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海外学者眼中的“他者”，中国回族穆斯林始终是“熟悉的陌生人”。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历史、文化及其日常生活的研究和阐释，也始终是海外学术界历久而弥新的话题。

本书主要对西方学术界(包括日本)近百年来的中国回族穆斯林及其伊斯兰文化的研究进行了历时性回溯，并结合当代的多学科理论进行了历史性分析。作者立足中国回族的历史和现实发展，进行积极的回应与评论，并对西方学术界在严谨的治学、理论及深度思考与论述中的优长等方面，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

本书对西方学术界(包括日本)近百年来中国回族穆斯林及其伊斯兰文化的研究，进行了历时性回溯，并结合当代的多学科理论进行了历史性分析。同时，立足我国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发展，进行积极的回应与评论，对西方学术界在严谨的治学、理论的深度思考与论述中的优长等方面，作出了客观的肯定和评价，同时，将西方学术界对我国社会和民族历史现实进行“想象”、“建构”的一些臆想论断，提出了批评和反思，并对一些有失偏颇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这是我们把握自己、认识他者、促进文化交流的一种尝试和实践，也是我们今后更好地从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努力方向。

序

西方学术界有关回族穆斯林的研究：一个简单的回顾

他者的眼光：海恩波笔下的贵族穆斯林文化

 一、关于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史研究

 二、关于中国穆斯林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三、简评及其他

东方主义式的想象与演绎：以斯拉列对中国穆斯林的研究

 一、生平与著述

 二、《穆斯林在中国》：一个社会学的框架

 三、三个阶段的文化演变过程

 四、相关评论

 五、批评与反思

“熟悉的陌生人”：李普曼有关回族的研究

 一、李普曼及其著述

 二、结构与大致内容

 三、地方史(Local History)研究：作为“边疆”的甘肃

 四、术语使用的困难

 五、对“民族范式”和文化冲突论的批评

走进田野：杜磊对回族的人类学研究

 一、杜磊及其回族研究

 二、四个回族社区

 三、简单的评论

消费：现代化”：玛丽斯·吉莱特有关西安回族的研究

 一、现代化与消费

 二、日常生活的民族志

 三、清真寺与阿拉伯化

 四、食品与文明

 五、婚纱的年代

 六、消费与现代化

 七、简短的评论

回族社区的历史变迁：迈克尔·狄龙对中国回族的研究

 一、对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初步研究

 二、对回族穆斯林社区的拓展性研究

 三、简要评论

文明对话中“回儒”细想的价值：村田幸子对回族思想的“研读”

 一、文明对话的时代需求

 二、多元文化的传手：“回儒”

 三、思想的闪光轨迹：村田幸子对“回儒”的解读与阐释

 四、结语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穆斯林妇女：水镜君、玛利亚·雅绍克的清真女寺研究

 一、主题：中国清真女寺

 二、内容与框架

 三、简短的评论：多个作者的合作与咄咄逼人的女性主义

历史文献学的视野：唐纳德·莱斯利对中国回族穆斯林文献的研究

 一、西方文献学谱系中的中国伊斯兰文献

 二、对中国伊斯兰文献的连续性研究与分析

 三、对回族穆斯林汉文译著中阿拉伯文、波斯文原著的突破性研究

 四、结语

走出“狭隘的想象”边疆政治与龙戴维眼中的潘泰”起义

 一、被误解的事件

 二、想象“彩云之南”

 三、从谴责“汉奸”到“灭回”实践

 四、“汉奸”观念

 五、“排回”敌意

 六、重新审视“潘泰”起义

 七、危险的二元论

 八、总结与比较

文化认同、知识网络及其社会互动：兹维·本多对晚清回族穆斯林文化史的研究

 一、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知识背景及其范式转换

 二、回族穆斯林教育网络与《经学系传谱》

 三、汉文译著代表人物及其集体贡献

 四、汉文译著与穆斯林的知识及认同

 五、行动中的文明对话

东邻的关注：日本学术界对回族的研究

 一、第一阶段：(1910年～1930年)

 二、第二阶段：中国回族伊斯兰研究的繁荣时期(1930年～1945年)

 三、第三阶段：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第三个时期(1945年～1980年)

 四、第四阶段：近三十年来日本学界的中国伊斯兰研究(1980年至今)

 五、结语：日本研究中国回族伊斯兰的特点

 六、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相关研究文献索引

后记

《回回原来》是广泛流传在中国穆斯林中间的历史记忆文献，作者至今已不可考，全书为1册，约4.5万字，该书的成书年代与版本源流也难以考证。该书主要追述了回族穆斯林的起源，内容大致为：唐王夜梦妖怪人宫，召来西域缠头人镇妖，通过一系列诗歌说唱方式，西域缠头人向唐王介绍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各种功修，以及儒、释、道诸教的比较。唐王感佩于伊斯兰教义，知清真为“两世大道”，伊斯兰教为“天外之天”，于是敕封“清真可谓正教”，敕封来使掌管钦天监。唐王还“即选三千唐兵留止西域，选换三千回兵来中国，生育无穷”；书中还记述了明代燕王定都北京，北京出现妖怪，搅乱朝纲，朝廷又从南京换迁回民400户，并修建4座清真寺镇守北京各处，四座寺被分别命名为普寿寺、法明寺、清真寺、礼拜寺(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1994：234)。《回回原来》与后来的《西来宗谱》以及《灵州回回》的口头传说资料，都从历史与文化的演进中，诉说着中国穆斯林先民在中华大地扎根、生存并发展起来的文化轨迹与历史记忆的渊源。在今天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野中，这些弥足珍贵的口述文献，在研究中国穆斯林历史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弥补实证主义史学的传统研究格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与阐释价值。

此外，在重视中国穆斯林内部流传的诸如《回回原来》等文献记载和口碑资料的同时，还主要考证了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几大著名的清真寺和碑铭。如考察了西安市化觉巷清真大寺的《创建清真寺碑记》《阿拉伯文石碑》，还有1746年乾隆皇帝撰写的碑文(汉、满两种文字)，刻有三种文字(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的广州墓碑(1750年)等碑文铭刻及其实物，对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的建筑风格，福建泉州清净寺的建筑风格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同时，还拍摄了实物照片附在书中，给人以直观而清晰的说明。这些资料也作为丰富的地方实物资料，从多个方面证实了中国穆斯林在祖国各地的日常生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足以弥补正史的不足与缺漏的珍贵佐证资料。

2．从词源学上考证了“回回”名称的来源

在20世纪初，“回回”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它指当时中国境内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包括如今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成员的先辈。而且“回回”一词在不同的历史社会环境和条件下有许多变化，其外延与内涵也随时代发展而有所演化。

海恩波认为，当时的中国将所有穆斯林通称为“回回”或“回族”，而且把伊斯兰教一般称为“回回教”，有时也叫做“清真教”(即纯洁而真实的宗教)，或者称为“小教”等，“小教”是相对于中国主流社会的正统儒家而言。这一说法只是说明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并不是全部的解释，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回回”中的“回”的本义是“从别处到原来的地方”，是“返回”的意思。这一字面意思也与“伊斯兰”一词的本义“归顺与顺从”相吻合，所以在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终极关怀陈述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即“复命归真”，就是具有深刻的生命意义的指归之所在。所以，明清以来的回族穆斯林汉文译著家们也在著书立说中谈到了对“回回”、“回”的一些创造性解释，还有在回族穆斯林民众中流传的如《回回原来》等史料中，对“回回”也有独到的见地，即“回是指暂时存在于现世的人，死后灵魂回到另一个世界；回是指从错误的意念中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回是指人由幻觉回到现实中”。这是一种比较切合回族精神世界的哲学化解释。

从元代以来的中外文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回回”一词与“回纥”、“回鹘”等名称有一定的历时性联系，但在具体的使用中，却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且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往往将这三个词混淆使用，对后来的历史考证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所以，包括海恩波在内的国内外一些学者，大多认为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的“回回”一词，源于“回纥”、“回鹘”，这是一种简约性的论断，仍然是值得历史学、民族学研究人员继续探讨的课题之一。P21-23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兄弟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成员，共同创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从古到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沐浴着中华文明的历史风雨，秉承“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美美与共”、团结进步的文化理想与信念，铸造了各自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个性。当代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又为每一个民族注入了新的时代营养和发展动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和谐共进的时代潮流，进一步推动着各个兄弟民族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提升民族品格、强化民族素质，逐步迈向一个精神刚健、思想包容、心灵自由、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时代水准与高尚境界。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年轻有为、充满活力、勤劳朴实的民族，是一个吃苦耐劳、昂扬向上的民族，也是一个注重今世、向往后世、追求“两世吉庆”的民族。她吸纳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丰厚营养，又承载着世界性的大文化——伊斯兰文化的优良传统。两大古老而伟大的东方文明之河交汇，共同哺育了回族人民，塑造了回族独有的民族气质、个性和文化内涵。回族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回族的民族精神血脉中始终流淌着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共通因子，传承着两大文明中最具文明底色的基质。

作为一个世居中国的少数民族，回族历史地形成了散居中华大地上“大分散、小聚居”的空间居住格局。从浩瀚南海的天涯海角到祖国最北的齐齐哈尔山村，从苍茫天山脚下到水天相接的鼓浪屿渔村，从冰雪皑皑的青藏高原腹地到郁郁葱葱的东海之滨，都有回族人世代居住和生活于此。回族人民历来与汉族等兄弟民族比邻而居，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濡以沫，互通有无。在历史上，回族与各个兄弟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通，与中华民族同兴衰、共荣辱。特别是近代自1840年以来，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无论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久经历史考验与磨炼的回族人民，与无数中华英烈一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甘洒热血，无私无畏，高奏了一曲曲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书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彪炳史册的壮丽篇章。回族人民虽经岁月冲蚀，饱经沧桑，但爱国爱教的精神长存，信仰坚定、刚毅进取、奋发有为、与兄弟民族团结奋斗的风范永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全国各族人民进入了划时代的全新的发展阶段，回族人民获得了新生。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回族人民当家做主，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回族人民在祖国的怀抱中，政治地位得到提升，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回族杰出儿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乐于奉献，为祖国的建设，为国家的富强，为民族的振兴，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宝贵而杰出的贡献。

1958年我国唯一的省级回族区域自治地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翻开了回族历史长卷上崭新的一页，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民族宗教政策的巨大魅力。五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指引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历届自治区党委、政府带领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奋发努力，勇于实践，开拓创新，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发展变化，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宁夏社会科学院努力发挥地方优势和民族特色，与兄弟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为创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回族学而不断探索奋斗，在回族学研究方面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奉献了一些叫响宁夏、享誉全国的精品力作，在区内外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回族学研究成为宁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园地和窗口。

在全区上下共同迎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为了提高宁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文化“软实力”水平，充分展现自治区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总结经验，继往开来，特别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回族学研究，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宁夏社会科学院提出了向自治区五十大庆文化献礼工程——《中国回族历史文化》丛书的撰写任务。经过编委会和承担这一任务的全体作者的辛勤工作，该丛书即将与读者见面。

《中国回族历史文化》丛书的作者以宁夏社会科学院从事回族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为主，吸收了区内的学者参加。该丛书主要涉及回族文化、回族艺术、西方学术界对回族的研究、回族教育、回族思想、回族文学、回族商业经济等领域，撰稿者大都是宁夏社会科学院该研究领域的中青年骨干力量，学有专攻，有些领域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开拓性，是对回族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丰富。当然，囿于主客观条件，写作时间较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回族学是一个多学科、宽领域、多层面的新兴学科，需要我们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知难而进，勇于进取，善于创新。当这套丛书面世时，我希望这既是对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新的起点，今后的路更长，也更艰巨和更富有挑战性。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探索中，作出更大的努力，迈出更快更好的步伐。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春光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克洪对本丛书的编写出版给予了具体指导，宁夏社会科学院原任院长吴海鹰教授作为本丛书的策划者，在前期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自治区五十大庆办公室、自治区财政厅对本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宁夏人民出版社为本丛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心血和努力，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是为序。

二○○八年八月八日

中国需要了解和认识世界，世界也一直在认识和了解中国。自从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以来，西方世界日益扩大和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历史及其现状，使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宗教与社会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空前关注，也引发了西方世界(包括东邻日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界的多领域、多学科的研究和探讨，并逐步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涵盖领域广泛、成绩显著的“国外中国学”这一西方世界的“显学”。

在长达170多年的西方世界“中国学”研究中，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世界的关注点与理论倾向也随着西方社会自身的需要而在不断调整。但总体上来说，西方世界的“中国学”研究，既有可资我们借鉴的理论创新、独到见解、优秀成果，使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成果，认识到“他者眼光”中的我们自己，从而为我们自己的发展提供积极的参照和反思，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世界的诸多研究戴着强烈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冷战思维和新帝国主义等有色眼镜。在数量庞大的“中国学”研究著述中，一些观点、论证和论断充满着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东方主义”的“想象”、“臆断”和“虚构”成分，对西方世界客观、公允而理性地理解中国社会和各民族的历史、现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导、误读和误解，也有碍于实践全球化时代人类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之间的“文明对话”精神。所以作为中国学人，有责任、有义务从第一手资料入手，清楚西方世界“中国学”研究中弥散的理论和认识上的迷雾，从而达到知己知彼、知彼知己。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与西方学术界平等、友好、相互理解的学术交流与对话，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界和学者面对的时代挑战和考验。

本着这一目标，在本书中对西方学术界(包括日本)近百年来中国回族穆斯林及其伊斯兰文化的研究，进行了历时性回溯，并结合当代的多学科理论进行了历史性分析。同时，立足我国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发展，进行积极的回应与评论，对西方学术界在严谨的治学、理论的深度思考与论述中的优长等方面，作出了客观的肯定和评价，同时，将西方学术界对我国社会和民族历史现实进行“想象”、“建构”的一些臆想论断，提出了批评和反思，并对一些有失偏颇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这是我们把握自己、认识他者、促进文化交流的一种尝试和实践，也是我们今后更好地从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努力方向。

本书的研究与写作，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语言与文本的挑战。书中要对每一个学者的学术背景、学术理论及其研究主题、方法作出论述、分析与评价，而且大多是以英文原著和相关研究为第一手材料。研究与写作过程，既是对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回族穆斯林问题、中国伊斯兰学术脉络的重新认识、梳理，也是对自己的挑战和提升。我们的合作是愉快而有效的。马雪峰博士负责承担了绪论、第2章、第3章、第4章、第8章的撰稿；丁克家博士承担了第1章、第6章、第7章、第9章、第11章、第12章的撰稿；同时，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苏敏女士撰写了第5章、第10章。我们对她的加盟和鼎力支持表示深深的谢意!全书最后由丁克家博士作了整体修改和统稿。

本书能够忝列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大庆献礼项目，倍感荣幸。首先要感谢宁夏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感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以及自治区民委、宗教局领导和同仁的鼎力支持和协助，还有宁夏人民出版社民族文。化编辑室的杨过主任、李秀琴副主任、纳莉编辑的热诚、认真和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让我们感动，也使我们结下了真诚而美好的学术合作友谊。最后，谨向所有支持我们的领导和同仁、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开展对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回族、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研究，是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也是“国外中国学”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里，我们只是作了一个全景式描述的初步尝试，要系统地研究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回族、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仍需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同侪共勉!

丁克家马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