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描述了六十年代的人们的成长历程，女作家虹影用朴实的语言，极其切近地恢复和再现了那一代人的成长经验。小说主人公“六六”，出生于一九六二的重庆，那是大饥饿的年代。她是双重饥饿的产物，是靠“一根扁担两根绳子”挑着家庭重担、又饥又累的母亲和另一个只拥有一副贫穷的肩膀的年轻男人的私生女。因为这一特殊身世，她失去父爱。在没有粮食也没有爱的饥饿中，少女让“历史老师”充塞于自己的身体，以填补那恐怖的、虚无的、绝望的饥饿的深渊……

　　女作家虹影用朴实的语言，极其切近地恢复和再现了那一代人的成长经验。这本书固然说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与她的家庭的事，但也属于一个时代，一个地方，在最终意义上，属于一个民族。这民族与我们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很不一样，与我们了解的那一点“文化大革命”苦难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饥饿的女儿》贯穿的特点是坦率诚挚，不隐不瞒。《饥饿的女儿》最成功之处，在于其情感不外溢的叙述风格。书中有议论，甚至点到哲理，但是故事讲述之清淡，与所写生活的灰暗，与难以置信的残酷，包括天灾，包括人祸，配合得恰到好处。而死神实际地到来，没有使生命低贱，反而使生命得到升华。

新版说明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将一种幽暗带到光亮之中——虹影、崔卫平关于《饥饿的女儿》的对话

大姐用水洗过脸，“啷个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边问，边拉开五屉柜抽屉，取出一把断了齿的木梳，又找到四姐用的一个小圆镜。她吹了吹上面的灰，对着小镜子梳一头乱糟糟刚烫过的头发。

我半年多未看到她，她没大变化，脸圆了一点，身子丰腴了一些，眼珠比以前更灵动跳跃。

“爸爸不在家吗，我不在家，怎么说没人？”

“哟，说不得了，”大姐脸上有了笑容，“幺妹，你书比我读得多。”

我忘了母亲不愿拿给我看她的信。我的心思不在上面。“我没一样事顺心。”大姐说着，接下来她必定又是她那套离婚经，该怎么办？

我赶紧接过她的话，说：我知道你早就回来了，何必搞得怪里怪气的？

她笑着说，她就是不先回这个家。她到以前一起下乡的朋友家去串门，就是要让母亲晓得了不舒服。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哦，妈呢？啷个不见她？”

她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我说中午母亲还在，后来我下楼母亲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大姐酸溜溜地说：“不管妈，妈准是过江去城中心看二姐，妈心疼二姐，心里没有我们这几个儿女。”

二姐运气比我们哪个都好，读的师范，1969年上山下乡，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以不去，免了受当知青的罪。分配时两个有门路的人互斗，僵持不下，让她这种本应分到乡村小学的人拾了个便宜，分到城中心的小学，摇身一变成了城中心人。生了个儿子，又生个儿子，丈夫对她也好。

“饿死了！饿死了！”大姐像带股气似的叫，翻锅碗，打开碗柜，发现两个肉包，一手一个，吃将起来。“好吃，真好吃。”她不到一分钟就吃完，用手帕擦手。

“幺妹，”大姐突然问，“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难看得很。”昏黄的灯光下每张脸都一个颜色。毕竟是我大姐，许久不见，照样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我以为是剩的呢。”

“你真会说话，肉包子会剩？”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父亲和我舍不得吃，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却像最小。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来事，发“人来疯”，一点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对的，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二姐性格温柔，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对母亲算得上孝顺，即使和母亲扯皮，也是气在心头，不会像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她不时过来看父母，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今天，母亲不留在家里，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本来这句话是准备对母亲嚷出来的。“妈妈都忘了，她从来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个不早说？”大姐最会装巧卖乖。“幺妹，你该早点说嘛。这包子肯定是你过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给母亲说起好话来，“妈不是忘了，不准那么想。妈可能记错日子了，嗯，她记旧历。”

“不管旧历新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你们记得也会一样待我。生日不生日，反正我无所谓，像母亲说的，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大姐给你赔小心。来，我给你梳个头发，换一种扎法。你看我的头烫得还行吧，不像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头，也不像那种小县份土里土气的。跟你说吧，是大姐我自己烫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关掉灯，把我拉到堂屋，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堂屋光线好多了。对门邻居程光头的老母亲坐在她家门前，背靠墙，眼睛眯着。

“大姑娘了，要爱漂亮。来，头仰起，梳个独辫子，两边乱发往后拢，让头颈和耳朵露出，让你左脸边的痣现出来。脸上有颗痣，吉星高照，厄运全消，不会像你大姐这么命苦。”

她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看看，让我坐着不要动。

一分钟左右，她从屋里回到堂屋，把我长短不一的刘海梳了梳，剪齐，又把小圆镜递过来。我朝自己举起镜子，站了起来。镜子里我的辫子已变成一根，这么一来，真有不少变化。我注意到，因为发式改变，脸颊和脖子显了出来，我第一次喜欢起自己的模样，高兴起来。但我不想让大姐得意，脸上表情平淡。

“啷个样嘛？喜欢不喜欢，吭一声。”大姐这天也一反常态，我越不理她，她越要讨我个好。

“黄皮瘦脸一张，再打扮也是个丑样，一看就是受你欺负的。”我把镜子还给她。

“好，好，幺妹，今天你生日，几岁了？”

“62年生的，几岁嘛？”

“十八岁，我的老天爷！我还以为你只有十五六岁呢。幺妹，今天是你生日，大姐也不知道，知道就会给你带个礼物。”

我鼻子里哼了声，心里还是有些热，礼物她是不会送的，能这么说，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十八岁嘛，算一个大生日。这样，你今天要我为你做啥子事，大姐都愿意。”她说得真切，很诚恳。

“此话当真？”

“当真。我要骗人，可以骗的多着呢，还会骗自家幺妹？”

我想了想，说：“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边走走。”

她笑了：“你那么一本正经，我还以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没问题，我陪你去。”P91-94

十六年前第一次在台湾出版《饥饿的女儿》，上面写着“献给我的母亲唐淑辉”。

2009年末，我出版了续篇《好儿女花》，写母亲和我自己内心那些长年堆积的黑暗和爱。扉页上写着给我的女儿。

其实写给母亲的书，何尝不也是给我的女儿。

幼年时我从未有过坐在母亲或父亲的怀里或膝上好光景，听他们讲一个长江里金竹寺神秘故事或大禹治水三过家门的神话——妻子每日在江边一块石头上等待他，天长日久化成一块呼归石。这自家门前的故事，是从街坊邻里道听途说而来。那时我不到五岁。

现在我喜欢抱着女儿，让她坐在膝上，给她讲故乡的从前，我的从前，我母亲的从前，有的出现在《饥饿的女儿》里，有的出现在《好儿女花》里。女儿还不到五岁，听完会有不少问题，有时会说她也在那儿，会帮助大禹战胜龙王。她说她梦见了外婆，外婆摇着一艘船，带她在长江玩。

重庆老家六号院子那一带马上要拆了，成为市建规划的一部分。曾回去办理相关手续，去拆迁办的路。全是乱石碎瓦和戴着安全帽的工人。我对三哥说，我想回家再看看。

三哥说，没钥匙，进不了门，再说什么东西也没有，也没路可去。

我看看手表，时间不够，只能作罢。

心头却一直不松开。

那些长江边半山腰的老院子，那些建在老院子边上的旧楼房，那些拐七拐八的陡峭的街巷，连着那些树草都不在了，说不定在我写这文章时可能就不存在了，从地图上消失殆尽。

我的根再也寻不见了。

奥德修斯离乡二十年，经历磨难后重返，没人能一下子把他认出来。我呢，如书中所言1980年离家出走，渡过长江，离开重庆，越走越远，最后到了英国。2000年返回中国。恰好也是二十年。我的经历没有奥德修斯那样的奇险，少有辉煌耀眼的瞬间，多有失败和痛苦的岁月。这二十年，阅读人间，最后渡回长江，归于自己的故土，归于出生之她。

我经常做一个梦，在老家的阁楼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她是一个冤死的鬼，她飘出我的视线后，我要去追她。正在阁楼养鸽子的三哥却把我推下梯子。我呢，总会爬起来，再爬上梯子。他会再推我下去。我再往上爬。

写作如同爬梯子，目的不是目标。而是为了看清自己从何而来，看见那些消失在记忆深处的人和景致，把他们的形象记录下来。三十五岁时写作《饥饿的女儿》这本书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四十五岁时写作《好儿女花》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用文字重现我的故乡，纪念我不在人世的母亲、生父和养父，也包括那些去世的从前的邻居。

谢谢阅读这本书的近三十个国家的读者。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