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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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徐学增也参加了会议，记者站刚开始整风，暂时还未涉及到他的问题。散会后，他在门口对我说：“老邢，你不要紧张，中央首长不了解情况，你把情况写清楚，我们向上报。”徐学增的话令我十分激动。没想到，在场的一位江苏学生把徐学增的这番话向“中央文革”汇报了，成了徐学增的一大罪状。

过了两天，在钓鱼台的一个小礼堂里，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见“中央文革记者站”全体人员。江青的讲话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她习惯一会讲这儿，一会儿讲那儿。她说，王、关、戚的问题分步走，先解决了王、关，然后再解决戚本禹的问题。接着她话锋一转，说：“邢文举，谁说你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一会儿我再讲你的问题。”

接着，江青批判起了自己的秘书，说他竟敢私自打开首长的抽屉，又说戚本禹写的某某文章是她给起的名字。现在，戚本禹野心膨胀……

姚文元说：“那天，江青同志点完邢文举的名字，徐学增还敢庇护他，胡说什么中央首长不了解情况，邢文举！你的情况我们早就了解，现在就给你讲一讲！”姚文元讲完话，我以为江青还要继续说我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江青宣布会议到此结束。

会后，我又得交待姚文元批判我的所谓“假报告”问题。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的一天，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主持工作。在一个会议上，张春桥说，毛主席让我搞调查研究，看看将来邓小平能不能当选中央委员、陈丕显能不能当上海市委委员。

张春桥搞调研时，上海有人对他说过，不少同志认为，现在人们揭发出的邓小平问题很少，他当中央委员不行，但可以当中央候补委员，战争年代，陈丕显是红小鬼，可以当上海市委委员。

我将上述情况如实写成《简报》，上送“中央文革”。没想到姚文元直接给我打电话说：“邢文举同志，我给你提点意见行不行？你写的那份《简报》不真实，我已经下令把《简报》全部收回了。”

从1968年3月下旬开始，我被关押在全国总工会地下室的“小号”里六个月。里面潮湿阴暗，每人一张床、一套《毛泽东选集》，门上有个小窗户。每天早上起床后，我们掏粪、种地、种菜、烧锅炉，或者交待问题、学习毛选、接受批斗。

实事求是地说，在我的问题上，姚文元和江青的态度不一样。据说姚文元讲过：“我对邢文举了解一些，对他不要太过分。”从“中央文革”的“小号”放出来以后，我回到“中央文革记者站”，继续反省和交待问题。在不少人看来，我的问题似乎从“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1969年4月底“九大”结束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解散，从全军借调来的人员全部返回了原单位。我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三年的部队。

躲过意外一劫

我回部队后，听说我的档案里有类似“不能重用”的文字。19713年夏天，组织上审查“五一六”分子，我被列入审查对象；1971年9月，“林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又受到审查。我记得，“九一三”事件后传达中央文件，上级特意安排我带领十名勤务连战士下乡种稻子。组织对我的审查，长达二十年。

那时，我虽然仍在七六七仓库政治处任宣传干事，但是不参加组织生活，不参加日常工作。

1973年，王洪文在党的“十大”上当选党中央副主席，成为风云人物。当年王洪文刚造反时，上海警备区为保护王洪文，让他住进了延安饭店。王洪文的老家是长春市二道河子，我的老家在九台县，彼此相距不远。作为老乡，我们来往得多些。

我们都住在延安饭店，经常见面唠嗑，相互还比较投缘。我有时坐他的车，他有时也坐记者站的车，我们还同坐过曹荻秋的车。

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后，我曾给他和张春桥写过信。我回到原部队后，听说组织上一度想让我转业，心里有些急。我认为，我在“文革”中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现在转业，一是没单位敢要，二是今后审查起来无处申诉。我给王洪文和张春桥写信的目的，是想请他们说句公道话，让我先留在部队。开始我只想写给王洪文，又想到张春桥当上了总政主任，所以就分别给他们两人写了信。

没想到“四人帮”倒台后，有关部门从王洪文和张春桥住处抄出了我写给他们的信，按当时的说法，属于“效忠信”，我因此被怀疑是“四人帮”的“黑爪牙”。

我给王洪文的信大意如下：洪文同志，你当选党中央副主席，证明我们党和国家后继有人……我被江青同志点名，回到工作岗位，一直努力工作，改正自己错误。我希望组织如实审查我的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最后，代问江青、春桥、文元好……

给张春桥的信，我是写给张春桥和邓小平两人的。主要内容如下：张春桥主任、邓小平总参谋长：我在“文革”中犯有错误，曾受到江青同志批评，我回到工作岗位，时刻牢记江青同志的话，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但是，我是冲在“文化大革命”第一线，现在，部队让我转业，是不公正的。关于我的表现，春桥同志是了解的……

凭我的经验，直接写信到北京，他们肯定收不到。于是，我先将信寄给上海王秀珍，请她转寄。后来得知，王秀珍真的把信转给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王秀珍附信说：“文举同志来一封信，请您一阅。”

1976年9月底，我所在仓库要买电视机，考虑到上海生产的电视机质量较好，上级就让我与仓库政治处干事田玉民一起，从大连乘船赴上海。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王局长的爱人是延安饭店的会计。她安排我们住进了延安饭店。

王秀珍派秘书来延安饭店看我，告诉我说，要买电视机可找陈阿大。但是，我怎么打电话，也无法找到陈阿大。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知道当时上层斗争相当激烈，华国锋、叶剑英正准备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紧张得很，哪里还顾得上帮我买电视机？

没有办法，我只好打电话与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王局长联系，说翌日到南京看看许司令。王局长回答说，你坐哪次车，明天我到车站接你。

我记得那是10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乘火车到南京，左等右等不见王局长来接。我们乘上了南京军区的另一辆接站车，在车上，接站的干部说：“你知道不知道？‘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我决定立即回沈阳，绝不能在这是非之地久留。从南京坐火车回沈阳，要到北京转车，票很难买。于是我们又从南京返回上海，下车后直奔码头，经大连回沈阳。

从1959年到1979年，我当了二十余年干事，这在全军恐怕也是极为罕见。不过，沈阳军区后勤部认识我的好心人，对我都挺不错，我基本没有受到什么严重歧视。特别是我们仓库的很多同志同情我、鼓励我。我这个人天性开朗、健谈。我觉得，天无绝人之路，是非自有曲直。

1979年，沈阳军区后勤部作了为我平反的决定，调我到七六七仓库被装修理所任教导员。经过多年努力，被装修理所被评为全军先进单位，总后在我们所召开了现场会，我个人立三等功一次。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刘精松和沈阳军区政委刘振华曾多次莅临视察。1988年3月，我由副团职晋升为正团职，同时宣布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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