她请孙犁老师评断一下，这篇小说到底是好还是坏。P35-39

汪曾祺先生对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曾做过一棵树在湖水中的比喻，说“树的倒影显得比树本身还清楚”。他说：“对于作家的作品，评论家比作家看得还清楚，评论是镜子，而且多少是凸镜，作家的面貌是被放大了的。评论家应当帮助作家认识自己，把作家还不很明确的东西说得更明确。明确也意味着局限，一个作家明确了一些东西，就必须在此基础上，去寻找他还不明确的东西，模糊的东西，这就是开拓。评论家的作用就是不断推动作家去探索，去追求。评论家对作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何时修好一条有序、自由、健康的批评道路，是中国文学能否登上世界文学快车的重要因素。因此我特别看重传记式的批评，因为我觉得，一个重要作家，必须被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家所认识、解读、研究和书写，才能呈现其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偶然读到文学批评家贺绍俊先生写的这本研究铁凝的书，我立即给贺先生打电话，表达一个出版人和文学“票友”的喜悦——这本书改变了我对“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好的传记”这一看法。虽然这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作家传记，但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实践，思想情感都清晰而真实地呈现出来，更重要的是，本书以创作和作品为原色，始终渗透着一种令人温暖的气脉，文笔之干净、评断之准确、中肯和抒情真是恰到好处。当然，不研究文学，不喜欢读小说和没有读过铁凝作品的读者大概不会买这本书，但是，如果你还是文学崎路上的从业者，尤其是那些“夜行人”，这本书就很重要了。同理，对作家铁凝来说，尽管她已经成为中国作协主席，我觉得，本书对她重新认识自己和未来的创作仍会有较大帮助，所幸铁凝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就在本书即将付印之前，铁凝对编辑说：“抛开本书中的‘我’不说，作为一本当代作家评传性作品，写得这样有感情，既有学术上的严谨又有传记的分寸是不容易的。就我个人来说，这是关于我的文字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一本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非常负责的、有批评深度的书。这恰恰是文学批评应该大力倡导的。”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的写作和成稿时间在2002—2004年，那时铁凝还没有成为中国作协主席。现在出版此著，贺老师和铁凝主席都曾一度犹豫，好在我是一个军人，有认准了目标就勇往直前的训练，最后终于拿下了这个高地，贺老师还对全书做了认真的修订，增写了不少新的内容，这让我很有面子。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本值得推介的好书，不是为了某一个作家，更不是为了某一种官衔，文学是大家的，更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