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发现，在欧洲的许多地区，贵族是一个复原力惊人的集团，这个集团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社会变迁中保住了财富和权力。

本书强调他们生活中更加重要的延续。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区分出贵族的哪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哪些情况经久不变。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对贵族的这些怀旧幻象从根本上来说是欺骗性的。

本书考察的是一个处于自身历史上一段漫长而动荡的时期的复杂群体——公园1400-1800时期的欧洲贵族。是一篇阐释性的论著，目的是弄清在中世纪晚期“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几个世纪里这一群体的最重要的变迁方式。

序言

导言 欧洲贵族：一个历史问题

第一章 性质与数量

 种族和身份：生物学上的社会流动

 流动的过程

 数量

 特权

 受到抨击的观念：对贵族的批评

 官僚贵族的兴起

 富贵族与穷贵族

 贵族的城市化

 新型绅士

第二章 财富、特权、遭遇变迁

 财富的等级

 土地与领主权

 变迁的模式

 产权的确立

 庄园管理

 乡间宅第

 其他形式的财富

 报效国家

 消费支出

第三章 贵族与政治

 地域共同体

 地域共同体与政治变迁

 中央政府的革命：君主、官员、臣民

 宫廷

 理想与现实

 反叛问题

 绝对主义的妥协

第四章 生活与文化

 文化革命？

 文化庇护与文化创造

 隐秘心理

 家族与自我

 宗教问题

 启蒙运动的影响

结语 走向新社会：法国大革命及其后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索引

正如贵族身份的遗传基础具有不确定性一样，贵族的特权问题同样会存在混淆之处。当然，在不同国家贵族的特权会有极大的差异，这一差异通常可以在各国的政治环境中找到答案。一般而言，在国家权力强大的地方，贵族享有的特殊地位要少得多，因为政府将贵族特权看做是对其权力的侵害。因此，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在中央集权政府的不断施压之下，在整个近代早期，贵族特权日趋减少。然而，对贵族的存在而言，特权是十分重要的。它使得介于贵族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的隔阂成为显而易见的东西，而且暗含着对贵族为社会所做贡献的重要性的强调。因为，这是特权观念的核心，它是对贵族及其祖先的服务的酬劳。

有些特权是基本的，几乎普遍存在于欧洲各国。其中有佩戴武器尤其是佩剑的权利，它表明了贵族的传统职能，即保护社会上的其他人；有特定的着装样式的权利，政府周期性地试图限定昂贵的衣服和其他精致的衣饰属于高级身份的人专用。但是，这是一些复杂的、容易被破坏的特权。政府官员关心他们自己穿着高贵服装的官方权利——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要胜过保护贵族的权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对特权的侵犯都是常事。18世纪中叶，对特权的侵犯已变得如此普遍，以致巴伐利亚政府不得不用武力强制实行禁止奢侈浪费的法令，而英国政府则在1604年以后完全放弃了这一企图。关于职业的特权更加牢固。对一些政治和军事职务，贵族有着独占的权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垄断变得更加具有绝对的趋势。到18世纪，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平民进入官僚集团和一些官僚机构变得更加困难。其他职务也一样，对教会中的重要职务，贵族享有日益全面的垄断权。大教堂牧师会——存在于欧洲的主教管区并拥有一大部分教会财产的牧师团体——日益成为留给贵族的专利，尤其是在德国。

其他特权在各国之间的变化可能更大。例如，这里有一个关于贵族的特殊法律地位的问题。他们有关于财产继承的特殊规定吗？是的，在大多数地区，与封建法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这一规定要求，财产要完整地传给一位继承人，以便于让他完成其采邑承受人被授予采邑而应承担的职责。贵族能要求在特殊法庭接受审判吗？同样，通常说来他们能，而且他们通常能要求实行这一等级特有的惩罚形式；假如贵族被斩首的话，则平民被判处绞刑或更加羞辱的惩罚方式。同样，这些区别使社会地位在日常生活的圈子里清晰可见，因而强化了它们的重要性。

政治特权同样歧异多变。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贵族有权出席代表会议即人们熟知的等级会议，重要的是，这给了他们在政治事务上的重要发言权。在许多地区，所有的贵族，无论多么贫穷，都能参与行使这种政治权力。像诸多其他权力一样，这些代表会议的权力在整个欧洲也有很大不同。在一些地区，政府在征税之前必须得到它们的批准；在其他地区，它们起的作用只是在政府的决定上加盖橡皮图章。然而，在它们存在的地方，它们提供了有益于那些能控制它们的人的重要机会，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朗格多克省的等级会议，提供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法国王权已经大大破坏了等级会议的实际政治自主权，但它通常在有关税收之类的问题上寻求与等级代表们的一致，而且它通过向个体成员提供可靠的物质利益的方法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国王通过让贵族参与有利的财政工作，使他们卷入了它的政治事务，例如担任税收承包人。得到这些利益的不是所有的贵族，而是那些在这个等级内地位显要的贵族。以同样的方式，国王令人费解地取悦、迎合布列塔尼等级会议的成员，以保证他们支持其财政目标。

对多数贵族来说，最重要的是有关税收的特权，贵族们要求免于国家最沉重的勒索。国家间的差异在这里也是重要的。在英国，不存在贵族的免税权，事实上，英国乡绅和贵族缴纳的税收在比例上可能要高于其他英国人。在其他地区，如德国的部分地区和法国南部，是财产而不是人享有特权：被划归贵族的财产(在大多数情况下，因为人们相信它们是被作为军事服役的酬劳而授封的)，无论谁拥有它们，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不纳税的，可是，即使贵族也必须为他们从平民手中得到的财产纳税。但在16世纪的西班牙、法国北部、瑞典和德国大部分地区，作为贵族是可以免除最繁重的财政负担的。

然而，即使是免税权也不能将贵族同所有其他社会集团清楚地区别开，因为财政特权并不是他们独占的禁区。在法国，有一大批人享有同样的基本收入免税权。这些人包括王室官员和大城市中的大多数居民，准确地说，在地位上最接近贵族的那些集团。更重要的是，约在1650年以后，免税权趋于削弱，从而在贵族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上导致了深刻的变化。在西班牙，从17世纪中叶起，政府日益转向向所有阶层公平征收间接税，这使贵族收入税的豁免权逐渐减弱了意义；同一时期，西班牙政府还在其北意大利统治区减少了财政特权。在法国，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1695年，这一年路易十四向贵族征收一种收入税。这种税在下个世纪作了不同的修改，也从未像大多数村民缴纳的税那样沉重，但它仍然成为日渐加重的负担。在普鲁士，18世纪初向贵族征收了一种形式温和的税，在萨伏依公国，从1731年开始，贵族被要求和其他居民一样交纳同一种税。这一变化激起的令人伤心的抗议，表明了它的象征意义，也表明了它的经济意义：“今后什么会是不可侵犯的、牢不可破的”，一个贵族抱怨道，“今天那些通过几个世纪的占有巩固起来的权利……现在被一个新的制度破坏了？”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卢森堡，贵族们在1771年丧失了全部财政特权。由此看来，对多数行政官员来说，贵族的财政特权似乎是一种过时的陋习而不是正常的权利。P28-32

本书考察的是一个处于自身历史上一段漫长而动荡的时期的复杂群体。像所有的史书一样，要认清这种复杂与动荡的意义，就要做出取舍；本书确定了一些目标，同时也舍弃了一些目标。我在这本书里并未对近代早期贵族进行全面研究，没有概述近代早期国家赋予贵族的权限广泛的立法机构，也没有系统叙述他们参与的重要事件；实际上，鉴于他们在近代早期生活中的优势地位，这样的叙述大体上相当于重述这个时期的政治史。许多对贵族的生动描述，许多对我们的情感而言属于“另类”的内容，也未纳入本书的考察范围。在这本书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盔甲、比武大会、盾形纹章、华丽的表演、骑士之爱的描述；决斗和比武也只是简短地出现。

我在此奉献的是一篇阐释性的论著，而不是全面的评述、叙述或生动的细节，我的目的是弄清在中世纪晚期“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几个世纪里这一群体的最重要的变迁方式。读者会在书中读到重要事件和惊人的事实，我希望这其中多数显得生动形象，但是，事件和事实主要用于说明我的阐释，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那些需要更加系统地纵览事件、立法和骑士习俗的读者，可以求助于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

显然，书中这种阐释具有风险，因为没有一个史学家能驾驭关于整个西欧和中欧贵族的历史文献。当然，我不主张，甚至也没有试图将这一分析向东延伸到波兰、俄罗斯和巴尔干各国。然而，冒这些风险似乎也值得，因为，史学家们对欧洲贵族的认识近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存在的真理坍塌了，并由此产生了重新评价贵族及其变迁方式的需要。

变迁本身的问题在这一重新阐释的过程中占有主要地位。直到最近，史学家们仍旧围绕危机和转变的观念来构建他们对近代早期贵族史的认识。保守主义史家们把这一时期视为曾经紧密结合的“贵族社会”衰落的标志，这个社会是通过令人尊敬的首领和粗野的侍从间的契约而建立的，它几乎没有受到市场算计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写作采纳的思路惊人的相似。经济变迁(据论证)必然重构社会统治集团：在近代早期，这意味着商人、工厂主和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的兴起，他们能够对范围日益扩大的市场经济做出适时的反应。而第三个集团，即按照韦伯社会学传统写作的史学家们，尽管角度略有不同，同样强调转变：这些史学家说的是，从普遍存在于自荷马时代到约1600年间的“野蛮、无知和缺乏自律”(这是这一观点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使用的词)到近代生活要求的比较自律的变革。这一“文明的进程”部分源于新经济的需要，部分源于近代国家的发展，部分源于新型的宗教与文化。所有这些都要求人们抑制其无政府主义的冲动，如果他们想保住职权与地位的话。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派学者也如此——统治阶级必须在一定意义上成熟起来，必须近代化，以应对近代复杂的生产组织和统治机构。

对贵族史的新探索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危机”和“转变”现在显然不适于作为描述贵族在这些年里的经历的术语。专家们发现，在欧洲的许多地区，贵族是一个复原力惊人的集团，这个集团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社会变迁中保住了财富和权力。本书强调他们生活中更加重要的延续。平民向贵族阶层的流动在中世纪晚期是常事，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个集团的经济行为早就具有了高度理性的品质，在某种程度上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品质难以区分。甚至对贵族的批评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可能从未存在过贵族代表欧洲社会中一种没有异议的观念的时期。

这些方面的延续并不意味着贵族的处境在近代早期没有任何变化。相反，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持续控制，需要不断的调整，而且时常是惊人的调整。因此，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区分出贵族的哪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哪些情况经久不变。我认为，这种区分在许多方面揭示了惊人的事实。本书试图展示：变化和延续在一个统治集团的生活中相结合的出人意料的方式。

如果延续的问题成为本书的结构要点，那么，我一开始就要对书中随处可见的另三个观点加以清楚的阐明。

首先，我认为，在全欧洲的贵族经历中存在着基本的相似性，至少在德国东部和波希米亚是这样。相似是有限度的。不同的社会拥有数量不等的贵族，授予他们不同的特权。然而，整个欧洲的贵族面对相似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也基本相似。在这一研究范围内，这种相似只能通过列举相同的事例来展示(而不是证明)，这些事例来自西欧和中欧的不同地区。读者会发现，这些例子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法国。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失衡反映了我本人对法国的学术兴趣，但它也反映了近代早期历史的重要现实。在那些贵族受到格外关注的社会中，法国并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法国是欧洲最大的国家，它提供了其他国家效仿的一系列范式，其内容涉及政治和文化。我认为，呈献在此的这一比较，在某些方面表明了这一模仿过程的力量；在其他方面，这一比较表明了整个欧洲共同经历的经济和文化潮流的程度。

第二个观点涉及本书探讨的变迁的起点，即中世纪晚期的社会。我认为，史学家们误解了近代早期的一些变化，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中世纪晚期欧洲视为一个传统社会，一个由荷马时代的野蛮和对往昔的崇敬共同统治的社会。如果我们注意到近代早期历史的其他方面，这一时期的变迁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表现。中世纪晚期社会绝不是如此稳定，以至于使其成员把往昔的习俗看做目前适用的指南；贵族也不是一个牢不可破的集团，以至他们视自己为无可非议的统治精英。我们不能把近代早期看做是贵族的“近代化”时期，因为，就许多方面而言，他们早在1400年就已经是“近代”的了。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将贵族在近代早期经历的最重要的变迁纳入一个整体的描述。我认为，通过逐渐清除其阶层中最贫弱的成员，贵族在近代早期的变迁中生存了下来。中世纪晚期有大量穷贵族，社会为他们提供了体面的位置，通常是充当富裕贵族的扈从，与其分享战争经历和文化。在近代早期，富贵族和穷贵族的这一集合体发生了分裂。要过上当时人认为符合贵族身份的生活，金钱变得愈益必要。正是通过他们的存在，穷贵族已成为这一社会阶层内部矛盾的象征。如今，他们成了无法忍受的嘲笑的对象，而且，由于无法维持其地位，他们愈益被全部逐出这个阶层。因此，在近代早期，贵族数量下降，但其平均富裕程度却有了提高。这是因为，穷困日益阻碍了获得成就和娱乐的途径，如今它们成了生活于贵族阶层的需要。

对这一进程的一种描述是：贵族在近代早期成为一个紧密聚合的社会阶级。这样的程式化描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阶级的解释，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贵族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化而不是更加趋同。中世纪晚期贵族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土地所有权；他们的17、18世纪后人拥有广泛的投资，有些人则完全放弃了土地占有权。然而，按照对阶级含义的不太准确的理解，我们能够熟练地说出阶级的形成过程。在主要方面，随着近代早期的历史演进，欧洲贵族相互间变得更加相似。他们在收入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减少了，他们开始共享更多的经历和期望。

最后我要说的是，任何以同情心去分析一个统治集团的企图，都有被误解为为其恢复名誉或赞同该统治集团的风险。对欧洲贵族——它对我们自身文化的影响仍旧很强——研究而言，对(本书这类)强调这一集团在文化和选择上的复杂性的研究而言，这个风险特别大。从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也把贵族看做一个凶暴的、剥削成性的统治集团，它的强盛高度依赖于对其他人的高压统治。至少就我们绝大多数人认为的合适的标准而言，近代早期的贵族社会并未提供最好的统治。但是，对这样一本书来说，谴责这个集团的缺点，显得尤为不当，它限制了我们对这一集团的思想及行为的内在逻辑的认识能力。更糟的是，它纵容了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优点的沾沾自喜。我们有自己的优点，然而就这项研究所考察的社会不平等和权力而论，它们也许是最渺小的。

最初是威廉·贝克建议我写作此书，而且自那以后，他既给予我鼓励，又提出详细的批评意见。我也感激他的同事——丛书的编辑们——的建议和修改。查尔斯·斯廷格尔以其特有的细心、洞察力和谦和阅读了全部手稿。我从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得到的资料支持，极大地有助于这一项目；在那个田园诗般的环境里居住的一年，让我反思并深化了书中的许多观点。

我最感激的是莉娅娜·瓦迪，她给这个项目带来了鼓励、批评和知识。她向我介绍了本书讨论的许多问题和材料，提出不同的解释并且改正了错误。尽管我们在一些特殊问题上有分歧，但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合作项目——因此这也是一种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