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救国会的历史，兼及其代表人物的言论思想，对研究民国史和现代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历史，中间势力的历史，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以及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加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均有帮助；同时对当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建设，也有借鉴和启迪的意义。

本书以大量的历史文献史料、日记、档案、报刊资料、回忆、访谈录和部分日文资料，对救国会和救国运动的发生、发展与结束及其所起的历史作用等，作了较全面的叙述和较深入的探讨，评价力求客观公正。

本书以大量的历史文献、日记、档案、回忆、报刊、访谈和在日本、美国的档案资料，第一次全面披露了救国会的起因、发展与结束的历史。

前 言

第一章 救国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第一节 救国会成立的时代背景

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华活动

二 华北自治运动

三 国民党的对策

四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第二节 上海救国运动的兴起

一 爱国知识分子的抗日救亡呼吁

二 上海救国运动的兴起，各界救国会的成立

三 救国会和共产党的关系

 第三节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一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的公表

二 发表《团结御悔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

三 毛泽东致函高度评价救国会倡导的救国运动

四 关于反蒋抗日问题

 第四节 救国运动的广泛开展

一 国内及海外救国运动的开展

二 上海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章 国民党对救国运动的迫害。

“七君子”事件，救国无罪，人民的抗争

 第一节 救国会对国民党诬蔑的反击

一 国民党中宣部告国人书和救国会的辨正

二对国民党当局攻击的反驳

 第二节 国民党对救国会的镇压，“七君子”事件及其营救运动

一 “七君子”事件——救国领袖被捕入狱

二 日本是镇压事件幕后的策划者

三 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第三节 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

一 救国会劝促张学良、杨虎城抗日

二 “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的诱因之一

三 救国会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和主张

 第四节 救国会领袖对国民党继续迫害的抗争

一 江苏高等法院起诉书

二 诱降与反诱降

三 “七君子”等答辩状

四 法庭上的抗辩(一)

五 蒋介石态度的改变

六 法庭上的抗辩(二)

 第五节 救国无罪，人民的声援

一 新的营救抗议浪潮

二 救国入狱运动

三 “七君子”保释出狱，历史宣判救国无罪

第三章 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

为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奋斗(上)

 第一节 救国会抗战开始后的活动

一 发表宣言为民族生存而战

二 拒绝解散救国会

三 救国会内部的思想分野

四 出席国防参议会

五 高度评价国共第二次合作

六 支持政府军队英勇抗战

 第二节 抗战初期在武汉

一 筹组全国抗敌救亡总会

二 创办《全民周刊》，要求发扬民主和实现全面全民族抗战

三 参加抢救难童和组织妇女支援抗战

四 恢复救国会组织的努力未获成功

五 营救李公朴

六 《全民抗战》和《国民公论》创刊

七 参加国民参政会，提案保障人权和发挥民力等

 第三节 在重庆、桂林推动民主宪政运动

一 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

二 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参与发动宪政运动

三 再次试图恢复救国会组织又告失败

四 参与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

五 宪政运动的积极宣传者推动者

六 史良——妇女宪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七 《我们对于“五五宪草”的意见》的撰写与发表

八 对宪政运动归于失败深感失望

第四章 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

为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奋斗(下)

 第一节 反对国民党的迫害，坚持抗战民主立场

一 揭穿国民党的谣言攻势

二 生活书店被封，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

三 未能参与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建

 第二节 对《苏日中立条约》的表态

一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

二 救国会同人致斯大林函

三 条约的影响、后果及其他

 第三节 救国会在香港的活动

一 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二 《大众生活》重新创刊，《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的发表

三 积极宣扬民主政治，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

四 支持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公告成立

 第四节 新的民主宪政运动的中坚力量

一 正式加入民主政团同盟

二 借为沈钧儒祝寿宣传救国会抗战团结民主的政治主张

三 强调只有实现民主政治，铲除贪污腐败，才能挽救危局

四 响应共产党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

五 呼吁团结，反对国民党挑动内战

六 领导生活书店和峨嵋出版社出版救国丛刊丛书

第五章 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

 第一节 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奔走呼号

一 “不要叫胜利冲昏了头脑”，痛悼“一二·一”死难师生

二 陶行知创办《民主教育》，大力宣扬民主

 第二节 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一 改组救国会，成立中国人民救国会

二 中国人民救国会政治纲领

 第三节 对民主精神民主生活的大力倡导

一 《民主生活》杂志的创刊

二 撰文驳斥国民党反民主的谬论

 第四节 参加旧政协会议

一 在政协会议上呼吁和平民主

二 拥护政协会议决议，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保障人民民主自由

 第五节 政协会议以后

一 较场口事件，李公朴被殴伤

二 悼唁“四八”死难烈士

三 李公朴遇害，陶行知逝世

 第六节 谴责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和改组政府

一 不承认国民党一党片面的“国大”及其所制定的宪法

二 揭穿国民党改组政府的骗局

三 中国人民救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宣言

四 反对国民党强迫解散民盟

 第七节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一 在香港参与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领导民盟走向“一边倒”

二 响应中共号召，开展新政协运动

三 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六章 救国会的结束

 第一节 成立救国会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宣告救国会结束

 第二节 余音

附录 救国会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并形成一种潮流。1932年10月，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墨索里尼抱有巨大的帝国主义野心，企图重新建立新的罗马帝国，并采取了一系列侵略扩张行动，先后侵占了希腊科尔岛，征服利比亚，进攻埃塞俄比亚。此外，在奥地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都建立了极权主义政权。

在亚洲，日本在二十年代末期，法西斯势力控制了军部，实现了军部法西斯化；军部要挟内阁摒弃政党政治，建立军事独裁。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制定了灭亡中国的计划，它的侵略目标首先指向中国的东北。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曾向日本呈送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根本政策》(即《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强调：日本要控制亚洲大陆，掌握满蒙权利是“第一大关键”。因此，1931年9月18日它在沈阳向中国军队挑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亡。1932年初，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视线，并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又在上海挑起战端，布防淞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抗战爆发。淞沪抗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其企图在三个月内占领上海的狂妄野心未能得逞，但日本却如愿以偿地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

1933年1月，日军攻占了山海关。2月又开始向热河进攻，并迅速占领了热河全省，然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华北局势日趋严重。守卫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激于爱国义愤，奋起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在长城受挫后，转回滦东，占领了密云、遵化、唐山等22个县。与此同时，在察尔哈东部的日军从赤峰出发，进占商都、张北等县。在大片国土沦丧，平津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再次向日本妥协，5月31日，同入侵日军关东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协定”第一条规定：“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的战车并未就此中止前进，而是进一步往南开向华北，在华北实施大规模扩张和分离政策。1934年下半年，日本陆军与海军，经过多次密谋策划，一致确定了在华北根绝排日、削弱国民党势力，和南京中央政权分离的政策，并得到日本政府的核准。日本在华北的目的是促使“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势”，不论华北政权的主要班底由何人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特殊关系。日本希望出现四种结果：“(一)华北五省独立；(二)华北五省自主；(三)河北省为中心建立自治地带；(四)设立局外中立裁兵地区。”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决策，在中国的关东军积极予以推行。1935年1月初，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侵华会议，到会的有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驻中国的重要军政长官。会议着重讨论分离华北问题。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随即演变的以分离为目标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便是日本对华北分离政策的具体实施。是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共同商定，以制造事端为作为提出条件的借口，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将该五省做为和日本领导下的满洲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一个自治区域。”

5月初，两个亲日汉奸报人胡思溥和白逾桓在天津先后遭暗杀殒命。紧接着，原在热河的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因受日伪“协剿”，撤退到长城关外，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日军认为这两件事均与国民党当局有关联，以此为借口，5月29日，日本驻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国民政府军政部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撤出驻河北的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禁止全国排日运动。在日本的威逼下，南京政府再次对日妥协，7月6日，何应钦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汪精卫同意复函梅津，称：“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中日双方达成这一协议，史称：“何梅协定”。这样，日本又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部分主权，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继“何梅协定”之后，土肥原又以所谓“张北事件”为由，胁迫察哈尔省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签订所谓《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在南京政府的训令授意下，秦德纯同意日本的下列要求：对张北事件表示遗憾，将肇事者免职；撤退排日机关，尊重日本在察哈尔的正当行为；二十九军撤出昌平、延庆大村堡长城一线以东及独石口至张家口一线以北地区；同意日本在察哈尔设置机构，聘请日本人为顾问，不干涉日本在内蒙古的活动等。根据这一协定，日本实际上控制了察哈尔省的北部地区。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使华北几乎成为非武装地带。随后不久，日本即以武力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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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会的全称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cc全救会”或“救国会”。它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影响下，组织起来的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仍简称救国会)。全国解放后，鉴于救国会历史任务已经完成，1949年12月在北京开会宣告结束。

救国运动的倡导者们，在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挺身而出，抵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为反对日本侵略，挽救祖国的危亡而大力奔走呼号，起了巨大的启蒙宣传作用。国民党政府出于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极力摧残救国运动，并悍然逮捕了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投入苏州狱中，成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由此而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抗议营救浪潮，并成为西安事变的导火线之一。“七七”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内形势丕变，国民党转向抗日，“七君子”始被释放出狱。

救国会对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抗日战争进程和社会进步，均起了不小作用。同时给共产党输送了大量的抗日救国青年，对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救国会倡导的抗日救国运动，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并积极参与了营救“七君子”的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救国会为争取抗战的全面彻底胜利和争取人民民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它参与发起联合各抗日党派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成为它的一个左翼政派。民盟对推动大后方的抗日民主宪政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胜利结束后，救国会继续为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解放而奋斗。

救国会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14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从弱到强，直至取得全国胜利的14年。救国会为了把祖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灾难和黑暗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救国会的历史，将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部分而载入史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杜重远及其他为救国运动和民主运动而献身的人的名字，将和千百万中国革命英烈们的名字一起，青史长留，永垂不朽。

撰写阐述救国会的历史，兼及其代表人物的言论思想，对研究民国史和现代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历史，中间势力的历史，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以及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加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均有帮助；同时对当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建设，也有借鉴和启迪的意义。

本书以大量的历史文献史料、日记、档案、报刊资料、回忆、访谈录和部分日文资料，对救国会和救国运动的发生、发展与结束及其所起的历史作用等，作了较全面的叙述和较深入的探讨，评价力求客观公正。书中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