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8.0级强烈地震突如其来，短短数十秒，数百万生命被推到生死边缘……巴山蜀水，中华大地，迅即展开一场感天动地的生命大营救！历史会记住，记住这场气壮山河的生命大营救，记住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坚强挺立！

本书是关于收录“汶川地震对话录”的专著！

在恩情激荡中解读汶川地震之消息，这是本书的一个出发点。其间观点，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完全踩在真理的步点上，而在于能否就此开启一个共同话域，以培育吾中华民族之生动精神。惟此，东方之光辉才能照亮未来之世界。

本书是关于收录“汶川地震对话录”的专著。

“中国经验对话系列”总序

《生·死·爱》序

汶川地震对话录(一)

汶川地震对话录(二)

汶川地震对话录(三)

汶川地震对话录(四)

金林：事情起头我先讲一下。5月19日那天，我们几个人在教授餐厅吃饭，谈到要对汶川大地震作一些理论探讨，从概念上把握这样一场地震，尤其是抗震救灾中所激发出来的精神。这个讨论，不求其逻辑上的严密性，关键是要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经验有所言说。我们要把这次大地震中呈现出来的方方面面，那些真的东西、美的东西、善的东西，让我们感动的东西，都把握在思想中。最初的日日夜夜，我们天天守在电视机前，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希望发生些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废墟下还掩埋着许多生命，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地救人。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情绪也好、感情也好、认识也好、体会也好，统统表现出来。如果能够引起国人的共鸣反响，那就善莫大焉。温家宝总理讲：“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养着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我们现在就是自己看着办。

安庆：这次大地震对我们所有中国人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我们中国人面对这场灾难时的反应，所显现出来的空前的团结、友爱，对生的执著，对死者的悲哀、悲痛，在死神面前所呈现出来的坚忍与镇静，蕴含着一种非常深沉而又平常的生命哲学。生、死、爱，这是哲学永恒的主题，我们应该把它提炼出来；而且在汶川大地震这一整个事件中涌现出这么多的感人事例，我们也有责任把这些铭记下来。

行福：这次地震，从它的结果而言，当然是一个悲剧。那么多人丧生，那么多人家园被毁，那么多人的爱也好、恨也好、情也好，随着这次大地震戛然而止。但是这个悲剧本身反过来也给活着的人，不管是在汶川、四川，还是在全国各地，乃至在世界各地的人，一个反思的机会，反思物欲掩盖下的价值。这些价值，平常也许大家并不知道，正因为有了这个大地震，很多人被推到了生和死的面前，面临着生死抉择。在这面生死之镜前，很多人一下子就清醒了许多。我们从报道中也能看到人的本性当中那些最善良的一面被激发了出来。那么，是否能有一种机制或一种文化、一种理论，把这些最善良的人性维系住，这恐怕是大家都要思考的。

诗鹏：汶川大地震显然是一次重大事件，不仅使灾区群众遭受莫大苦难，也对所有中国人造成了痛苦和震荡，但是，遭受到苦难和震荡的中国人却愈加坚强。一个人一生总会碰到很多事件，但并非每一次事件都是重大的。事件是物与时间的高度集聚，其意义在于抛弃日常的琐碎与浮泛，通过生命的当下集聚方式将人与世界连接起来。汶川地震将生与死、人与自然、亲情伦理、社会关爱等一切可能的关系呈现出来，并使得精神的东西从物质层面跃起，由此激发人们的思索与行动。无疑，对这些关系的思索与集体性的自觉，也激起了大家的社会责任感。

事件使人成熟。而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里，一定要亲历若干重大事件，从而不仅在智性方面，也在心性方面全面走向成熟。无疑，在这次大地震中，整个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与表现，让人深深地感到：这一代人正在成熟起来。地震是天灾，但使得整整一代人走向成熟，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其实，何止青年一代，大地震实际上使整个中华民族一下子成熟和坚强起来，使得人们有理由从平庸琐碎乃至于浑浑噩噩的日子中醒悟过来。

最近这些年，社会上盛行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是精神生活沉沦于物化生活的表现，它虽然也表现出各种狂欢的场面，但毕竟缺乏重大事件的历史深度与存在感，因而无法让人踏实。我们知道，形式化及表浅化的生活，浑浑噩噩乃至于蝇营狗苟的生活，无法与事件关联起来，而搞搞乐子，弄点明星加粉丝式的热闹，多造几个“超女”之类，就更是谈不上什么事件性。可是，我们这个物化的世界，好像就剩下了造星效应的“事件”能力了。而一个不可能生发事件的时代，不管它表现上有多热闹，其实都已经滑入了虚无和荒诞。实际说来，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全方位走向市场经济以来，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就生活在这种很不踏实的境况中。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突然让人们意识到，琐碎庸常的日常生活中，一定还存在着沉重的生命精神。当然我不是说，这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国人转型中的所有问题，对此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但是这个事件的确刺激了中国人，促使国人好好地想一想。这样的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相当大。P3-6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发生里氏八级地震，震动了整个中国。天崩地裂，手足顿时永隔阴阳；地动山摇，同胞瞬息命丧黄泉。大灾面前，国人挺身而起，地不分南北，位无论尊卑，义无反顾，抗震救灾。摇摇欲坠的废墟下，挖出了一条条危在旦夕的生命；余震隆隆的山巅上，救下了一群群走投无路的灾民。政府应对有方，民众慷慨解囊，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爆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惊天地，泣鬼神。

这股绝处逢生的力量源自何处？如何从概念上把捉住这种极限状态下喷涌而出的民族精神？怎样才能使之生生不息，彰显于国民之日常生活？尤其是，在西方话语盛行于世的今天，如何重务中华之本，光大其独特价值，而不至于拾人牙慧于前，遭人耻笑在后？同时，在讴歌救灾义举之际，如何防止遮蔽灾难与死亡本身？在追求技术进步之际，又怎样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更为紧要的是，如何倾听这次灾难所透露的诸多消息，把天机适时转化为人文制度？

复旦哲学同仁问学未敢忘忧国，痛未定而忍痛思痛，于是便有《生·死·爱》，一则祭亡灵安息，一则祈生者自重。

具体言之，方晶刚先生首倡此议，并以“生死爱”三字相赠。吴晓明先生嘉许之余，亲笔题写本书书名。胡华忠先生对此亦支持甚力，保证了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参加讨论者凡八人：邓安庆、汪行福、王新生、邹诗鹏、郝兆宽、陈军、叶晓璐和王金林。最后由陈军与王金林统稿，并经上述诸位同仁过目定稿。

在思情激荡中解读汶川地震之消息，这是本书的一个出发点。其间观点，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完全踩在真理的步点上，而在于能否就此开启一个共同话域，以培育吾中华民族之生动精神。惟此，东方之光辉才能照亮未来之世界。本书以“东方相辉”为作者名号，盖在于斯。不言而喻，这项工作目前仅仅是一个开端。

把中国经验形诸语言，吾辈任重而道远。

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识于复旦光华楼

中国不需要同情，中国需要理解；中国不需要安慰，中国需要支持。……我们知道，一个总理在两小时内就飞赴灾区的国家，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

希望必将与中国同在。

——《中国，挺住！》俄新社网站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