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散文集，追述了十几位学界名人的学术人生，也回忆了作者自己的治学生涯。

本书是《“翰林院”内外》的续集，所写的仍然是国内一些著名的人文学者。前一集的对象主要有李健吾、朱光潜、钱钟书、杨绛、冯至、卞之琳、吴达元、郭麟阁，本集则有马寅初、梁宗岱、何其芳、蔡仪、陈占元、杨周翰、闻家驷以及“六书生”、吕同六、樊修章等等。

本书是《“翰林院”内外》的续集，是作者的一部散文集，追述了马寅初、梁宗岱、何其芳、蔡仪、陈占元、杨周翰、闻家驷以及“六书生”、吕同六、樊修章等十几位学界名人的学术人生，也回忆了作者自己的治学生涯。

自序

这株大树有浓荫

——回忆与思考何其芳

辞别伯乐而未归

——回忆与思考蔡仪

一位英年早逝的绅士学者

——纪念吕同六

书生五十年祭

——同代人纪事

围绕“博士”的若干回忆

——闻成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后有感

我劳作故我在

——自我存在生态评估

“兄弟我……”

——北大校庆纪念日怀念马寅初校长

梁宗岱的药酒

译界先贤陈占元

在矜持的背后

——纪念杨周翰

在“六长老”半世纪译著业绩回顾座谈会上的致词

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回忆闻家驷

西出阳关一故人

——记樊修章

这株大树有浓荫

——回忆与思考何其芳

一、最初的认知

在见到何其芳之前，我对他最初的认知，来自王瑶先生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那是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所就读的西语系以培养“西方语言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人才”为宗旨，除了规定学生主修专业外国语以及外国历史与文学等课程外，还安排了一些中国文化的课程，均有名师讲授，如田余庆教中国历史，杨伯峻教汉语知识与写作，王瑶教中国现代文学史。王瑶先生的课每周有两节，为期一学年。他讲课的语速相当快，材料内涵很丰富，每堂课的“信息量”很大，使学生对他所讲授、甚至只是提及的作家作品都有相当的了解，何况，那时他那厚厚两大卷《中国现代文学史稿》已经出版，资料特别丰富，论述也很充分。从王先生的讲课中，也从课外的阅读中，我对何其芳起码有了两个方面的认知：一，他原来是个文辞雅美、风格精致的诗人与散文作家；二，他后来成为了“革命文艺家”、“延安文艺战士”、党的文艺领导干部。第一方面，特别容易引起我辈青年学子的赞美与崇拜。在我看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北大哲学系在读生，竟有那么美的想象，竞能写出《预言》与《画梦录》中那么纤美的文字，不是奇才是什么？特别是“马蹄声，洒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这样极有通感与韵味的文句，更格外对我等西语系学子的口味，令人赞叹不绝，因为我等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颇好“这一口”。他作为“革命文艺家”，则使我等有仰视、敬畏之感。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最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尊崇、不能不臣服的就是体现着法理尊严、制辖效能、调控实力的现实权威，而“延安文艺老战士”、“党的文艺领导”正是文学领域中的这种权威。我等即使孤陋寡闻，亦见识过建国初期此类权威人物制造舆论、拍板定调、呼风唤雨的那种特殊本领，因此，对何其芳这样一位“革命文艺家”，起初就自有肃然起敬之感。只是感到有点奇怪与好奇，何其芳是怎么把这两个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特质结合于一身的呢？在思想觉悟、革命悟性不高的学子看来，唯美主义倾向与延安老革命这两个方面即使不截然对立、水火不容，至少也是格格不入、相距十万八千里的。心里产生这些奇怪、纳闷、猜度与分析的那个时期里，我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我走上工作岗位的那天，代表所在单位接见我并进行谈话的正是何其芳，我心目中高居于云里雾里而有点神秘的何其芳。

1957年夏我大学毕业时，系领导宣布我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那不正是何其芳所领导的单位吗？有此幸运，我颇有“金榜题名”之感，为此，得好好“衣锦回乡”一次。一放暑假，我便趁走上工作岗位之前的一段“自由时间”，回家乡探亲。这件事也是我必须要办的，是我必须尽的义务与“孝道”，因为整个大学期间，我从没有回过家。将近九月，到“规定的报到时间”，我才赶回北京上工作单位去。那时的文学研究所虽然还隶属于北京大学，但已有从北大分离出来归人中国科学院正在筹建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之势，而且实际上已经搬出了北大，在中科院的中关村区域里占用了一幢小办公楼，灰色的，两层，当时被称为“社会楼”。

在文学研究所人事部门接待我的，乃是一位自称“负责人”的中年女同志，人高马大的，手里夹着一支烟。我以为她是一个“老干部”，后来才知道她并不是，但也沾上了边，是所里一位著名“延安老文艺战士”的夫人。她满脸严肃，一开始就表示不满说：“我们等了一个月，你才来报到，新走上工作岗位要注意组织性、纪律性。”我并没有超出规定时间呀，怎么一上来就吃了一个下马威呢？但我马上意识到我所碰到的是一个天生爱做政治思想教育的人。果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我陆续听到其他的同事也说起第一天来文学所报到时，遇到的同样也是那位女干部，也吃了同样的下马威，甚至连内容与说词也几乎丝毫不差。  办完手续后，那位女科长说：“我带你去见所领导。”几个领导还是某一位领导？是哪一位？我不敢多问，但她及时下了“安民告示”：“去见我们所的党组领导、我们所的所长其芳同志。”一个普通大学生第一天上班就能直接见到文名远扬、威望日隆的何其芳，这可能吗？我还没有缓过神来，就被领进了同楼另一头的一间办公室。

办公桌前有一个矮胖矮胖的男子，约莫四十多岁，一身蓝布中山装，敞开的领口露出里面白色的衬衫。他的样子再普通再平凡不过，你如果在街上碰见他，他绝不会引起你的注意，完完全全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办事员。只是他那副度数甚深的眼镜、他那广阔的前额与透露出智慧与聪敏的面孔，清楚地显示出他是一个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一个专业的脑力劳动者。他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极其谦和，极其平易，极其朴实，没有文艺界高级领导人的威严，没有著名作家的架势与格调；在他身上，看不出有任何自我意识的表露与痕迹：炫耀、作态、修饰(他的《画梦录》中的文字是修饰得多么美啊！)……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再自然不过，不带俗套的客气，也不带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只是亲和平易地说了一句“欢迎你来文学研究所工作”，并招呼我在桌前坐下。他那口口音浓重的四川话，也使我感到很亲切，因为我小时候在重庆度过了好几年，我自己就曾经能讲一口很纯的四川话。

他接见时的讲话很简明扼要：首先告知我，我是被分配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工作，这个刊物是由蔡仪同志领导的，“他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你可以在编辑工作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说到学习，他说，对刚大学毕业的同志来说，我们研究所的工作就是上大学的继续，每个工作项目，哪怕是事务性工作，也包含有很多的专业内容。如果好高骛远，那就会妨碍自己的进步；如果善于学习，从任何一项工作中，从研究所的任何一位专家学者、任何一位同志那里都能学到很多东西。他还说，研究所的任务就是出科研成果、出科研人才，其道路是很广阔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最后他祝我有一个好的开端与发展。

谈话时间相当短，但他讲得非常清楚、明白，语言也很朴素、很白话，没有什么“文气”，比如讲到“道路”时，他就没有用知识分子熟知的那句话：“条条道路通罗马”。事隔一些日子，我了解到研究所的一些情况后，才体会到，他的谈话实际上包含着一定的告诫性，带有一点打预防针的性质。因为在当时的研究所里，特别是在青年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重研究工作，轻编辑工作”的心理与思想倾向，觉得研究工作才是高人一等的，编辑工作则不过是一种事务性的工作而已。我是被分配到编辑工作岗位的，作为所领导的何其芳当然要事先给我打一打“预防针”。虽然他的讲话带有告诫性与指向性，但整个谈话中，我没有感到丝毫压力，而是感到很舒服、很认同，这不能不说与何其芳那种朴实自然、亲切平和的态度有关。

在谈话过程中，我感到他就像一个年纪比我稍长的书生在跟我聊天，不，不仅是像书生，简直就是像“书呆子”。他很少专注地看你，更不像领导者常有的那样，以严肃、犀利的眼光观察你、考核你，不，他根本就没有犀利的眼光，他的眼光根本就不犀利，而是平和自然得像没有眼光一样。而且，他讲话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专注于自己讲的内容，所以脑袋有点轻微的转动，目光也就随之有所游移，从办公桌上的文具筒上到茶杯上、书刊上……偶尔游移到墙上、天花板上，这时脑袋微抬，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也就滑落在鼻尖上，于是，他就用胖乎乎的两根手指头将它扶上去。看来，他的眼镜架不甚讲究，即使他的脑袋不抬起，眼镜也会往下滑落，这样，用手指把眼镜从鼻尖扶上鼻梁，就成为了他习惯性的一个动作。这哪里像有威望的领导者，哪里像闻名遐迩的高级文化人？不像书呆子、学究，像什么？他与下级谈话对象之间的距离不只等于零吗？甚至有时，谈话对象自己反倒会拉开了对他加以俯视的优势距离呢。

这次谈话对我以后所走的文化学术的道路自有很大的影响，这暂且不说，容后再讲。当时我被接见后的印象与观感，如果要形容的话，就可以说是“意料之外”的、“惊奇”的，甚至有点“震撼”的；我没有想到一个高高在上、距离遥不可及的文化名流、政治领导人是这个样子。一个善于艺术雕琢、文辞修饰的才子，如何变成了这样一个浑然天成的常人？真值得深思。

是的，在《画梦录》与《预言》之后，他当过中学教员；于1938年投奔了延安，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整风”，是当场听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在鲁迅艺术学院担任过教学工作与行政工作；还上过抗日前线，在晋西北与冀中根据地度过了一段战火纷飞的日子；还在国统区做过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也在革命根据地担任过中央首长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建国之后，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意识形态领域与文学理论研究部门，自然成了文化界瞩目的一位领导人。经历了如此严酷艰困的现实生活、火热炽烈的革命熔炼、高强度的辛劳工作，他原来身上那些纤巧、明丽、细腻、雕琢、铺陈的艺术气质又怎么能不被磨损殆尽？如果说，我从他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对于他“换了一个人”的历程与演变还不太理解，那么，随着以后自己在生活中日益受到磨练，就愈来愈有较深的理解与感受了。

不过，还有一点需要理解的是，从革命熔炉中、从严酷考验中走出来的人，大抵都有一种威严与气魄。与何其芳同为研究所领导人的延安老战士”虽不到一连人一排人之众，但也够得上“一班人”之数了。我至今想起他们之中有些人或犀利、或俯视、或考核的眼光，仍有不自然之感，甚至有点唯恐避之不及。可何其芳身为领导人之首，反倒一点也没有，他没有威猛之气，没有坚硬之态，没有逼视的眼光，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势。从革命的熔炉里出来的，并不是一块硬邦邦、锐利异常、沉重异常的特殊钢材，而是一个浑然天成的常人，平常得像生活中的普通人、小人物。是因为他本性中就有浑厚自然之本性？还是因为有马克思、恩格斯在天之灵的格外眷顾，革命熔炉对他的冶炼锻造达到了真正炉火纯青的境地？我当时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不可能深思到这一层，直到今天，我也不敢说我就很理解了。这也许是何其芳研究中还值得继续深思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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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翰林院”内外》的续集，所写的仍然是国内一些著名的人文学者。前一集的对象主要有李健吾、朱光潜、钱钟书、杨绛、冯至、卞之琳、吴达元、郭麟阁，本集则有马寅初、梁宗岱、何其芳、蔡仪、陈占元、杨周翰、闻家驷以及“六书生”、吕同六、樊修章等等。不难看出，前一集完全限于我的师辈，后一集则扩大到了我自己这一辈人。

也许因为我本来是搞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有观察与思考历史文化名人的“惯性”，把笔从外国历史人物身上转到近旁人物身上，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至今对本国的同时代人物的文字居然积累成了两个集子，却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中国是盛产应景文章的大国。在这里，有那么多全民感恩戴德、欢呼歌唱的佳节时令，有那么多高居庙堂、永垂史册的事件与人物，平日还有各种各样的纪念、缅怀、庆祝、回顾等等社会文化活动……沃土之上必有茂盛的庄稼。我生性不善于讲应景的话，我深知来到一个场面上，要讲出符合这个场面的规范、标准、分寸的一席话来，实在是自己做不好的。做不好就不做，于是，我也就自外于这种主流文体，未入“大雅之堂”。这两个集子里，只有一篇勉强与“应景”沾了一点点边，那就是北大校庆一百年之际怀念马寅初的那一篇。不过，那却是校庆纪念日之后的“马后炮”，而且是借校庆纪念之机，一吐自己心里对马老“新人口论”遭批判一事的不乎情。这种不平之情一直憋在心里好些年，每当我见到车站上、码头上、“独木桥”上、职场上、泰山顶上都是人潮狂涌、黑压压一片时，每当我想到如此沉重的人口包袱给中华民族带来成千上万个长远难题时，就不由得感到忧虑……还有一篇看似应景的文章，其实却是我自己造景设景拿来说事。所造之景为译界六长老业绩回顾会，实借此唱唱赞歌，意在倡本学界敬老尊贤的传承之道，以抑那种拳打脚踢的“打擂”之风也。

这两个集子中的文章，只有少数几篇写于十来年以前，大多数都写于我古稀之年以后。按说，这也是到了很多人写回忆录、写自传的年岁了。也许是因为我这一生道路并不坦顺，所以曾有不止一两个朋友建议我写自传或回忆录，但对自传文学所知较多的人看来，要写自传就非得写卢梭《忏悔录》或萨特《文字生涯》那样坦诚的自传才有意义，而这样的自传恰巧是要有一定的时代社会条件才可能产生的。我虽从没有写自传或回忆录的意图，回忆与追述一些师友的冲动倒还是经常有的，有时还相当强烈，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怀旧倾向的“亚回忆录“情结。这不仅因为这些人文名家熠熠生辉，本身就有追述回忆的价值，更是因为我长期与他们共处在同一个机构、同一个学界的空间里，在我的学术道路上，他们曾经显过灵、现过身，有的还曾构成我学术文化生涯中的一个章节或一个片断，于是，当我到了古稀之年，这些师辈的身影也就经常缭绕在脑海里。

促使我把这些师辈人物从脑海里搬到纸面上的往往是一种感恩的冲动，也就是说，“我要道出我的感谢”；至少有好几次我是在这种意图的驱使下才开始命笔的，至少有好几篇追述文章都带有这种追述角度，带有这种感情色调。当然，在那个以“兴无灭资”为目标的时代里，人际关系无不服从于政治运动的需要，人与人之间恩德的分量幅度与授受方式所能具有的空间是极有限的，不过，哪怕只是少许理解、同情与善意，哪怕只是片言只语的肯定、欣赏与赞语，哪怕只是在众人围而攻之时有意地保持距离、袖手旁观……不论是出自仁爱侠义的心肠，是来自悲天悯人的情怀，还是出自“扶助弱小”的方略，是出于公事公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心理……凡此种种，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凡此种种，在人情人性被狂热洪流销熔的时代背景上，在人本关怀已降至零点之下的社会氛围中，都显得弥足珍贵。雪中送炭，哪怕只有一小块，即乃最大的恩德，对明事理、知好歹的人来说，就足以感念一辈子，特别是对曾长途跋涉在崎岖不平路上的人更是如此。虽然这种感念、这种“道出”无足轻重，甚至轻如鸿毛，但可取的是它的诚意。无论如何，诚意毕竟是人世中值得留存的东西。

我这些师长都是人文学科领域里的杰出人物，我深知，要面对他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桩文化精神的使命。不必讲也不应该讲一些应景的套话、官话，光讲感念的话也远远不够，而应该真正言之有物。作为这个领域里的后辈人，言之有物意味着要有自己就近的比较直接的性格观察与人格感悟以及风度风貌再现；而作为这个领域里的一个静观者、思考者，言之有物更意味着要对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特定时代社会条件下的存在状况、文化作为、精神心态、言行方式有真切的观感，认真的思考。这需要有识人之智慧与表述之才情。我自知智商水平、才商水平均甚有限，但尚有诚意朝言之有物的方向努力。

同样，面对我自己这一辈人时，我也触碰了“被耽误的一代人”的存在状况与命运际遇，此时，就难免有不平之语、骚怨之音了，有什么办法呢？行走在崎岖不平路上的人，其声总会有那么一点颤抖与沙哑，不可能像美声歌唱家那样雅致、清悠、高扬，何况，高洁如屈子不是也曾发出过骚怨之声？

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命运，从经常挨整受批、被侧目而视到如今演化为被边缘化的“弱势人群”，是一个值得严重关注、认真思考的大课题。这对于宏扬民族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绝非一件可以不屑一顾的小事。

如果《“翰林院”内外》这两个文集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留下了若干真实的身影，多少反映了时代社会的面貌，我就感到很知足了。

2008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