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克服近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需要。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定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共和国60年，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又有曲折发展的岁月。本书叙述、论析的是l956年9月至1966年5月，共和国十年曲折复杂的发展史。它凝聚历史风云，对于八大路线、反右派运动的发动、两次郑州会议的纠“左”、庐山会议的逆转、军队里的反彭黄反谭政斗争、三年经济困难、五年国民经济调整和党内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的演变、党内矛盾特别是上层矛盾的发展、“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

该书文笔简练生动，形式活泼新颖，并富于理性思考，对这段复杂历史的内在发展规律挖掘得很深，史论结合得当。这部书既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又有相当引人入胜的可读性。

再版前言

前言

第一篇 探寻新道路

第一章 探索任务的提出和初步的成果

 一 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

 二 中共八大的正确决策

 三 八大的局限性

 四 八大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章 阶级斗争扩大化失误的开始

 一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

 二 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

 三 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和全民整风

 四 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第三章 1958年“大跃进”

 一 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反冒进的批评

 二 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三 “‘大跃进’口号是个伟大的发明”

 四 毛泽东：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

 五 成都会议的两本账

 六 发动“大跃进”的党代表大会

 七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八 一种新构思的社会组织——人民公社

 九 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十 北戴河会议的决策

 十一 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

第四章 八个月纠“左”

 一 划清两个界限

 二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

 三 不能陷入超阶段的革命空想

 四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五 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

 六 指标定高了反而会泄气

 七 毛泽东的矛盾

第五章 庐山会议的逆转

 一 会前党内外的思想状况

 二 毛泽东谈“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三 “神仙会”

 四 彭德怀上书

 五 张闻天发言

 六 政治反击和历史清算

 七 “反党集团”

 八 何以发生如此错案？

 九 全党“反右倾”运动

 十 “包产到户”的挫折

 十一 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

第六章 1960年“大跃进”

 一 “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

 二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

 三 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四 艰难的维持

 五 毛泽东总结十年工作

 六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七 紧急指示信

 八 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

 九 全力保钢

 十 三年“大跃进”的代价

第七章 军队的磨难

 一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二 1959年的反彭黄斗争

 三 1960年的反谭政斗争

第八章 中苏关系的破裂

 一 分歧起自苏共二十大

 二 中共对苏共领导人的批评与支持

 三 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

 四 苏共领导人要求批判南斯拉夫

 五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之争

 六 国庆10周年时不愉快的会谈

 七 共运战略与理论上的分歧

 八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冲突

 九 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

 十 81国党代表会议

第二篇 克服困难的斗争

第一章 工作方针的转变

 一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二 人民公社60条

 三 精减城市人口的决策

 四 基本核算单位的改变

 五 一批工作条例的制定

 六 甄别平反轮训干部

 七“已经丧失一年时机，再不能犹豫了”

第二章 坚决调整后退

 一 七千人的盛会

 二 “现在类似非常时期”

 三 陈云受任于危难之际

 四 大幅度调整的决策

 五 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第三章 政治关系的调整

 一 与民主人士、人民代表坦诚沟通

 二 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三 统战工作的调整

 四 侨务政策的调整

 五 民族工作的改进

第四章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一 再用3年调整

 二 国防科研和工业的发展

 三 “三五”计划的制定与三线建设

 四 调整胜利完成与“四化”目标

第三篇 “反修防修”的迷误

第一章 八届十中全会前党内思想状况

 一 刘少奇在纠正错误中对路线的维护

 二 经济形势估计上的差异

 三 “包产到户”的重新兴起和争论

 四 甄别平反的界限与彭德怀的申诉

 五 国际环境与王稼祥的建议

 六 毛泽东对国内“修正主义”的最初看法

第二章 八届十中全会上“左”倾理论的升级

 一 北戴河会议的议题与毛泽东的变化

 二 批判“三风”

 三 “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五代到十代”

 四 公报的断言与过渡时期理论的迷误

第三章 四清和五反运动

 一 目的是“挖修根”

 二 两个“10条”

 三 “三分之一”的估计与“追根子”

 四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五 夺权的样板

第四章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一 “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

 二 文化战线的形势估计

 三 京剧现代戏会演

 四 “哨兵”江青

 五 一批文艺作品和代表人物的厄运

 六 “理论权威”康生与学术界的风波

第五章 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的加剧

 一 毛泽东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批判

 二 中苏两党矛盾的重新激化

 三 尖锐激烈的两党会谈

 四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五 一次改善关系未成功的努力

 六 “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派”的提出

 七 中苏两党关系的中断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一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 的发表

 二 彭真主持制定《二月提纲》

 三 江青请“尊神”

 四 《北京日报》被迫批判“三家村”和被批判

 五 林彪对罗瑞卿的诬陷

结束语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全面地建设这个崭新社会的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面前。

1956年，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要研究中国1956年及其以后年份的历史，必须了解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状况。

自苏联十月革命成功起，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并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的人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尤其是东方大国新中国的出现并胜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切，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但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在其自身发展进程中，也长期地积累了一些问题，遇到了新的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在1956年里比较集中地暴露了出来。

经济上，苏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这既使苏联迅速发展而站稳了脚跟，并经受了苏德战争的严峻考验，又形成一种统得过死、比较僵化的模式，转而限制了苏联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发展缓慢，粮食总产量直至1953年还没有达到沙皇俄国最高年份1913年的水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不快。

政治上，苏联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政治体制是与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和相伴随的。这与当时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有关，也与沙俄帝国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有关。更主要的，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又主要是斯大林)，没有在社会主义建立和初步巩固之后自觉地扩大党内外的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和必要条件。过分集中而民主不足，个人崇拜的出现，以及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上有重大缺陷，导致苏联自三十年代以来，发生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忠诚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红军的高级将领，被当作帝国主义间谍和无产阶级的敌人处决或流放，给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在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关系上，长期以来，斯大林和苏共既有贡献，也有重大错误。帮助了不少国家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支持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但是，苏共在第三国际中居于领导地位，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都必须接受和服从共产国际、实质上是苏共中央的领导，又加上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绝对地、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并以此作为衡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唯一标准，使得苏共领导人在历史上就形成了指挥、干涉他党他国事务的作风。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1947年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组织。形式变了，作风未改，以苏联的利益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要求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上，推行苏联的模式，以与之相适应；在国际活动和外交上，要求协调和服从于苏联的世界战略、策略甚至每一具体政策。由于有1943年德黑兰会议和1944年雅尔塔会议美苏英对战后世界势力的划分，又有战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出现和对峙，使得这种控制具备了客观条件。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袖铁托不愿受苏联控制，要走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被斯大林视为异己的力量，将南共开除出欧洲九国情报局组织，并把南斯拉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随后又在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对一些具有独立性思想和要走自己建设道路的领导人，进行预防性清洗，制造了一些严重的错案。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一度怀疑是“第二个铁托”。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逝世，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斯大林时代”随之结束，开始了向新方针、新格局发展的转变期。苏联开始了逐步纠正斯大林时期错误的进程。1953年3月27日，释放了一部分斯大林时期关押的政治犯，4月4日，对斯大林生前亲自部署的“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集团案”平反；6月10日，苏共《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在于它的集体制。”7月，除掉了身居一人(斯大林)之下、万人之上，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的贝利亚，并开除其党籍，随即开始了陆续为屈死者恢复名誉的工作。1955年6月，赫鲁晓夫采取主动，同布尔加宁率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承认苏共过去对南共的态度是错误的，表示“衷心感到遗憾，并且要坚决消除这个时期的一切芥蒂。”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错误正面作了系统的揭露纠正，标志着这个转变期的结束。会前，苏共中央已决定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在事先拟定的中央工作报告中，写上了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坚决纠正其错误的内容。大会进行期间，一些代表要求中央具体揭发个人崇拜的后果。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说，在此情况下，主席团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让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即《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随后，苏共中央于6月30日作了Ⅸ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尤其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的错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苏联党和国家就无法前进，因而这种揭露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

但是，暴露和纠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此重大而长期的问题，必然要产生强烈震动的；加之赫鲁晓夫的报告罗列斯大林的大量错误事实，用语激烈，感情气氛甚浓，却没有作冷静客观的理论分析，本人又没有作必要的自我批评，因此难以令人充分理解。而这些重大问题的揭露，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缺乏思想准备，却被美国搞到秘密报告抢先发表，掀起反共大浪潮，造成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的极大被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员纷纷退党，出现了一时的混乱。

在经济建设方针上，苏共中央也开始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农业加速发展的任务提到重要地位。苏联30年代集体化运动使得农业生产下降，长期发展缓慢，中间又经苏德战争的严重破坏，到战后的1945年，全国农业生产水平只相当于1940年的60%。1945年至1953年，恢复和发展也不快，第四个五年计划(1948-1952)农业的任务没有完成。1952年的农业总产量仅达到1940年的99%，1953年才只达到1940年的104%。改进农业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1953年8月，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同年9月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都对改进农业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和规定，包括大幅度削减自留地物产税和取消对某些财产(果树、奶牛等)的实物税，代之以一户家庭为单位按人口比例计算来收取现金的做法，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40%-200%不等)，以及一笔勾销集体农庄欠国家的过去未付清的农业税尾数等陈年老账。并从1954年起，开始对农业的体制进行改革，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取得了一时的效果。

在工业发展的方针方面，意见不一，并成为党内政治斗争所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1953年8月，马林科夫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来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把基本投资主要地用在发展重工业和运输系统方面，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机会来和以发展重工业同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必须大大增加投资，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作急剧的改变，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得以更迅速地发展，不过，为此我们必须首先确保供应人民以粮食、供应轻工业以原料的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当时，西方的评论将这种政策调整称之为“新方针”。苏联有一些经济学家接受这种说法，并论证和宣传这种“新方针”。

P3-6

《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是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中的三本，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这几册曾多次印刷，常销不衰。这套书在当年引起的社会反响，曾被龚育之先生誉为“当时是名声很大的书”。龚先生在《读林蕴晖<走出误区>》一文中如是说：“林蕴晖同志是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位专家。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那四卷一套的《1949-1989年的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时候。我那时准备参加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几乎读遍了已经出版的写建国以来历史的书。那四卷书，当时是名声很大的书，也是我划了很多铅笔记号作了不少简单批注的书。”

1989年至今已过了二十个年头，鉴于市场仍有一定需求，承人民出版社热情襄助，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的审读，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使这三本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得以再版，作为作者是深感庆幸的。在此，我们谨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书的原貌，新丛书仍按1989年本付排。书中的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9年2月

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的10年，是中国基本完成三大改造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曲折发展的10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遭到过严重挫折”，“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

成就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物质文化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工业、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绩比较突出。二是培养出比建国头7年多得多的各方面建设人才。高等教育质量比较高，出的人才和成果比较多，一些老干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和才干，也是在此期间显著增长起来的。三是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朱德、邓子恢等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都有创见。他们分别总结的宝贵经验几乎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这期间的经验很多，特别是在1958年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纠正“左”倾错误和调整国民经济期间，与过去相比，党和党的许多领导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新见解，例如：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不应把过渡设想得短而容易；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原则，是不可能成功的空想；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是必要的，应该大力发展而不应企图去压制和消灭；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很长时间里，应容许一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存在；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是适合实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形式，不是背离社会主义的单干、倒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为序的方针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人民生活与国家建设兼顾；社会主义经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在企业内部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在企业外部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的办法把一个个行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组织起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既解决普及教育和就业问题，又培养多层次建设人才；社会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社会主义时代更加需要充分地搞生产技术和发展科学，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上、生产上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不同，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要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等等。

还值得一提的，张闻天在身处逆境之中，也对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思考，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不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人民内部的一致性是基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几种差别不是资本主义残余，消除的方法不是与之斗争，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不是引导新的革命的转变，不是革命的突变，而是和平的渐变；社会主义的政治决定于经济并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党通过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无比复杂，必须谨慎从事，等等。

这许多认识虽然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否定，但是它们为后来继续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材料。

这10年成就的意义，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充分显示了出来。当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对国民经济实行新八字方针进行调整时，处处可以见到，中国赖以前进的物质技术基础，有相当的部分是在“前10年”中创造的；在各条战线上所依靠和使用的得力骨干人才，绝大部分是建国17年中培养出来的，其中“前10年”中的又占大部分；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也无不大量借鉴和使用着“前10年”所提供的有益思想和丰富的经验。正是充分吸取和运用了那时的好经验，又接受了那时的教训，并在新的实践中加以发展，才初步确立起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而也就更可以看得出“前10年”重大成就方面的可贵。

严重的挫折和失误，一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二是“大跃进”造成巨大困难；三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对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上造成严重恶果；四是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此后把国际“反修”斗争中“左”的内容移植到国内，开展“防修”斗争，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总起来看，一是发展生产力急于求成，伴之以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二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包括社会上的扩大化和扩展到党内。

这10年中的一系列失误(特别是“大跃进”的错误和经过“反修防修”斗争走向了“文化大革命”最为突出)；是由于党尤其是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某些重大战略决策不正确所造成。然而，党和毛泽东领导上失误的发生，除自身的原因外，又与当时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等复杂因素密切相关。

从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大背景看。社会主义由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运动，变成为生活的现实，到1957年，只有40年。这不但与整个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社会相比是非常短的一瞬，而且就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可能在历史上需要存在的时间相比，也只不过是开了个头。在40年中，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积累又必然相当有限。与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实践经验相应的，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一方面，列宁领导苏联，先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后又实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领导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一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已经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当时所达到的水平，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其历史的局限性又是如此地明显，以致可以说，在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发展将经过怎样的阶段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是不足的，不可能不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一些通病，便是明证。

……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就有怎样去建设它的途径和方法。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主要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获得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民主结构的健全与发展。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健康地由初级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完备巩固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继而发展到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期、相当艰巨的过程，只有靠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积累，才能获得成功。

“左”倾社会主义观点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看法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它所采取的发展途径也就不同。

1958年中，“左”倾思想不能正确理解中国一穷二白的特点，不认识和不承认由于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不充分，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比别国更加艰巨，需要更长时间，却从主观愿望出发，设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是个更短暂、更容易的过程。在此认识之下，选取了一条试图以政治挂帅、群众运动突击、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和人为拉平的“捷径”，来一鼓作气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决战的胜利”，同时，迅速实现破除掉资产阶级权利、消灭社会差别、在低生产力下公平平等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

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左”倾观点进一步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看得一团漆黑，认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到处都存在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因素，并认为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由这一错误估计出发，就彻底离开了集中力量抓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正确途径，转而采取开展最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向一切被认为存在资产阶级势力和出修正主义的地方冲击，即开展“文化大革命”全面阶级斗争的途径。企图以此创造出一个人人批判资产阶级、人为缩小差别、实现平等的最“革命”、最“纯洁”、“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并要求这种斗争过7、8年再来一次，反复进行。以为这将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

但是，这就不再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破坏和迟滞这个社会的发展，终于造成了一场历史性的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