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周蕾是美国从文化研究的立志进行文化政治批评的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她在本书中通过可见的形象、文学的历史、叙事的结构和感情的接受这四种批评的途径，牵涉到中国现代性的各个方面：种族观众的构成、通俗文学中的传统的断裂、由叙事引发的一种新的“内部”现实的可疑结构以及性别、感伤主义与阅读之间的关系。该书也从电影影像、大众文化、主流文学及心理学等多重角度，剖析女性主义理论的洞见与不见，并检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女性主体的建立与反挫。

1990年代以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不仅要认知文学作品，还要顾及理论上的种种问题。《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即是用一些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方法，理论化地来研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家熟悉的文本与问题。

本书通过可见的形象、文学的历史、叙事的结构和感情的接受这四种批评的途径，牵涉到中国现代性的各个方面：种族观众的构成、通俗文学中的传统的断裂、由叙事引发的一种新的“内部”现实的可疑结构以及性别、感伤主义与阅读之间的关系。

该书也从电影影像、大众文化、主流文学及心理学等多重角度，剖析女性主义理论的洞见与不见，并检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女性主体的建立与反挫。作者进一步对“妇女”、“中国”、“现代性”等既定观念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提出质疑。

它并非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概括性的研究，也不是面面俱到包罗万象，全书提供讨论的都是以现代中国在文本中的主体性为议题，并把作者本人的阅读方式作为这种主体性的一个例证。

这是一本在海内外影响深远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名著，尤其是在如何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方面，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

中文简体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观看现代中国：迈向族裔观者理论的建立

第二章 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阅读一例

第三章 现代性与叙事——女性的细节之处

第四章 爱（人的）女人：受虐、幻想与母亲的理想化

鲁迅的《祝福》(1926年)

在鲁迅的《祝福》中，我们看见了20世纪文学中优势阶层与遭受欺凌的“他者”之间最具张力的相遇。《祝福》是个短篇小说，收录于小说集(《傍徨》之中，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叙事者于旧历年底回到他的家乡鲁镇，他碰巧遇见祥林嫂，这名乞讨的妇人以前曾经为他的四叔工作。祥林嫂向他提出关于死后灵魂的问题，叙事者对于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感到不安，而祥林嫂却在除夕夜的晚上死去。故事接下来的部分便回忆祥林嫂的生命历程。她是一名寡妇，开始的时候先到叙事者的四叔中当仆人。她显得身强体壮、安静且工作努力，很快地便赢得男女主人的欢心。有一天，她死去丈夫的家庭把她强行带了回去，要她改嫁，如此一来这家庭才能有钱替小儿子娶妻。经过无数抗议与企图自杀未遂之后，祥林嫂“退让了”。她的婚姻幸福，而且还生了个男孩。但是他第二任的丈夫很快地便死于伤寒。她尝试打柴、采茶与养蚕维生，但她的儿子却在她干活的时候被狼给叼走。不久后，她请求再替四叔家工作，但这次她变得迟钝、目光呆滞而且神情忧郁。因为她二度成为寡妇，被视为不祥的人，她不被允许从事祭祖工作相关的事情。这时她不断地重复叙述她小儿子是如何被狼给叼走的经历，她的偏执让她变成众人的笑柄。同时，她害怕死后会因为曾嫁过两任丈夫而受到惩罚，她花尽所有的积蓄捐了个门槛给当地的庙宇，相信这门槛可代替她“给千人踏，万人跨”，替她赎罪。祥林嫂既疯又老，而且患了失忆，她被四叔解雇而变成乞丐。

祥林嫂的存在能够诠释成为一种细节，她为传统特权阶级以及因启蒙改革而起的阶级所排拒，由此看来，鲁迅处理细节的方式，就伦理上而言，较巴金与茅盾来得有力。

从一开始，牵涉祥林嫂的叙事便无法与叙事者位置的矛盾脱离干系。像许多其他鲁迅的知识分子叙事者一样，这里的叙事者“主体”进入社会的方式是凭借着传统对于他完全献身于“读书”的要求。透过儒家文学教育而让他获得特殊的意识，使他立刻成为特权的受益者以及“文化”的捍卫者。然而，西方帝国主义的年代中，如此透过臣服而获取特权的方式受到挑战。两种无力感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上：首先，他们了解到以往所了解的“文学”不再是为了维持他的权力而运作；第二，作为中国国族主义者，他们看到他们的文明相对于西方而言，是完全绝望地呈现出断裂。因为这样的无力感，许多“他者”之事物首次进入现代中国文学之中，这些事物带着无法解释的情感过剩，到达感伤主义的境界。这些“他者”都是社会上受到压迫的，提供了投射出中国崩落场景的完全投射。祥林嫂的存在令人感到不舒服，她像是难以忘怀的关于中国之古老细节。

像巴金的《家》一样，《祝福》充满了离开的欲望。叙事者回到“我的故乡鲁镇”，但却补充道，他只是这样叫他而已；因为他已经不回去那里有好一阵子了，因此他只能待着忍受四叔的家中。叙事者刚抵达之际，这样平淡温和的不自在感(sense of dislocation)让“回家”转变成逃离的冲动：“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全集》，页157)然而，这样对于逃离的希冀究竟表示了什么？它所呈现的形式为何？当他了解到四叔与他在改革与现代化的问题上立场明显相互对立的时候，叙事者“离开”，退回到他的书房里去，退回到传统文人的沉思之中。这样的“离开”成为叙事其他部分的主调。叙事者无法忘怀他与祥林嫂的相遇，但如此的交会时刻同时也是种逃避，呈现出非常迂回不定的转折：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彩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想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一”她走了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糟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地狱？一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划，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竞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符，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全集》，页155～页158)

P165-168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1991年在美国出版，至今已经16年的光景。书中的第二章，谈及阅读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问题，这本来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结果只成了全书讨论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然而书的出发点跟论文的原意还是相近的。这就是在东西文化碰撞冲突的历史大气候下，主流文学文化与通俗文学文化的密切关系。

可能是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一直以来，对于所谓“低级趣味”或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通俗作品都有一份好奇心。博士论文的本来目的，是以德国犹太裔批评家本雅明(Walter Benjarnin)对于传统叙事的论点及对19世纪法国巴黎的观察，作为比较基础，去分析鸳鸯蝴蝶派作品(特别是张恨水小说)的典型叙事方式，尤其是其中对于中国现代都市百态的处理——希望借此探索出通俗文化与现代性之间，一些少为人尝试的思路。到了写书的时候，才醒觉到论文的做法，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贯的研究方法实在太大相径庭了，读者一定会看得一头雾水。所以决定重新构思主题的概念，加插了其他读者较熟悉的章目，补充了20世纪初期的文学资料，并强调了性别问题在中国现代表象中的重要性。整本书的范围，结果除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讨论以外，还包括了电影文化，重读五四经典文学的叙事方法，及感伤主义中涉及的母亲形象问题。

十多年下来，书的几大前提——包括电影理论与种种西方人“观看”中国的态度；通俗文学文化与主流文学文化的关系；现代小说叙事中的细节问题；以及性别政治在感伤主义表象里的特殊意义等等——这些大前提似乎都在西方(或者应该说北美)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领域里开拓了新的道路，愿意“上路”的人都很热烈，而沿路创新，将这些前提发扬光大的人也远比我意料中踊跃。当然，批评和贬斥此书的人也不少——这个，大概是所有具争议性的作品必经之途吧。

书的中文版，得到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协助，在1995年已由台北的麦田出版社以繁体字出版。这次承苏州大学的季进教授邀请，有机会在中国大陆以简体字发表，并且得到蔡青松先生帮忙把书重新翻译，我实在感到万分荣幸和感激。希望更多读者读过以后，给我更多指正。也希望此书在这个过程中，能引起更大的回响。

周蕾

2007年夏于美国罗得岛布朗大学

周蕾是美国从文化研究的立志进行文化政治批评的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我认为《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是她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她用一种书写的行为来达到文化的批判，非常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站在边缘来对抗主流。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 李欧梵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对现有批评典范的反驳，对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批判，以及广义左翼思潮的兼容并蓄，在在树立一种不同以往的论述风格，也引起中国研究以外的学者的注意。

——哈佛大学东亚系Edward C.Henderson 讲座教授 王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