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通过对陆九渊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的全方位评述，条分缕析地挖掘了象山心智哲学的文化历史意蕴和道德主体精神；通过对朱子学、象山学和阳明学的大尺度评述，简明扼要地比较了心学外化道路与理学内化道路的时代精神特征与民族文化品性。

陆九渊是我国南宋时期最富有个性的哲学思想家和文化教育家。在程朱理学集大成之际，他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最早发现了理学内化道路潜在的支离倾向和教条隐患，成功地开拓出一条自吾心上达宇宙的外化道路，为宋明新儒学思潮从朱子学到阳明学的心学转向创造了必要的学术条件。

本书紧紧围绕新儒学思潮的天人内外合一之道，从伦理价值本体和道德实践主体对偶连通结构切入，大量采纳了符号逻辑的模型论思想和现代数学的拓扑学方法，积极借鉴了存在现象学的还原分析技术，通过对陆九渊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的全方位评述，条分缕析地挖掘了象山心智哲学的文化历史意蕴和道德主体精神；通过对朱子学、象山学和阳明学的大尺度评述，简明扼要地比较了心学外化道路与理学内化道路的时代精神特征与民族文化品性。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社会危机与学术拯救

一、封建社会的结构危机

二、儒教伦理的学术拯救

第二章 志向宇宙与立足吾心

一、穷究天地之际，省悟内外之事

二、应举进士之业，走向心学之路

三、赶赴鹅湖之会，讲解义利之辨

四、演说《春秋》之旨，奏对“医国”之策

五、创建象山精舍，出任荆门知军

第三章 道外无事与事外无道

一、皇极大道论：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二、人民正理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三、制度公德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四、圣贤本心沦：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第四章 艮背无我与行庭无物

一、“无二”意境的思想渊源和渐进层次

二、“此心”的现象学还原：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三、“此理”的代数学拟议：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四、“此道”的拓扑学连通：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第五章 易简工夫与支离事业

一、心性内外之理：朱陆理论思维道路比较

二、天人分合之际：朱陆逻辑结构起点比较

三、诚明先后之序：朱陆伦理价值测度比较

四、道器阴阳之极：朱陆范畴系统终端比较

第六章 发明本心与推致良知

一、学绝道丧心有病：陆王心学解蔽理论比较

二、天地之性人为贵：陆王心学主体精神比较

三、心物同体无内外：陆王心学思维路径比较

四、体用一源无限隔：陆王心学本体承诺比较

五、知行并进方有功：陆王心学践履工夫比较

六、赏心何必中秋节：陆王心学审美意境比较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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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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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第二年，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抵达福建崇安县访问朱熹。在五夫里寒泉精舍，两人一同阅读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著作，赞叹北宋四子学问博大，思想精深，遂掇撷其要，编成《近思录》十四门，作为理学入门之书向天下推行。在吕祖谦起程回浙东时，朱熹远送至江西上饶鹅湖寺，依然恋恋不舍。为了使朱陆二学“会归于一”，吕祖谦向朱熹提议，约请“江西二陆”前来相会。吕氏的这一提议，“其意甚善”，随即得到朱陆双方的欣然响应。

赴会前夕，“江西二陆”先行统一思想。作为兄长的复斋先生首先建议：“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兄弟二人遂相互辩论，彼此致诘，各自陈述其学术主张。直到深夜，陆九龄由衷地表示：“子静之说是。”第二天早上起行前，陆九渊再请兄长陈述其说，以示谦逊与恭敬。陆九龄坦然地讲：“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极是。”当下口赋七言律诗一首，表白其心学立场：

孩提知爱长知钦，

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

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

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

须知至乐在于今。

陆九渊听后，连连称赞，并恳切地说：“诗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兄长反问道：“说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陆九渊从容地回答道：“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诗。”

到达鹅湖寺，正是春末夏初之际。朱、吕、二陆及各自的随从弟子，临川太守赵景明以及江浙地区的部分学者，群英聚会，盛况空前。

P100-101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  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  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  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  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  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  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  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  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作为后生晚辈，有缘加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稿人行列，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无比的喜悦。为此，首先我要感激导师张立文先生的真诚推荐，感谢《丛书》编委会各位主编先生和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诸位工作人员的热情关怀与鼎力支持，以及洪修平先生、张祥浩先生对本书初稿修改所提出的宝贵建议。

遵循匡老在《丛书》总序里提出的指导思想为陆九渊作评传，课题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攻关性质。这一方面是由于传主本人的生平经历和社会事功都比较平凡，学术主张又过于“易简”，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之外，“全无伎俩”。虽有极高明的理论思维，却始终不露形迹，不立文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陆学具有极大的边际性和模糊性，其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是诗意地领悟着的精神意境。只有到了无我无物的言说顿断处，才能窥测其精粹的道德蕴涵。象山学的思想地位又介于朱子学和阳明学之间，学术思想兼容心学外化道路和理学内化道路的运演规则。加上长达四百多年的朱陆同异之辨，使陆九渊思想的学术真相更加郁而不发、暗而不明。

接受课题以后，主要以导师张立文先生所著的《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为范本和原型，沿着以下四个维度，进行了延伸性研究：

第一，加宽历史背景幅度。在第一章里，将陆九渊的生平经历和象山学的形成过程，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传统哲学文化分久必合的结构危机之中，按照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两条坐标轴，对整个评传的历史时空进行了初始设置。

第二，加重思想传记量度。在第二章内，用六万字的篇幅，对陆九渊的家族变迁、家庭生活和早年经历，进行了翔实的追溯性研究。特别是对象山学从萌芽、发育到成熟的全过程及其关键性的转折时期，都作了详尽的动态化述评，力求使传记部分成为思想家理论思维演算、精神意境提升和道德人格完善的拟真画卷。

第三，加大理论评析力度。在第三和第四两章中，以范畴逻辑结构及其人文和合精神为导向，系统地评析了象山心学“道外无事，事外无道”的基本原理和“艮背、行庭、无我、无物”的最高意境，启动和贯彻了符号逻辑的模型理论思想和现代数学的拓扑映射方法，引进和借鉴了存在现象学的还原分析技术，其中对陆九渊皇极大道论、制度公德论以及心智易学的系统解释和综合评析，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意义。

第四，加长学派评比尺度。在第五章和第六章，通过对朱子学与象山学的横向特征比较和对象山学与阳明学的纵向发展比较，在长达四百年的文化历史空间内，对陆九渊的心智哲学进行了大尺度和长焦距式的定性评价。

具体人物具体评传，具体思想具体评价，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实事求是过程，是一场跨越历史时空的学术思想对话。最需要的态度，是格外尊重时代精神的历史选择。最恰当的立场，是悉心守护民族文化的精神故土。倘若满足于标签式地粘贴“唯物”和“唯心”等封条，或机械地照搬“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等术语，那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活灵魂的肆意割裂，而且也是对时代精神历史选择的恶意嘲弄和对民族文化精神故土的任意践踏。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以前，所有的社会历史理论在总体上都是唯心主义的，没有哪一位思想家能够有幸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如同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以前，没有哪一位物理学家能够彻底冲破牛顿绝对时空观的局限一样，是由人类认识史的必然规律客观制约着的。

中国古代思想家，生活在相对封闭和独立的伦理文化圈内。无论是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还是明阴阳之界、探心性之原，他们都是在心物体用一源、内外和合一道中，创造性地进行理论思维的。因此，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古代思想家既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的自然哲学信念，同时又有“万物皆备于我”的心智哲学情怀。“为天地立心”，是他们献身学术文化事业的神圣职责。这些浑然与万物同体的“仁且智”者，在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之夜，用心灵感受宇宙变易，用生命体证人文大道，用智慧点燃文明火炬，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唯物史观的东方先驱。

我们没有理由谴责世界之夜的“仁且智”者，更没有权利苛求黎明之际的东方先驱。

我们只能虚心地聆听“仁且智”者的忧患心声，虔诚地理解东方先驱的痛苦沉思。

正是出于这些既合理又合情的思考，本书重在思维逻辑道路上下求索的追问过程，志在古今学术思想平等对话的意境模拟，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灵魂与中国传统文化大智慧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渗入到文稿的整个操作系统之内。

从去年9月签订合同到今年8月定稿打印，中间六易提纲，三变底稿，殚精竭力，紧张而充实地度过了三百多个日日夜夜。能在短期内攻克难关，如约交稿，得益于现代高科技为文稿撰写提供的微电子技术。除运思谋篇外，本书从资料分类收集整理到逐字逐句润色修改，均采用电脑操作。虽然书稿成本倍增，但是，若能因此而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程添加一块精美的瓷砖，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奉献一份勤劳的薄礼，作者从中得到的回报，将是情意更加浓厚、感受最为亲切的知足之乐。谨以此情此感，告慰匡老对中国思想家研究工程的宏大遗愿和对中华民族文化后继者的无限期望。

祁润兴

1997年11月30日

于内蒙古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