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张立春出生在徐州城，下放插队在徐州农村，后又担任过中国第二大铁路编组站徐州北站的站长，每天指挥着气势壮观的滚滚车流，仿佛时刻倾听着淮海大地的心跳，因而拥有着对徐州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体验和文化牵挂，这让他有了骑着单车寻访淮海战役旧址的业余爱好，也让我们获得了有关淮海战役的这个独特读本。

作者带我们穿过历史的硝烟，走进战争的现场，用目光凝视建筑、遗存，用双手触摸石碑、老墙，用心灵感受往日的硝烟迷雾和落定六十年的尘埃。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传奇、丰满的十人桥故事；看到了大智大勇的粟裕忍受的伤痛；看到了影片《集结号》没有展示的更沉重的背景——淮海战役中有11752名失踪的解放军战士，因为没有“谷子地”为他们证明，许多人无法被确定为烈士。

作者对一路行程、对历史事件都是娓娓道来，但我们还是能从他平实的文字中感受到涌动的激情。本书不仅是以平民的视角对淮海战役进行的一次深度解读，更有着对历史、对命运的现代感悟。

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弱胜强，歼敌807万，创造世界战争史上奇迹的同时，也付出了牺牲26万，失踪19万的巨大代价，再次诠释了五星红旗是烈士鲜血染红的道理。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本该是内容最丰厚、最具感知度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但解放战争战场上的英烈载入史册的似乎并不多。

淮海战役过去六十年了。作者通过对战场旧址和在此发生的故事的探索和考证，展示了那场大战中瞬息万变的局势和令人回味的奥秘。

写在前面

郯城 那座石桥……

贾汪 使命和抉择

碾庄寻旧

狼山 徐东阻击战的丰碑

十人桥 永远清新的故事

宿县 老城墙和福音堂

走进双堆集

文昌宫和小李家

蔡洼 将军的足迹

无奈的归宿

陈官庄 历史的选择

不死的魂灵

徐州 永远的精神和曾经的印记

附 淮海战役大事简记

后记

文昌宫和小豪家

淮海战役总前委 历史上第一个总前委

文昌宫 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地方

小李家 淮海战役总前委驻扎时间最长的村庄

安徽濉溪的临涣镇，是浍河边上的一个小镇。据说浍河以往的名字叫涣河，临涣就是以此得名的；后来河的名字改了，而临河小镇的名字却没有改。

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皖北小镇。这里不是茶叶的产地，可这里的人都喜欢喝茶。镇上一条几百米长的街面上竟然开了十多家茶馆，以至有人把这里称作“茶镇”。这些茶馆里最有特色的就是“棒棒茶”，那是把茶叶的梗发酵了做成的。这里居民的饮茶习惯，据说始于明代，至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这在皖北一带是十分少见的。

我第一次去临涣，是在一个“五一”黄金周。头一天，我和两个朋友从徐州骑车到了宿州，第二天一早又从宿州出发去了双堆集，然后又折回头向西，在傍晚时到了临涣。我们在街上找了一家茶馆坐下来，要了一壶“棒棒茶”和一包炒花生。也许是太累了，太渴了，反正我觉得那“棒棒茶”真的是棒极了。那茶，汤色红艳，味道甘美，茶水倒入杯子，高出杯口而不溢。茶老板告诉我们，镇上所有茶馆沏茶用的水都是古镇南端的龙须泉的水，说是有专家来考察过，那水是高品位的矿泉水。茶馆里邻桌几个年长的茶客更是津津乐道地向我们讲起了小镇远远近近骄人的历史，那茶喝起来显得更有一种特殊的滋味。

这里早年曾是苏、豫、皖贸易交往要埠，过往商贾甚多，小镇亦曾盛极一时。至今小镇上和周围一带还留下很多古迹，在证实着它往日的辉煌。

当然，最让小镇上的人们骄傲的，是镇上有一座文昌宫，淮海战役期间，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临涣的文昌宫始建于唐代，原名尚书宫，又名藏书宫，后来还曾改名叫昌帝庙。有人说，这里还做过武则天出巡江南时的行宫。直到宋朝末年，这里才易名为文昌宫，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在中国千百年科举制度的环境中，人的命运的改变常常和读书有关，所以，对文昌帝和文昌星的崇拜是不足为奇的。以往，几乎所有的州府县衙都设有文昌宫，只是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罢了。

临涣文昌宫的大门坐西朝东，门上有出厦翘角筒瓦铺面的马鞍式顶脊，很有些特色。整个院落分南北中三进庭院，有十多间房屋，青砖灰瓦，古朴而典雅。这里一直是历代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据说，白居易、孟浩然等人也曾流连于此。

1948年11月11日，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带领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从河南柘城迁来此处，在这里工作到11月22日。在这期间，这座文昌宫不但是中原野战军的指挥部，还因为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时，总前委的书记和常委都住在这里，而使这里成了淮海战役总前委最早的工作地点。2006年，国务院将此处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用的名称就是“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

中央军委最初考虑的淮海战役，主要是由华野来打的，主要战场在淮阴、淮安、海州、连云港一带。中野的主要作用是牵制徐州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以做好战役的配合。所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太大的必要在中央和两个野战军之间再形成一个新的指挥层次。

1948年10月30日，大战在即，中央军委电令中野和华野应于11月8日同时发起攻击。而当时，华野和中野基本上没有多少联系，此时的粟裕对于中野至时究竟会怎样打并不知底。他分析了未来战场的形势，深刻地感到这场战役的复杂性，认识到了中野的配合对于保证战役胜利的作用和意义。于是，10月31日，粟裕致电中央并转陈毅和邓小平，提出：“不知陈军长邓政委所部能否于齐晚发起战斗，请陈邓示复。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第二天，中央就复电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明确了：“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华东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有十六个纵队和四个旅，而中原野战军参战的只有七个纵队和两个旅，且中野最初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华野作战。按照一般的惯例，在同一战役中，如果有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战场上的指挥员或者是参战部队多的指挥员来实行战役的统一指挥。在中央军委作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以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是因为他对战役整体发展有着更深层次和更加长远的考虑。

中野政委邓小平当然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他二十三岁就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党和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陈毅，虽然也是老资格，但此时的身份却有些特别，他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可同时又是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从1948年6月开始，陈毅就离开了华野而一直在中野工作。这一非常罕见的情况的出现，是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的。很多史料和研究结果都已经证明，当时华东局主要负责人饶漱石等采取许多不正常的手段，制造矛盾，欺骗中央，排挤陈毅，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时，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和邓小平曾两次要求中央将陈毅调到中野工作。1948年5月，中央从全盘工作考虑，为了便于工作，决定将陈毅调出华野。当时曾准备任命粟裕为华野司令员，但粟裕坚辞不就，并恳请中央让陈毅留在华野，这才出现了陈毅已经离开华野，却又仍然身兼华野司令员和政委的特殊情况。粟裕深知邓小平和陈毅的影响力，请他们出马对战役实行统一指挥：应该说，粟裕的考虑是真诚而成熟的。

当时，在区域位置上，刘伯承在豫西，邓小平、陈毅在河南柘城，与当时设想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主战场相距甚远。

在具体条件上，当时陈、邓一直随中野四纵行动，而四纵与华野的电台根本就无法沟通，也就无法进行直接的联系。所以，从客观上讲，“统一指挥”的技术条件尚不十分成熟。以至于陈、邓在接到中央电报后，当即向中央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裕、谭震林方面多直接指挥。”

由此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把“统一指挥”的重任压在了老资格的邓小平和陈毅身上，应该主要是基于对战役发展的新的考虑。它的作用也许更多的是强化一线战役指挥系统的整体性和权威性，强化华野和中野的协同作战意识。

淮海战役最初的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1月6日战役打响之后，徐州的国民党“剿总”认为解放军要攻打徐州，特别是11月8日何基沣、张克侠率部在贾汪和台儿庄一线起义，更使刘峙等人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中央军委判断徐州之敌有可能向南转移，因此，从11月9日开始，接连几次电令中野派主力部队迅速南下，攻克宿县，以切断徐州之敌的南下之路。

临涣的位置就在宿县的西面三十多公里处。11月lO日，刘伯承由豫西战场赶到商丘的柘城，与陈、邓会合。次日，中原野战军指挥机关即随主力部队南下，到达了临涣镇，入驻文昌宫。并于当日在这里召开了各纵队指挥员会议，部署了攻打宿县的任务。

P106-113

每个人都会对自己家乡发生的事情多一份关注，这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从小生活在徐州，所以，就对发生在这一带的淮海战役很感兴趣。凡是和这场战役有关的东西都愿意去留意，总觉得那里面有一些熟悉的东西，那些故事读起来显得亲切而真实。

前些年，爱上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骑上自行车到处跑跑来调整身心。慢慢地，这爱好越来越浓重，骑行的本事也大了起来，居然有了一天骑行二百多公里的纪录。让我真地从中获得了不少快乐。

骑行在徐州周围，常常可以看到许多淮海战役留下的痕迹，听到不少当年的故事。慢慢地，一个仿佛留藏在心底许久的念头进发了出来：到当年的战场上走一趟，去感受和探寻那场旷世大决战的壮美和深邃。就这样，竟然一发而不可收。

于是，每有闲暇，我的自行车就会驶向那些昔日的沙场，去探寻那些纷杂的足迹，俯拾散落在那里的故事。我的寻访，有时是约上几个好友一起前往，而更多的则是只身单骑。淋过雨，挨过饿，也迷过路，可获取最多的始终是一种充实的心境。

淮海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重大战役之一。其作战区域之广，变化之快，战况之惨烈，整体情况之复杂，历史意义之重要，都是十分罕见的。战役遗留下来的旧址和为此修建的纪念性建筑之多，恐怕也是其他战役无法比拟的。

但是，在寻访那些旧址的过程中，我还是有一种“来迟了”的感觉。昔日的许多建筑和村镇已经面目全非甚至荡然无存，根本无法在那里找到能印证史实的蛛丝马迹。我的寻访，并没有过多地刻意去采访那些当事者，但也从不放过能见到他们的机会。只是能见到的当事人已经不多，能够清晰地讲述当年史实的当事人就更少了。同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回忆录和资料又常会有些不够详细和准确的地方。这些，都给寻访和考证平添了许多困难，甚至常常会让人感到一种困惑。我不是历史学者，可我却在寻访之中多少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真正历史学者的艰辛和神圣。

同专业人士相比，我的寻访也许是有些缺乏历史和军事方面的功底。但我还是愿意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力去认识和记录这些过程，努力探求一些似乎别人没有太专注过的东西，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那些已经脍炙人口的故事。尽管，这些在大方之家看来也许是浅薄和好笑的。

探讨与战争有关的事情，你当然无法回避社会和政治的考问。也无法不去思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常会让人感到过于沉重和痛苦。可是，每当带着些许的疲惫突然找到了一处旧址或纪念地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人着实有些兴奋。在那里，在一番探访之后，我常常会找个地方坐下来，望着那些山、那些桥、那些房屋或那一片无垠的土地，构想着当年那些我并没有经历过的情景。那时，思绪常常会走得很远……

我一直在想，人是无法经历和见证比自己生命更长的历史的。可是，我们许多的意识和思维却都明明是从那些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历史中承接和滋养的。这些旧址上演绎出的历史所形成的信息和提炼的理念，已经无可非议地成为我们意识活动中一个有机的部分。所以，我总觉得解读历史不仅是在丰富自己，也是在了解和完善一个更完整的自己。

当年那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战争的创伤早已被悄然抚平。然而，那些无言的山，无言的桥，无言的房屋和墓碑，却依然清晰地见证和记录着无数有志之士为了这共和国的诞生，为了他们的理想和信念所作出的奋不顾身的追求。这是值得景仰，值得认真地去解读去记取的。

许多历史我们没有经历，而我们却没有权力忘记。

这些年，写过不少东西，可还从来没有出过一本书。试着把几篇笔记编成这本集子，没想到会这样难。毕竟，那笔记是给自己看的，可以随便涂画些什么，而印成书则就不一样了，来不得半点含糊，做起来，还真让人战战兢兢。

淮海战役的这些旧址，我并不是一下子跑完的，而是断断续续跑了很长时间。一开始，并没有计划形成这本书，因此，笔记也就记录得很不完整，重新整理起来觉得很费些功夫。为了准确核实一些东西，或者想摸准一些感受，很多资料就不得不重新去读，很多地方更是不得不重新去跑。2007年秋冬之交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骑车把这些地方几乎全部重新跑了一遍。(实话实说，也有个别地方是借助汽车去的。)有的地方前后算起来竟去了七八次之多。

现在，总算把这件事情做完了，虽然连我自己也不是十分满意。

今年，是淮海战役六十周年，我前些日子重访那些旧址时，看到那里的人们都在做一些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许多地方都在整修和充实内容。也许，当这本书问世的时候，那些地方已经变得更加充实和完善。毕竟，这场大决战还是留给了我们很多财富，值得很好地弘扬。

为了这本书，徐州市史志办公室主任宋余东、副主任武钰栋等同志倾注了不少的心血。淮北党史研究室的任予俊、淮海战役研究会的傅继俊、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局的张明莉等专家和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徐州铁路经营集团蔡福华董事长、王明飞书记等领导更是在各方面全力支持我做成了这件事。我的叔叔、老新闻工作者张成珠和我的同事刘永亮、王维治、郝胜利等人以及我的骑友毛建国、刘卫东也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在寻访中，许多原本素不相识的人给我的帮助，也让我始终感激着他们。没有这些帮助和鼓舞，也许根本就不会有这本书。

很奇怪的是，写完了这本东西，自己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觉得要读的书和该做的事情都多起来。也许，这就是这本书给我自己带来的收获吧。

张立春

2008年3月于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