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云山老师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眼界开阔、功力深厚、学风严谨、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对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诸多专题都下过功夫，发表过一大批很有影响的论文。郑云山老师是浙江人，他熟悉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极端重视搜集、研究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历史，他参与主编的《浙江近代史》，参与搜集、整理的诸多浙江史料，为全面了解浙江近代历史、梳理浙江文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书收录了多篇郑云山老师的学术论文。

郑云山才师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眼界开阔、功力深厚、学风严谨、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对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滴血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诸多专题都下过功夫，发表过一大批很我影响的论文。其中，关于戊戌时期改良派政治态度的矛盾分析，维新派民权思想特色剖析，义和团扶清口号的思想基础梳理，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浙江人文环境与章太炎“反满”思想之关联，或创榛辟莽，发前人所未发，或推陈出新，在前人基础上拓展推进，均言而有征，论有新见。他对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宏观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不时参与讨论，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近代中国国民性问题，近代民主思想问题，他都综核众说，融会贯通，参以己见，成一家之说。郑老师论史，每每视角独特，发人深思。太平天国历史曾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成果多，挖掘深，要将其推向前进难度很高，郑老师独辟蹊径，从人才问题人手，对比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与湘军首领曾国藩在这方面的差异，指出曾国藩在战役指挥方面，才能未必强于洪秀全，但是，他在重才、识才、用才、育才、荐才方面，相当高明，远在洪秀全之上，这是曾胜洪败的重要原因。所论广征博引，条分缕析，丝丝人扣，令人信服。

郑云山老师是浙江人，他熟悉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极端重视搜集、研究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历史，取得了学界公认的突出成就。他对于秋瑾、汤寿潜、王金发等浙江名人的研究，搜罗广，挖掘深，考证细，思虑密，立论允当，其成果为学术界广泛征引。他撰写的《秋瑾》传，史料史识，都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研究“鉴湖女侠”的最好水平，获全国爱国主义优秀历史读物奖。他对于汤寿潜与秋瑾案关系的辨析，推翻了延续八十多年的陈说，为汤寿潜洗刷了冤屈，为历史求得了公正，《辞海》有关词条采用了他的成果。他关于王金发在辛亥前后史实的考订，为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王金发历史地位打通了道路。他参与主编的《浙江近代史》，参与搜集、整理的诸多浙江史料，为全面了解浙江近代历史、梳理浙江文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序

我的自述

也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近代中国先驱者对西方代议制的认识

哲人日已远 典型在夙昔一一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

洋务运动中的北洋海军

太平天国时期浙北一带的“枪船”

谈戊戌改良派政治态度的矛盾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民权”观

论义和团“扶清”的思想基础

论中国人对日俄战争的“直日曲俄”之因

汤寿潜与“秋案”关系析

秋瑾史事散论

1949年以来大陆学术界的秋瑾研究综述

王金发评议

立名于当时 可式于后人一一汤寿潜的生平与事迹

林则徐对广东防务的整顿

论曾国藩的人才观一兼析曾胜洪败之因

谭嗣同——爱国情深的维新志士

论谭嗣同的《仁学》

论唐才常——兼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

宋恕的《六字课斋卑议》、《六字课斋津谈》宣传的维新思想和主张

浙江的人文环境与章太炎的“反满”思想

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

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代后记)

也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三次高潮”、“四个阶梯”、“两个过程”、“近代化”等不同的说法；1989年8月在湖南召开的“中国近代史宏观问题讨论会”上，有人还提出了以“独立和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主张。

历史基本线索是历史主要内容的体现。历史作为既往的存在是永不再变的客观事实，不能由人们的主观加以改铸，历史的基本线索当然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历史是包罗万象、异常复杂的，人们认识和记述某个时代的历史，总是在大量史事中选择那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件、制度、思想、人物，等等，用以勾画出该时代历史的概貌和发展规律，不会、也不可能包罗无遗地什么都写都讲；而对史事人物的品评，也总有个衡量是非的标准。这是由于人们既受自己立场、观点、方法、知识等主观因素的制约，又不能回避和摆脱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等的影响。因此，尽管历史，包括其基本线索本身是客观的存在，各人对它的认识和把握却都带着主观性，这是人们对各种历史问题的看法往往因人因时而异的原因。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早在50年代我国史学界讨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时，多数人同意断限至1949年而不是1919年。在我们讨论基本线索问题时，即以这一认识作为讨论的前提之一。

就上述几种主要意见而言，如果归纳一下，“三次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是“两个过程”的集中表现，“四个阶梯”即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近代化”的具体轨迹，它们可以分别归入“两个过程论”和“近代化论”之列，因此，主要的分歧意见实为三种，即“两个过程论”、“近代化论”和“独立和近代化论”。我想对这三种说法也谈点自己的认识，并提出修正意见。

所谓“两个过程”，是一些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一论述的简化表述。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出自他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总结的是从1840年到那时为止恰好一百年的中国史，并且也完全适用于此后十年，即到1949年止的历史。有的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虽然在这段话中两次用了“过程”一词，但他并非说是有两个过程，而是用“也就是”三字指明了这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而用“两个过程”简化这段话是违背原意的。是的，如果认为这是分开并列的两个过程，自然不符原意。不过，持“两个过程论”的同志在阐述自己的论点时，并未把它当作截然分开的两个过程，只是借用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近代史的这一归纳，以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压迫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所以我想：只要我们如实地这样去理解，“两个过程”这一表述法，是仍然不妨使用的。

作为“两个过程”集中表现的“三次高潮”论也在50年代就被普遍接受的，可说是传统观点了。其被长久采用，是因为：

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最基本的历史内容。且不说别的战争，也不说局部的冲突，仅具有全局性的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就占去一半以上的时间，侵略、压迫、反抗、斗争，牵动着近代中国大部分人的心弦，在一百一十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的头等大事，构成了近代中国一百一十年的基本历史。在此期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和种种事物，有哪一件不与这“两个过程”密切相关?所以，用“两个过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有其合理性的。

第二，那时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进行着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有必要深刻地认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广大人民和志士仁人英勇奋斗的历史，总结其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歌颂一切反帝反封建斗争，批判与鞭挞一切与此相悖的人和事，以激励人民，推进革命。在这时形成起来的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的近代史体系，对此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我们对于这个沿用至今的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应给予公正的评价，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所起过的作用。

但是也应看到，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也导致了一些偏颇，这主要有三点：

一、它在突出政治、军事领域内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同时，对经济领域的演变、状况未给予足够重视，以致一部中国近代史显得像是一部政治、军事斗争史，或日中国革命史，令人感到已远远地不能适应我国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的需要了。

二、它很少总结近百年中国在民主化方面（诸如批判封建思想、改变落后观念和恶俗陋习，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等等）所作出过的努力，所遇到的困难与挫折，所留给后人的严峻形势，以及先驱者在探索这个问题时总结的经验教训，提出的有益主张，以致令人不能从中获得历史的借鉴和启示，以避免前进道路上的许多失误。

三、它对各种史事人物的评论，过于强调以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大敌人的态度为准绳，以致对诸如洋务运动、改良运动、第三条道路的贬，对一切浩反行动的褒，常不免简单化。

由于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会导致这些偏颇，加以几千年来全世界科技文化，包括历史科学的长足进步和马克思主义的新进展，以及我国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都必然要求我们对“两个过程论”进行必要的反省，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对之进行必要的改进，纠正其偏颇，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P1-4

这是一篇让我倍感沉重的序言。文集汇编时，郑老师嘱我作序。收到文稿时，郑老师已撒手西去。嘱序作序，旬月之间，已是天人永隔。回念及此，不禁悲从中来，历历往事，顿现眼前。

我与郑云山老师的因缘基于陈旭麓先生。他是陈先生在60年代初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是陈先生的重要助手，与陈先生一起教书、编书、撰文、下乡搞“四清”，直到1973年才调离华东师大。我是“文革”后考入华东师大的。论学问资历，他是我的师辈，论师门之谊，他是我的师兄。我总习惯称他老师，他总强调仅是师兄。我已记不清我们交往始于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见他面以前，已闻名久矣。陈先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心情不快时，常会念叨郑云山的名字，说是假如郑云山不调走，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从那时起，我就知道郑老师在陈先生心中的分量。陈先生在世时，我与郑老师在业务上有许多联系，共同商量研究项目，共同参加会议，多与陈先生有关。陈先生去世以后，我与郑老师见面谈话，中心议题也总离不开陈先生。

郑云山老师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眼界开阔、功力深厚、学风严谨、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对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诸多专题都下过功夫，发表过一大批很有影响的论文。其中，关于戊戌时期改良派政治态度的矛盾分析，维新派民权思想特色剖析，义和团扶清口号的思想基础梳理，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浙江人文环境与章太炎“反满”思想之关联，或创榛辟莽，发前人所未发，或推陈出新，在前人基础上拓展推进，均言而有征，论有新见。他对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宏观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不时参与讨论，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近代中国国民性问题，近代民主思想问题，他都综核众说，融会贯通，参以己见，成一家之说。郑老师论史，每每视角独特，发人深思。太平天国历史曾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成果多，挖掘深，要将其推向前进难度很高，郑老师独辟蹊径，从人才问题人手，对比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与湘军首领曾国藩在这方面的差异，指出曾国藩在战役指挥方面，才能未必强于洪秀全，但是，他在重才、识才、用才、育才、荐才方面，相当高明，远在洪秀全之上，这是曾胜洪败的重要原因。所论广征博引，条分缕析，丝丝人扣，令人信服。

郑云山老师是浙江人，他熟悉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极端重视搜集、研究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历史，取得了学界公认的突出成就。他对于秋瑾、汤寿潜、王金发等浙江名人的研究，搜罗广，挖掘深，考证细，思虑密，立论允当，其成果为学术界广泛征引。他撰写的《秋瑾》传，史料史识，都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研究“鉴湖女侠”的最好水平，获全国爱国主义优秀历史读物奖。他对于汤寿潜与秋瑾案关系的辨析，推翻了延续八十多年的陈说，为汤寿潜洗刷了冤屈，为历史求得了公正，《辞海》有关词条采用了他的成果。他关于王金发在辛亥前后史实的考订，为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王金发历史地位打通了道路。他参与主编的《浙江近代史》，参与搜集、整理的诸多浙江史料，为全面了解浙江近代历史、梳理浙江文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云山老师学问优秀，道德高尚。他对待老师，相当敬重，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华东师大陈旭麓、郭圣铭等老师对他的帮助。特别是对陈先生，他敬之、爱之、助之，尽一切可能帮助老师分忧解难。为作此序，我重读了陈先生与郑老师的三十多封通信。他们谈学问，谈人生，谈国家大事，谈身边琐事，也送礼，也借钱，絮絮叨叨，一片至诚，喜怒哀乐，毫无掩饰，那是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交融，堪称恩师爱徒的典范。郑老师对待学生，视同子女，一片赤诚，授业、解惑，更重传道。我曾不止一次受他嘱托，帮助他的研究生，查找资料，解决难题。他对待朋友，襟怀坦荡，乐于助人。我每有问题问他，他总是有问必答，热情相助，毫无保留。我有著作出版，呈送请教，他在鼓励之余，对于存在的问题，也都认真指出，大自观点的提炼、史料的征引，小至错别字与标点符号。多年来，我一直视他为诲人不倦的老师，难得的益友与诤友。

哲人已逝，德业永存。这本论文集是郑老师的一批学生奉献给老师的孝心，是对老师的感恩，也是对郑老师最好的纪念。书中许多高见卓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将会继续造福于学术界。在这个意义上，郑老师已是不朽。

2008年9月15日

先生的治学与为人

2008年5月24日，我敬爱的导师郑云山先生因肺癌医治无效，不幸逝世。转眼间，先生离世已半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萦绕在我眼前。回忆我们师生交往的日子，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1985年，我考取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有幸成为郑云山先生的入门弟子。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三年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经历，也是我成长成才道路上最受教育的日子。导师对我和我的师弟师妹们不仅悉心指导学业，而且还经常教育我们“万事德为先，做事先做人”。他采用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经常让学生先发表见解，以此引导大家课前做好预习、课中锻炼思辨能力和口才，他授课有的放矢、有条不紊、深入浅出、语言精炼。更可贵的是他从不要求研究生为他做私事，而是让他的研究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如何进行科研。他指导研究生开展科研活动时，总是想方设法指点、提携、帮助学生。当学生在学习习惯、方法上存在问题时，他又会及时指出、要求改进。我和师弟师妹们写毕业论文，需要外出调研，他总是会托他的师友予以关照，他的导师陈旭麓先生、师弟熊月之先生都曾帮助过我们。

我毕业时，先生曾努力争取把我留校，虽然因为编制问题未果，但先生对我的肯定、厚爱，鼓励着我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奋进。

参加工作以后，我一直与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谈古论今，谈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他为我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而每当我遇到困难和烦恼时，他又会劝解和鼓励我。

先生于我，既是恩师，又是慈父。其实，对郑先生教过的学生来说，何尝没有类似的感受呢？先生执教三十年，如春蚕无怨无悔，如红烛发光发热，精心培育史学人才。他培养的数以千计的本科生和18个研究生大多和先生保持着联系。听在外地工作的师弟师妹们说，每年新年到来之前，总是早早地就收到先生的新年贺卡！年年如此！更不用说平常的书信往还和电话联络。故而才有先生住院期间，弟子们发自内心的问寒问暖，远在北京等外地工作的学生也不远千里，赶来看望。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这浓浓的师生之情显得弥足珍贵。

滚滚红尘，众生争名逐利，而先生却耿介、朴实、勤勉、恬淡、从容。他早年小学毕业后边工作边自学，最后考入大学。后又在我国自己培养研究生的第一年(1961)成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成为史学巨擘陈旭麓先生的大弟子。这样的经历本已不同寻常，而工作以后，更是硕果累累，在国家级和省级报刊杂志上共发表学术性论文70多篇，译著1部；在省级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15部(其中4部独自撰写，11部与人合作)；在国家级、省级和大学出版社出版史料集、论文集等6部(与人合作)。他的论著史论结合、言而有据、文笔清新、创见迭出。

先生于1984—1987年任杭州大学历史系副主任，1991—1993年任杭州大学科研处副处长，1992—1997年兼任“杭州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办公室主任等。但他一辈子谦逊朴实，从不虚骄张扬。2000年退休后，他曾到上海参与创办“华维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后到浙江省政协文史委任职两年，2006年底完成《浙江省政协志》。

先生重情义、宽待人。他尊师爱师，常念叨老师对他的栽培之恩。陈旭麓先生过世后，清明时节他率自己的弟子为陈旭麓先生扫墓；他爱学生如子，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工作，还关心学生的生活。先生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考虑得少，哪怕在沉疴难起之时也是如此！他因病卧榻数月，受尽病痛折磨，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先生人已是明显地浮肿，腹部积水，背部褥疮。即使这样，他依然强打精神，整理仪容，努力向来探望他的亲友和学生展示整洁、精神的姿态，并劝慰别人保重身体。为他治病的医生感慨先生真是一个坚强、达观、善良的人。照顾他的安徽保姆告诉我，先生念她辛苦，为了让她晚上多睡一会儿，大冷天宁可自己喝冷水也不叫醒她烧水。他病得那么重，还那么体谅他人，这种散发着人格光辉的大爱，真是感人至深！

更令人感动的是，先生住院期间依然坚持缴纳党费。离世前12天，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先生却十分关心抗震救灾的情况，嘱咐家人为灾区人民捐款。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在立德、立言、立行上在弟子们心中竖起一块不朽的丰碑。

为了表达对老师的崇高敬意和诚挚情意，我们——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余丽芬、蒋玉奇、韦健玲、戴东阳、俞耀、赵红峰、黄宝忠、李涛、章征科、管恩田、邱巍等精选先生的论文结集出版。在此特别感谢：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先生拨冗为本书作序；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郭世佑教授在郑先生住院期间远道来探望并对文集出版事宜多次过问、指导；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崔志海研究员对文集体例提出宝贵建议；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寿柏年、钱塘房产董事长路虹对先生给予诚挚的关心和帮助，以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领导和老师对先生给予的深切关怀。

先生虽然离去，但他的学术生命还将延续。先生的师德师风令弟子们终身受益，我们将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将先生美好的品德发扬光大。

郑先生，我们为能成为您的弟子而感到自豪！如果有来生，我们还要做您的学生！

余丽芬

2008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