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漫游记》和《七十八日游记》是德富苏峰分别于1917年和1906年游历中国时所写的两本游记。德富苏峰是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著名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本书记载了他两次中国之游的所见所感，对于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国民心态、日中关系等都有不少的帮助。他对风景名胜、各地风物的描述，他与中国政界、文化界人士的接触，他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认识和评价，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也为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中国漫游记》和《七十八日游记》是作者访游中国的记录。内容不仅有对风景名胜的描写，对中国政局、中国各界名流及当时社会状况的记录，还有作者回国后对所见所闻的评论及感想，为我们了解近代日本思想界对中国的认识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和证据。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

译者序

中国漫游记

七十八日游记

(九一)中国的日本妇人

火车里有个日本人拿出一张名片跟我打招呼，说他要去南昌。一问才知道他的女儿嫁给了中国人，他是去送行的。还说他的女婿曾经在日本留学，留学时结的婚，现在已经有三个孩子了。我又问他的女婿家里有正妻吗，说有。我不由得对那位生下了日中友好结晶的妇人起了怜悯之情。

这种事我已经见过很多。日本的妇女和中国留学生或者一般的中国人同居，能真正得到幸福的人有几个呢？她们不小心上了中国人甜言蜜语的当，以为自己是他唯一的老婆，而去满足他肉体的欲望。一旦跟着回国，哪会想到他在国内已经有了老婆孩子。等自己渐渐变得人老色衰，男人就变得冷淡起来，家庭间的风波让她们不知道该置身何处。据说真的发生过日本妇人逃到成都内地的事。

本来日本人和中国人结婚是日中友好的一部分。可是日本妇女和中国人同居的结果几乎都是沦为了奴隶，不见天日。这一点是在华日本人都公认的。她们有的被夫婿约束起来，有的自己退了出来，甚至沦落到享受不到我国官方保护的不幸境地。

大正六年十一月五日早六点电灯已灭蜡烛微亮之时

于南昌客栈怡园客房内

(九二)陈督军的早餐会

于浔阳江畔九江大元洋行献上此文。

十月四日晚，我们在南昌街头散步，洗马池街是南昌的门面，这里和长沙因为都没有受到长发贼的兵火袭击，所以依然保存着旧貌，有一种让人心里踏实的风情。街上也很干净，几天来头一次看到了月亮，明天一定是一个大晴天。

就寝以后，接到消息说明天早晨参加江西省督军陈光远将军的早餐会。其实我们还没到的时候就两次接到了明天参加午餐会的通知，可是因为归期紧迫就推辞了。所以这才又来说早八点专程来轿子迎接我们前去参加早餐会。

在中国无论大官小官、大人小孩都有晚睡晚起的习惯。与此相反的人，大概都是做苦力的人，像我这样早睡早起的怪人很少见。所以早晨八、九点见客，对陈督军来说是很破格的事了。更别说还要吃早饭。所以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推辞的。

十一月五日早晨，我们一起来就立即去参观南昌有名的滕王阁。煞风景的是现在滕王阁变成了警察署，这是一座很高的楼阁，墙壁上刻着翁方纲书写的王勃《藤王阁序》及《诗》。这天风很大，站在阁上，帽子几乎要被吹跑了。阁楼临汉江，汉江的岛上有树木、住宅人家，与岛相隔的对岸是白沙滩，河宽约两千尺。正如王子安所说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现在这里依然如故。回到住处不久就到了约定的时间，陈督军的漂亮的轿子非常准时地前来迎接了。一行六人，每个轿子都有四个轿夫抬着向督军衙门走去。

这里的衙门也是有卫兵持枪把守，辕门开阔，在军乐队的吹打乐声中，我们见到了督军。陈光远将军出身直隶，年龄大概接近五十岁。声音很大，身材伟岸，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军人。不久早餐开始了。

我们围着桌子边吃边谈，话题从南昌铁路的延长问题到欧洲大战后东亚的形势。我担心耽误了乘车时间，将军大笑着说绝对不会耽误，让火车推迟发车时间就好了。我说在吉林孟恩远将军为了和我们共进午餐就说过让火车推迟十五分钟，难道将军也要效仿他吗？席上，将军毫不马虎地让人不断地拿出长长的菜单予以说明。我们告别了衙门，渡过赣江乘上火车的时候，离火车的发车时间十一点半还有一个小时。

归途无事可记。只是火车绕着庐山行驶，我们横看，竖看，左看，右看，把庐山的真面目看了个够。实在是愉快极了，我敢说那愉快的心情就连苏东坡也没有享受过。荻花满池塘，所谓“枫叶荻花秋瑟瑟”，说的就是眼前的风景吧。

我们从车站直奔河西领事的官邸，晚餐会上除了我们一行人以外还有日清的高比良、东亚兴业的成田、台湾银行的三原各位先生。结束了愉快的一天以后，晚上我们过了浔阳江的船桥投宿到大元洋行。

大正六年十一月六日五点半

于九江大元洋行楼上

庐山

(九三)庐山面目看来真

十一月六日早晨，天渐渐晴了，风势也减弱了，在东道主高比良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向庐山出发了。我们先坐小船渡过浔阳江支流，在庐山路上转乘汽车。乘汽车登庐山大概是慧远法师、陶渊明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吧。现在庐山顶的～处牯岭，就像我国的轻井泽一样成了外国人的避暑胜地。据说每到旺季的时候都有大约二千人来到这里，其中大部分是传教士。而且这块地的开拓者也是这块地的租借者就是一位英国的传教士利敦。《虎溪三笑图》上是不是应该再加上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呢？

这里沿途有一些庄稼地、小山、丘陵和村落等，呈现出一幅故园景色。特别是老百姓住的房屋的结构和院子里成堆的麦秆，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日本。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水牛和中国人。气温和东京相比，略微暖和一些，笼罩着庐山的云烟开始慢慢散去，庐山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秋天洗出碧嶙峋，双剑香炉次第新。

侬比东坡多得意，庐山面目看来真。

我们这边正好能看到庐山最高峰双剑峰和香炉峰。

我们逆庐山上的清流而上，听说周茂叔的出生地濂溪就在这附近。风高气爽，风景也越来越好了，道路两旁与其说是山、云或者岗，莫如说是松或者竹。特别是遍地野生的孟宗竹高耸入云，最值得一看。霜打的枫树、槭树、五柏树呈浅紫色、深红色，简直是一幅最好的图画。

水牛得得步秋风，云外庐山望不穷。

一路苍松修竹里，点来枫柏浅深红。

这里最多的是乌柏树。它叶小而圆，前端呈尖状，很像菩提树，它的果实发黑，和栌树相似，作为制造蜡的原料不次于栌树。而且乌柏树的红叶也很美，真是中国南方秋天的骄傲。

我们在莲华洞下了车，从这里开始攀登像指尖一样窄的路。这里冬天常常有豹子出来，有时候还吃人，所幸我们没有碰上。

路边的野菊花正在盛开，香味扑鼻，只可惜路途遥远，我不能拿回去送人。途中，我们进入了一户老百姓家，得到了两枝山樱和山茶花蒂，转身来到了莲华洞。可是，本来应该在这里等我们的汽车却连影子都没看见，一问才知道去九江接人去了。我们原来打算赶上中午出发的南阳号，这下可就不好办了。如果让日清汽船办事处处长高比良随他们一起走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中国人这么靠不住，真让人生气。

这样我们步行了一段时间，路上遇到了来接我们的汽车。于是我们上了车继续赶路。路上我们又游甘棠湖，逛九江，然后准时乘上了南阳号。因为装行李的缘故，发船时已经是下午一点了。

我们在九江、南昌的两天是有意义而且愉快的。之所以如此，全仰仗了九江官民各位的好意。很遗憾不能向他们一一道谢。

大正六年十一月七日早七点

于南阳号上

P146-151

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0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即派外交代表柳原前光等前来中国，游说清政府与其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翌年，两国代表在天津最终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六年后，以何如璋公使(副使张斯佳、参赞黄遵宪等)为首的第一届驻日使团进驻日本。尽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与英法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天朝帝国”名誉扫地，但这些以学者、文人为主体的使馆人员，却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热诚欢迎。他们经常聚集一堂，把酒论诗，交流思想，切磋文艺，呈现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迥异的友好气氛。何如璋的出使游历记《使东述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情况。1879年，以《普法战记》而扬名海内外的报业人士王韬东渡日本，由长崎经神户、大阪、横滨，抵东京，前后游历四个月时间，并将此次东瀛之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扶桑游记》一书公开出版。王韬此次访日，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可以说是空前的。日本文士均以能让王韬评诗题签为荣，争相设宴以待，或陪其出游。诚如《扶桑游记》序言中所记“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承诸君子之款待周旋，可谓至矣”。

然而，近代历史的演变，对中国来说异常悲惨。数年后的中法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又让法国打得“落花流水”。再后来，甲午一战，泱泱天朝大国竟然败于“东夷小国”，这一悲惨的现实不得不让清朝上下为之震惊，使因循守旧的知识阶层猛醒。于是，传统文化上一直是师长之辈的被日本人尊称为“圣人之国”的国度，一下子把目光转向了这个西化成功的东邻之国，将其看作是学习效仿的对象。清政府基于挽救岌岌可危的自身统治的需要，亦只好推出一些以日本为样板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模仿日本制订新学制，设立新学堂，聘请日本教习，奖励赴日留学考察等项目。甲午战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就派出了13人的留日学生，由此揭开了近代中国人赴日留学热潮的序幕。至日俄战争时的1905年前后，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高达八千人之多。与此同时，官绅及各地人员到日本游历、考察也蔚然成风，一时间，狭长的岛国日本，尤其是弹丸之地的东京汇集了众多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其中一些人还写下了考察日记或游历记，如：张謇《东游日记》、缪荃孙《日本考察事务游记》、吴汝纶《东游丛录》、黄庆澄《东游日记》、王之春《谈瀛录》、黄尊三《日本留学日记》、李筱圃《日本纪游》、王景禧《日游笔记》等，为我们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日记或游记通常被称为“东游日记”，已故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竭毕生精力收集这些游记，仅其个人收藏的就多达227种，其中晚清的148种，民国时期的79种。战争期间，为避免民间的贵重文献毁于战火，东京都教育局制订了“战时特别征收图书”制度，实藤将包括这227种游记在内的四千余部个人藏书全部贡献了出来。这些“东游日记”如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里。

多年来，我国在“东游日记”的整理出版及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早在八十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就收录了《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九十年代以后，又有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后来改题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问世，为推动此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中国人留下了众多的“东游日记”一样，近代日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的中国游记。目前散见于日本各大图书馆的近代中国游记专著多达数百部，其中以作为国立国会图书馆支部的东洋文库收藏为最，该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于1980年编辑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对该文库所收藏的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三个时期(截止至1979年)逾四百种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或简介。其实正如此书前言所及：“这个数字与明治以来日本出版的全部中国旅行记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由此可以察知，这些游记的数量之多。而且，仅就该文库收藏的游记而言，其中以昭和时期的居多(几乎占整体的三分之二)，明治和大正时期即大致相当于晚清民初时期的尚有许多遗漏。这固然由于这一时期距今时间久远，不少游记已很难寻找，一些书甚至已成孤本。而且收藏者又很复杂，除图书馆或特殊文库外，尚有不少是个人或民间团体。因此，全面收集这些游记本身甚为困难。可喜的是，日本游摩尼书房于1997年出版了由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后作为其续篇又相继出版了《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收录了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游记65种，其中包括一些世人所不易看到的珍贵资料，大大地方便了读者。但这套四十卷本的中国见闻录集成也只能说是这一时期中国游记的精选本。笔者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日本人所写中国游记的收集和考察，目前我个人收罗或目睹的仅清末民初时期的游记大大小小已不下三百余种，以后将择其精者陆续介绍给广大读者。

前面提到，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1871年的订约建交。应该指出的是，出于国策的打算，较之中国人，日本人在交流之初就显得异常积极主动。与迟迟至1877年末才派使团进驻日本相对照，1872年初开始，日本即先后开设上海领事馆(首任领事品川忠道)和福州领事馆(领事井上让未赴任)，同年8月，政府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前往我国东北侦探考察。早在前一年政府就派福岛九成等九人赴中留学。1873年开设香港领事馆，并派遣美代清元中尉等八名陆军留学生赴中。1874年8月在北京设置公使馆，并开始常驻外交官。同年又开设厦门领事馆。两年后牛庄领事馆和芝罘领事馆也先后开设。同时期，与日本的出兵台湾相呼应，大批军人进入台湾和大陆，从事侦探和调查活动。1875年2月，受政府委托，三菱商会开通横滨至上海间的定期航路，投入“东京丸”等四艘汽船，开始每周一班的航行。同年8月，共同运输公司又开通日本一芝罘一天津一牛庄间不定期航线，大大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渡航。

日本政府及其后援组织或企业的这些举措，无疑鼓励和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进出。因此，自中日订约建交开始，前往中国的日本官民组织或个人逐渐增多。这些组织或个人目的多种多样，有的是来观光旅游，有的是来调查侦探，收集情报，有的是来求学或工作，还有的是出于其他目的。其中一些组织或个人把亲身所见所闻或所感所思以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复命书、地志、诗文等形式记录了下来，有的已公开刊行，有的尚未正式发表，有的归入秘藏档案。以上这些我们统称之为游记。

当然这些游记中，有的内容比较肤浅，价值不大，有的甚至是作者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偏见和谬误甚多。但其中也有许多颇有价值者。不少书不仅详细描述了作者所到之处的山川景物、风俗民情及物产，而且还记录了作者所拜会的知名人士的逸事，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在撰写游记的组织或机构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等在华机构以及日本国内的学校修学旅行团等，其中留下游记最多的当属东亚同文书院。该校每年都组织毕业生分班前往中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踏查旅行，其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各个省区。作为义务，回来后撰写调查旅行报告书，如《旅行纪念志》(1911)、《孤帆双蹄》(1912)、《乐此行》(1913)、《沐雨栉风》(1914)等，即第8期至11期学生的调查旅行记。东亚同文会于1916年至1920年出版的十八卷本《中国省别全志》，就是根据该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报告汇总编辑而成的。目前国内已出版了几本这方面的译稿和著述。

出自个人之手的游记为数最多。以明治、大正时期为例，这些撰写者从身分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官僚或政治家。如作为驻华使馆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5月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至陕西，进而翻越秦岭，横断栈道难关进入成都、重庆。后乘舟下长江，过三峡，8月抵上海。其将此次历时百余日的长途跋涉以优雅的汉文写成《栈云峡雨日记》刻印出版。卷首尚有李鸿章、俞樾等名流所作的序。另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大鸟圭介《长城游记》(1894)、黑田清隆《漫游见闻录》(1888)、村木正宪《清韩纪行》(1900)、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40年版，实为1910年之行)等。

第二、学者及记者、编辑。这类游记较多，如曾历任过《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等报社记者或主笔、后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的内藤湖南于1899年9至11月游历中国北方及长江流域地区，并与严复、方若、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会面笔谈。事后写下游记《燕山楚水》(1900)。另有小室信介《第一游清记》(1884)，尾崎行雄《游清记》(1884)，户水宽人《东亚旅行谈》(1903)，德富苏峰《七十八日游记》(1906)、《中国漫游记》(1918)，桑原骘藏《考史游记》(1942年出版，实为1907—1908年之行)，竹中清《蒙古横断录》(1909)，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1911)，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1918)，川田铁弥《中国风韵记》(1912)，那波利贞《燕吴载笔》(1925)等。

第三、作家或艺术家。如曾被胡适称为“新派小说家”的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于1921年3月末至7月初，前来中国。从上海登陆后，先后游历苏杭、南京、九江、汉口、长沙等地，然后经洛阳至北京，最后由天津经沈阳、朝鲜归国，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华期间还拜访过章炳麟、郑孝胥、李汉俊、辜鸿铭、胡适等人，并在游记中分别记下了对前四人的访谈录。后结集出版的《中国游记》(1925)，即这位年轻作家留下的民国10年时的中国印象记。这类游记还有：鸟谷又藏《中国周游图录》(1914)、夏目漱石《满韩漫游》(1909)、河东碧梧桐《游中国》(1919)、佐藤春夫《南方纪行一厦门采访册》(1922)、木下奎太郎《中国南北记》(1926)等。

第四、教习及留学人员。清末学堂聘请日本教习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史实，教习所留下的中国游记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遗产。如北京东文学社教习高濑敏德的《北清见闻录》(1904)、先后在陕西宏道高等学堂和湖北武昌陆军小学堂担任过教习的小山田淑助的《征尘录》(1904)、成都补习学堂兼优级师范学堂教习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1913)等。留学人员的游记有从师于俞樾的井上陈政的《西行日记》(1883)、后藤昌盛的《在清国见闻随记》(1884)等。这类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的留学时的身分是学者，则列入第一类型，如桑原骘藏、宇野哲人等。

第五、军人或所谓大陆浪人。如海军少尉曾根俊虎于1874年为筹备军需物品被派往上海，两年后又被派到中国从事谍报等活动，1878年回国后向政府献上《清国近世乱志》和《诸炮台图》。其后又多次潜入中国侦探调查。《清国漫游志》(1874)、《北中国纪行》(1875)等，即其游历之记录。另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岛弘毅《满洲纪行》(1887)、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1901)、植村雄太郎《满洲旅行日记》(1903)、日野强《伊犁纪行》(1909)、吉田平太郎《蒙古踏破记》(1927年版，实为1919年内蒙古东部及洮南地区的旅行日记)等。

第六、实业家或商人。如：实业家木村粲市《北清见闻录》(1902)、古董商中村作次郎《中国漫游谈》(1899)、设立图南商会的阿川太良《中国实见录》(1910)、曾担任过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的永井久一郎《观光私记》(1910)、在天津经商十余年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山本唯三郎《中国漫游五十日》(1917)等。  第七、宗教界人士。自古以来，中日宗教界的交流与往来就十分活跃，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遣唐僧、遣宋僧、遣元僧等为代表的中日佛教之间的友好交往，最能说明古代日本学习中国的这一史实。但到了近代，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出现了日本佛教徒主动打人大陆的所谓“中国开教”。1876年8月，东本愿寺即于上海开设其别院，当时中国人称之为“东洋庙”。其实早在1873年，东本愿寺和尚小栗栖香顶就以调查和布教为目的前往大陆，后以留学身分在北京龙泉寺从本然师学北京话。《北京纪游》和《北京纪事》(1873)即其游学记录。其他较著名的游记还有：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1904)、橘瑞超《新疆探险记》(1912)、来马琢道《苏浙见学录》(1913)、大谷光瑞《放浪漫游记》(1916)、青木文教《西藏游记》(1920)等。

第八、儒学者及民间人士。如与何如璋、黄遵宪、杨守敬等驻日使馆人员交往甚密的儒者冈千仞，应王韬之邀，于1884年5月至翌年4月前来中国巡游观光。他以上海为据点，先后游历苏州、杭州等地后，又北上天津、北京，最后入广东，经香港回国。其每到一处，必求见当地官绅名流，阔谈时局和救国之策，先后拜访过李鸿章、盛宣怀、俞樾、张裕钊、袁昶、李慈铭、张焕纶等知名人士。其撰写的《观光纪游》(1886)是了解中法战争开战前后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思想状况的绝好材料。另外，山本梅崖的《燕山楚水纪游》(1899)也是这类游记的代表之作。这里的两部纪游与前面提到的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被称为明治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三部汉文体中国游记。

这些游记本身内容广泛，其社会影响也较复杂，加之作者身分多样，动机不一，因此不应猝然定位，亦难于一概而论。但如果把它们笼统地分为纯粹以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游记和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游的行役记两种性质的话，那么近代日本人留下的中国游记则多属后者。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等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正因为这一点，从今天来看，这些游记本身已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是涉及历史地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经济史学、文化史学等多种领域、多门学科的综合科学，是我们研究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所必不可缺的重要史料。而且，这些游记多配有图画、照片等，非常珍贵。这是同时代中国人写的“东游日记”中所少见的。

我们常说，近代中日关系发生逆转，即古代日本学中国，近代中国学日本。同时也常说，到了近代，尤其是以甲午之战为契机，日本人对中国人由崇敬而变为蔑视。那么，中日关系是如何发生这种逆转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由对中国人的敬仰而变为蔑视的？这些游记不失为解读这种演变过程的一方上好材料。因为它们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像短期内一再重版的德富苏峰的《七十八日游记》(1906年11月初版发行后不出两个星期即再版，一年后则发行第三版)、尾崎行雄的《游清记》等不少游记，对当时的日本人，甚至是决策层在对华态度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还有像安东不二雄的《中国漫游实记》(1892)以及极力主张对俄开战的户水宽人的《东亚旅行谈》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曾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以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考察和研究的课题。

本丛书主要收录自中日建交的1871年至1920年前后的游记，但其中也有一部1862年“千岁丸”航渡上海时的比较全面的见闻资料。考虑到这是日本开国后第一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土地，并留下的见闻录，故一并收录进来。  在收集和考察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游记时，笔者一直在思考并痛感到这样一个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对于小到一个人、一个组织，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认识并明白自己，了解并熟悉对方，同时吸取教训，重视积累，日求进步，是何等重要之事！相信贤明的读者会从这套丛书中得到诸多启发和思考。这也是笔者企划和编选这套丛书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之一。

张明杰

2006年10月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