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来可以重写，只因希特勒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一个年轻纳粹军官想用一枚炸弹挽救世界：

“总得有人去杀那个人渣，我就是这个唯一的人选。只有在一定的压力之下，你才会有这个觉悟。”

——施陶芬贝格

汤姆·克鲁斯主演电影

《行动目标希特勒》原创小说，《秘密德国(刺杀希特勒)》由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所著，比电影更惊险更刺激！

1944年7月20日，这是二战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在拉斯登堡的狼穴大本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将一枚定时炸弹放到了离阿道夫·希特勒仅两步之遥的地方。炸弹爆炸了，但希特勒却因为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偶然而死里逃生……

《行动目标希特勒》原创小说，《秘密德国(刺杀希特勒)》由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所著，比电影更惊险更刺激！

前言

遭遇历史

第一章 抵抗

第二章 暗杀

第三章 施陶芬贝格

第四章 密谋

第五章 准备

第六章 狼穴

第七章 爆炸

第八章 班德勒大街

第九章 希特勒反击

第十章 回应

第十一章 巴黎加入政变

第十二章 灾难将至

第十三章 吉庸岩会议

第十四章 政变被镇压

第十五章 元首的声音

第十六章 巴黎恢复平静

第十七章 报复

第十八章 审判

第十九章 处决

第二十章 政变为何失败

附一 对本土防御伞兵部队的意见(节选)

附二 暗杀受害者名单

附三 第一道命令

附四 第二道命令

附五 7月21日希特勒的讲话

附六 戈林元帅对空军的讲话

附七 海军元帅邓尼茨对海军的讲话

附八 德国报纸关于暗杀的报道

附九 西班牙报纸关于暗杀的报道

附十 波图德·施陶芬贝格专访

1944年7月20日时间表

历史遗迹

主要人物

影视作品

参考书目

我像真正的旅行者一样，轻装简行地来到了当年的拉斯登堡。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而是因为无能的航空公司将我带到了华沙，然后莫名其妙地丢失了我的行李。这结果使我的单人之行更加没了负担，可那阵子却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将会为途中丢失了行李而感谢命运的安排，就像大家后文中看到的那样。

我从肯琴向着狼穴进发。这一地区的村落间有一条公交线路，载客车辆破旧不堪，狼穴是其中一站。因为发车时间不固定，人们建议我搭乘出租。和蔼可亲的司机载着我行进在狭窄的公路上，眼前的道路蜿蜒曲折，穿过果园、田地和小河，向着一个名叫吉尔廖兹(在德国时期名叫“格尔洛兹”)的村庄延伸过去。希特勒的大本营就坐落在去往吉尔廖兹的途中。波兰人把那里称做“Wilczy Szaniec”，翻译过来就是狼穴。

出租车司机用简单的英语对我谈起元首和他的女朋友爱娃约会的事情。他说他们的约会地点就在横穿大本营的那条公路右侧的一间小屋里，并建议我去看看。想必他曾向众多的游客一遍遍地重复过这些故事，而游客也不一定知道，爱娃·布劳恩其实从未到过狼穴。但是，我还是装出一副吃惊的模样，并向他保证，一定会去看看发生风流韵事的那间茅屋。

出租车继续在乡村公路上蜿蜒行进，带着我转过一个又一个的平缓的弯道，直到爬上一个略显陡峭的斜坡之后，才向着一片树林径直开了下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即将进入狼穴。高大茂密的树木遮住了晴朗的天空，将我们带进了一片突如其来的阴影。车内的气温骤然下降了好几度。

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了大本营的入口处，在收到了一份慷慨的小费之后，主动请求在我参观完后回来接我。我注意到公路旁那个破败的公共车站，它看上去就像被废弃了一样，很难想象五年内这里有过什么乘客，于是便痛快地同意了。司机答应两小时后返回这里找我，随后便开车返回了肯琴。

我站在那里——希特勒大本营的门口。当年此处有三个人口，一个在东面，一个在西面，还有一个在南面。大本营的外围还设有三个带有铁丝网和地下部分的安检区。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第二个安检区内部。与当年不同的是，我只需买一张很便宜的票，就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安检。

第一个映人我眼帘的是两座粉刷成绿色，呈“L”型分布的低矮楼房。一座是餐厅，另一座是一个小旅馆。通过手头上的资料得知，这两座连在一起的楼房是为了接待来大本营参观的官员而建的。离它们很近的地方是党卫军卫兵的营房。那里标志着希特勒大本营最机密地区的入口。

大本营实际上是由近百座低矮的水泥建筑组成的。从表面上看，这些建筑杂乱无章地分布在树林中，有地堡，有营房，有仓库，有办公室，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电影放映厅。地堡由厚达十米的水泥建成，为了减少爆炸造成的冲击，里面的房间是紧紧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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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这是二战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在拉斯登堡元首大本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将一枚炸弹安放到了离阿道夫·希特勒仅一米之遥的地方。炸弹爆炸了，但希特勒却因为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偶然事件死里逃生。随后柏林发生了一场政变，也因为刺杀行动的失败而全军覆没。纳粹统治从未如此接近灭亡，但却像他们的领袖一样，奇迹般地逃过一劫。难怪希特勒在刺杀行动失败后会坚信天神站在他这一边了。从炸弹爆炸到政变被完全镇压总共十二个小时。这十二个小时里发生的故事，不但被数不清的书籍所记载，还被数次搬上银幕。迄今为止很少能找到其他被分析得如此详尽细致的历史事件。这让人们觉得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已经清晰无误，与事实相差无几；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却对那一天发生的很多细节莫衷一是。只要我们随意拿起两本有关7月20日密谋案的书籍就会发现，不同作者笔下的描述多有出入，甚至可能截然相反。

写作本书需要进行一番与一般侦探小说不同的研究。在这些作品中，对于同一起案件，调查者往往会收集证人们提供的证词。案件虽然发生不久，但每一位证人在案发时都处于不同的地点，所以他们的证词也大相径庭。但在小说的最后，侦探主人公总会将所有棘手混乱之处都梳理妥当，然后揪出真凶，使读者大感意外。但是对于7月20日密谋案，需要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证人在二战结束前都被杀害或是自杀了。幸存下来的那些人，在此事发生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后都没有留下任何笔头记录。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复制那天发生的一切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每当研究者认为他已经理清所有棘手混乱之处，可以将各个版本的疑问都解释清楚的时候，往往又会出现不合情理的新史料，将已经得出的结论再次置于疑问之中。细致探求1944年7月20日的历史真相已经成了一件西西弗斯似的工作，它考验着历史学家的耐心。

正如前文所述，研究者掌握的资料很有限。关于这场阴谋的大部分文件都被策划者或他们的朋友亲人毁掉了。落到纳粹政府手中的那些材料，在他们用来将上千人扣上嫌疑者的帽子之后，也被毁掉了。少数保存下来的文件又在后来的轰炸中化为灰烬。

关于此事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卡尔登布隆纳报告》。这是一份盖世太保在刺杀行动后撰写的记录，其中收集了一些每日呈给希特勒亲览的报告，但这些报告的价值却很有争议。它们并不是长篇陈述，而只是一些孤立的句子，缺少语境，还掺杂着编纂者的评论，其中更多的是对行刺人进行道德谴责，而不是发现真相。另外，很多情况都不是出于严谨的陈述，而是出于负责审讯犯人的盖世太保之手。

除了缺乏值得依据的史料，我们还需要考虑刺杀事件发生后德国的特殊情况。直到二战结束，关于7月20日那场刺杀的回忆一直在被渐渐淡化，甚至被完全遗忘。因为纳粹宣传的毒害和政治迫害的威胁，德国人最终相信，这件事情正如纳粹政府千遍万遍重复的那样，不过是“一小撮罪恶军官”所策划的阴谋。而当事人所遭受的残酷报复使得心怀不满的军界各方人士不愿意再次组织另一场政变。从此之后，德国人更加维护纳粹政府，再也没有发生过新的刺杀事件。

德国战败之后，战争的胜利者——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苏联——都对宣传德国本土反纳粹组织的抵抗活动——比他们想象的更多，更严密——兴趣索然。也许，同盟国这么做是为了掩盖他们对这些活动缺少支持的失误，或者他们希望将德国社会作为一个支持纳粹的整体来加以谴责，不愿留下一点例外，以便享受对战败者的道德优势，并利用他们建立新的秩序。当权者也反对出版此类题材的书籍和文章。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纳粹的抵抗活动变成了一个不能触碰的话题。直到几十年后，当德国人决心重建他们的国家在伤痕累累的第三帝国时期失去的道德的时候，这些史实才被重新发掘出来。

7月20日的刺杀事件也被隐藏在那道沉默的帘幕之后。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则是，当证人们终于打破沉默开口说话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他们的回忆已经不再清晰，他们经常把不同的事情弄混淆，或者把几件事说成是一件事。另外，不少人为了突出自己在那场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无意地“加工”了回忆；还有不少人说自己亲历了某些场景，但却在时间上有悖于逻辑。所有这些都使得历史学家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工作，才能将当天发生的事情以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重现出来。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永远湮没在了黑暗之中。准确无误地揭开历史的真面目已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需要清楚地了解这些局限。作为作者，我会竭尽所能贴近最为广泛接受的历史版本。本书所述的所有故事都有研究者们的结论做依据，所有的对话都有确切可信的来源。当某个结论在历史学家中存在争议的时候，我会指明分歧的存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讲述一个尽可能与历史接近的故事。

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我们很难保证对7月20日密谋案的叙述完全符合历史。同样，当我们试图接近该事件的主人公——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的性格的时候，也遗憾地碰到了同样的情况。

假设施陶芬贝格上校的行刺计划成功了，毫无疑问，今天的我们几乎会对他全部的生平和性格了如指掌。如果关于他的资料浩如烟海，任由历史学家畅游的话，我们当能读到他的手稿和信件，也不难从中看出，这位千钧重担一肩挑的英勇战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然而，命运没有让施陶芬贝格如愿以偿。历史可能会为他保留一个耀眼的位置，但天意弄人，短短一日之内，他原本能够成为纳粹的终结者，却最终被这个他付出全部力量去推翻的政权杀害。他的名字永远与1944年7月20日的失败政变连在了一起。

施陶芬贝格死后，盖世太保对他柏林的住所和班贝格的家进行了细致的搜查。他的家人立刻被严密监控。纳粹警察没收了他们找到的所有文件，连最小的纸片都没有放过。这些材料是历史学家浓厚的兴趣所在，然而却踪迹全无。它们的下落完全成了一个谜。它们有可能毁于轰炸，也有推测说它们落入了苏联人之手。对西方各国史料的研究给出了很负面的结论：施陶芬贝格的文件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也许，他的笔记今天正静静躺在俄罗斯某个布满灰尘的老式档案柜里。  研究者仅有的关于施陶芬贝格的个人记录是一些写给别人的明信片(现在被收信人保留着)。在法国战役中的一道命令；一篇打字机写就的，附有一些手写笔记的文章；还有一份由他本人主持的会议记录。毫无疑问，盖世太保没有为未来的历史学家提供方便。除了上述直接与施陶芬贝格有关的、非间接性的资料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零星的资料也记录了关于他的蛛丝马迹。这就是历史学家能够找到的全部原始史料了。

显而易见，凭借这样一些细枝末节的材料是不可能完成一个人的生平传记的。所以，历史学家不得不向所有认识施陶芬贝格的人们征求证据。这些证词多数采集于19世纪60年代，并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尽管夹杂了个人或主观的评价，它们依然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所以，虽然本书旨在向读者讲述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所有事情，它却可能不尽完美。但我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是可以将那一幕可信地重现出来的。另外，我希望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讲述得扣人心弦，尽管它的结局早已被人知晓。

为了达到我的第二个目的，我不得不舍弃了一些材料——如果将它们都写进来，会使叙述变得拖沓冗长。需要加以注意的是，以不同方式牵扯进7月20日刺杀事件的人员多达百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数十人。但对这些人的介绍会影响这个故事的主线，也会将我们引向抵抗纳粹运动的万千枝节中去。

考虑到情节的紧凑和趣味性，我希望最大限度地简化史料，尽可能地令读者免于像阅读学术著作那样被过量的信息所淹没。无论如何，为了至少提供一份关于本书涉及的配角的资料，我在本书的最后加入了一章对这起事件中众多重要人物的介绍。另外，读者也可以把该章节作为“人物表”，以便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迅速查询出场诸人。

我希望，这本讲述先人事迹，讲述1944年7月20日政变的发展和结果的书不会有上文提到的缺陷，而读者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会像读小说一样享受阅读的快乐。这件事情本身足够惊心动魄，而现在，轮到作者去将当年的激情、焦虑、失败、恐惧和投降一步步付诸笔端——记录那惊心动魄，险些改写了历史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