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李的马关和谈是19世纪以来最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一幕。无论是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还是李鸿章的努力周旋，都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历史的情怀和驱动力。——读了这个东西，你才会有一种爱国的真实愿望。只有了解历史，爱国主义才是有根的。也就是说，爱国首先不是一种观念，而是对历史的经验及其体认。

《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记录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因甲午战败，清政府派遣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马关议和时的五次往复辩难。

《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记录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因甲午战败，清政府派遣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马关议和时的五次往复辩难。

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

 第一次问答节略

 第二次问答节略

 第三次问答节略

 第四次问答节略

 第五次问答节略

附录

 遣使议和

 傅相议和

 台民抗约

 列国舆论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后两点半钟，仍在原所与伊藤、陆奥会议。

李云：承备馆舍甚佳，有宾至如归之乐。谢甚！

陆云：前备行厨相待，乃中堂辞却，只得遵命。

伊云：中堂昨交停战节略，现已备复。

即将英文朗诵；另备华文交参议阅后转呈。

陆云：英文字句较为明晰。

罗道即将英文译诵一遍。

李云：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竟欲占据？

伊云：凡议停战，两国应均沾利益；华军以停战为有益，故我军应据此三处为质。

李云：三处华军甚多，日军往据，彼将何往？

伊云：任往何处；两军惟须先定相距之界。

李云：两军相近易生衅端；天津衙门甚多，官又将何为？

伊云：此系停战约内之细目，不便先议；试问所开各款，可照办否？

李云：虽为细目，亦须问明；且所关甚重要，话不可不先说。

伊云：请中堂仔细推敲，再行作复。

李云：天津系通商口岸，日本亦将管辖否？

伊云：可暂归日本管理。

李云：日兵到津，将住何处？

伊云：俟华兵退出，即住华兵营盘；如不敷住，可添盖兵房。

李云：如此，岂非久踞乎？

伊云：视停战之久暂而定。

李云：停战之期谁定？

伊云：两国互商；但不能过久。

李云：所踞不久，三处何必让出？且三处皆系险要之地，若停战期满和议不成，则日军先已踞此，岂非反客为主？

伊云：停战期满和议已成，当即退出。

李云：中、日系兄弟之邦，所开停战条款未免凌逼太甚！除所开各款外，尚有别样办法否？

伊云：别样办法，现未想及。当此两国相争，日军备攻各处；今若遽尔停战，实于日本兵力有碍。故议及停战，必须有险要为质，方不吃亏。总之，停战公例分别两种：一则各处一律停战，一则惟议数处停战；中堂所拟乃一律停战也？

李云：可否先议定哪几处停战？

伊云：可指明几处否？

李云：前承贵国请余来此议和，我之来实系诚心讲和；我国家亦同此心。乃甫议停战，贵国先要踞有三处险要之地！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

伊云：中堂来此，两国尚未息兵。中堂为贵国计，故议停战；我为本国计，停战只有如此办法。

李云：务请再想一办法，以见贵国真心愿和。

伊云：我实在别无办法。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停战系在用兵之时，应照停战公例。

李云：议和则不必用兵，故停战为议和第一要义；如两国尚相战争，议和似非诚心。

伊云：若论停战，应有所议之款；如不能允，不妨搁起。

李云：现如不议停战，议和条款可出示否？

伊云：中堂之意，是否欲将停战节略撤回，再议和款？  李云：昨日初次会议，已说明，向来说话不作虚假，所议停战之款，实难照办。

伊云：中堂先议停战，故拟此覆款；如不停战，何妨先议和款。

李云：我两人忠心为国，亦须筹顾大局。中国素未准备与外国交争，所招新兵，未经训练。今既到如此地步，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如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和好，必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如天津、山海关系北京门户，请贵国之兵不必往攻此处；否则，京师震动，我国难堪，本大臣亦难以为情。且此次争端，实为朝鲜起见；今华兵业已退至奉天，贵国之兵，惟尚未到直隶耳。如贵国之兵不即往攻天津、山海关直隶地面，则可不必议及停战，专议和款。

伊云：局面竞至于此，非余之过也。战端一开，伊于胡底，讵能逆料？此次交战之始，本大臣无时不愿议和；而贵国向无议和之诚心。自今以往，局面又将大变。所以议及停战，必须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为质。

李云：以此三处为质，日兵不必实据，但立作质名目之条款何如？

伊云：设停战之限已满，而和局未定，所指三处又将与日本开衅矣。

参议云：不必停战；但议和之时，定一限期，不往攻三处，可否照办？

伊云：如此办法，与交战无异；和局未定，彼此相攻，终当相拒。

李云：可否请先示议和条款？

伊云：然则停战之议如何？

李云：停战暂行搁起。

伊云：停战一节，未曾定结，恐议和时又复重提。

李云：顷闻贵大臣谈及停战有两种办法：一为一律停战，一为指地停战；今不攻天津、山海关等处，即为指地停战之办法。

伊云：中堂停战节略，系指一律停战；本国之兵散处■远，实难一律停战。而所指数处停战，本大臣细思，无法可保。且指地停战，系于战场上会议而言；此处距交战之处甚远，所以不必议及指地停战。

李云：即请贵大臣出示和款！

伊云：此事业已说过，宜先将停战之议搁起。

李云：停战之款，未免过甚，万做不到；但既请我来，必有议和条款。

伊云：议和之款，业经办好。

李云：即请见示！

伊云：现在停战之议不提否？

李云：停战之款，既难应允，且无别种办法，姑讲和款。

伊云：中堂所交停战节略，是否撤回，抑或拟复，声明不能应允。

李云：照此办法之后，又将何为？

伊云：或再行议和。

李云：如此语气，尚未定准；贵大臣不云和款已备乎？

伊云：看中堂复文如何。

李云：本大臣拟复文云，“停战之款，万难应允，姑且搁起；即请会议和款”云云。是否如此办法？

伊云：中堂初见停战之款，云应先仔细推敲，以后再复；顷则遽云“万难应允”，还请中堂再想为是！

李云：迟数日再复。

伊云：几日？

李云：一礼拜后。

伊云：太久！

李云：假如复以不能做到，以后是否即商和款？

伊云：应请中堂将所呈停战之款，仔细商量，或节略抽回不提，然后再商量和款。惟本大臣不顾贵大臣已将停战之议搁起，于议和时又复提及。

李云：和款一定，战即不议自停。

伊云：贵大臣究竟几日答复？

李云：四日后答复。

伊云：三日须复，愈速愈妙。

李云：议和条款，不应如停战条款之太甚！

伊云：我想并不太甚。

李云：只恐过甚，难以商办！

伊云：此正两国所以派使臣会商也。下次会议日期，可各先定。

李云：且待细想。复文办妥后，或面交，或差送。

伊云：听便。

李云：复文办好，即遣人定期相会！

伊问陆奥，答应如此办理。

李云：惟愿贵大臣力顾大局，所拟和款，务须体谅本大臣力所能办则幸矣。

伊云：本大臣亦愿力顾大局，有裨两国，但不知贵国以为何如耳。

中堂乃离席，各散。P11-19

今年(2008)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110年。一个自信的民族，其对失败的纪念与对胜利的纪念其实同样重要。

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回报，在这个年份里，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中国人把这视为一项“胜利”，更视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果实。无可疑义，这确实是一颗滋润的果实。但是，如果把坐标放到戊戌年作思考，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颗迟到的果实。——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回望一下“戊戌”，对我们会有特别的启迪。

在此，我们选取了几部旧籍，把它们重新刊印，算是对那场失败的一种纪念。这种选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件，它至少与马关和谈(1895)和庚子国变(1900)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失败的事件。因此，我们选取的旧籍，就不是集中在戊戌变法这一个点上，而是力求展现出它前后的照应。

我们选取了这样三本书作为它核心的展示点，它们是：《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劝学篇》、《庚子西狩丛谈》。

伊李的马关和谈是19世纪以来最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一幕。无论是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还是李鸿章的努力周旋，都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历史的情怀和驱动力。——读了这个东西，你才会有一种爱国的真实愿望。只有了解历史，爱国主义才是有根的。也就是说，爱国首先不是一种观念，而是对历史的经验及其体认。

《马关条约》签订后，直到戊戌变法开始，中国有了一段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大约两年)。这时期的典型标志，首先是士大夫上书问政的频繁与热切，其次是近代性传媒(报刊)的爆炸式的产生，还有就是学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而戊戌变法，正是这场思想解放的一种成果。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选取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变法屡带夸张的亲笔记述，而是选取了张之洞的《劝学篇》。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有两个界面，一方面，是少数“精英”的现代性观念的现实输入；另一方面，则是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努力适应与痛苦挣扎。在这两个界面中，后者可能蕴含着更多的历史真实心态。有一个数据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在变法期间，《劝学篇》印制的数量，约两百万册，而康、梁的那些观念，则并不普及。——这正是我们选取《劝学篇》的理由。

庚子国变(与此相关的概念，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是这场失败的现实伤痛，但至此，近代中国人开始真正趋向坚忍的努力。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开端。《庚子西狩丛谈》是晚清笔记中最好看的一种，也是实录，所以我们选取了它。

这三个选择，可能有点另类，但我们认为是合适的。我们的工作在于：三个文本，我们都找了若干参照性的文本作为旁例，希望能使读者由此窥见历史的更广大的幅员。比如说，《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我们采用了《中日战辑》、《东方兵事纪略》等文献作为参照；《劝学篇》我们采用了康有为那几篇“上皇帝书”等作参照；《庚子西狩丛谈》则采用了《庚子国变记》与《拳变馀闻》作为参照。我们希望，这能成为一种有张力的阅读。

这三项之外，我们还选取了其他几部旧籍进行刊印，特别是选取了两部小说。一部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一部是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这两个文本，透射出的，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精英对现代性的理解和体认，有极大热情，又有极大局限。这在今天看来，是有启发的。

上禀出版之衷。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化普及编辑室2008年10月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