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友，福建永定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编审，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

本书是其作品之一，该书以开阔的视野、精选的历史画面、宏大的叙事结构、深刻的解读论述、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示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发展道路之抉择和民族复兴之画卷。

该书以开阔的视野、精选的历史画面、宏大的叙事结构、深刻的解读论述、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示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发展道路之抉择和民族复兴之画卷。该书是向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献礼作品。

序篇

第一集 万古江河

第二集 开启国门

第三集 深圳破冰

第四集 潮涌珠江

第五集 继往开来

第六集 中国之路

开启国门，开启国门。

多次走出国门、亲眼见识了“什么是现代化”的邓小平，以他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告诫国人：“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选择哪里率先对外开放呢？深思、熟虑、比较、权衡……邓小平终于下了大决心：“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一些，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1979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完习仲勋、杨尚昆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深圳，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算准确。不一会儿，他把手里的香烟往烟灰缸里狠狠一按，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当年陕甘宁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50号文件”，非常明确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珠江有幸，濒临珠江出海口的深圳、珠海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担当起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角色！

后人评述历史时，也许会发出赞叹：一个伟大的社会事件就这样诞生了！

如此说来，应当这样表述：历史在珠江拐了个弯，当邓小平毅然选择了珠江，同时也在珠江两岸拉开了改写当代中国命运的序幕！

世人皆知，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人类世界迎来了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大扩张。在此期间，因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大分裂又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却令本来可以进入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戛然而止。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了。

正是这个来自韶山冲的农民的儿子，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率先觉醒了，并以大智慧大谋略把握住风云激荡的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在波谲云诡的多事之秋真正抓住了历史机遇——人民大革命。

显然，毛泽东所领导的这场以千百万先烈浴血奋斗为代价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无论其历史规模和社会内涵，都为这个孱弱的东方民族注入了勃勃生机。

在创建新中国的礼炮声响过不久，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展开大规模国家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同时也踏上了一条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之路——为日后启动改革开放伟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必备条件。

领袖和政治家们都在苦心孤诣地寻求中国发展的路径。

早在1936年7月15日，刚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就曾经预言：中国取得独立之后，可能大规模引进外资。

1956年，毛泽东又告诫全党说：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从地球上被开除球籍！

1956年春节，欣逢毛泽东到广东视察，他老人家高高兴兴地在广州珠岛宾馆过了一个中国农历新年。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领着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急匆匆赶往毛泽东住处，他们要汇报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

1955年印尼万隆亚非会议之后，亚洲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如火如茶进一步高涨，使该地区的富商巨贾们(包括不少华裔富商)惊恐万状，纷纷将大批资金转移到相对稳定、自由的香港规避风险。一时间香港几乎变成了“金港”。

陶铸请示毛泽东：能否捕捉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采取灵活政策网开一面，利用香港这批巨资快速推进珠三角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沉思良久，尔后又走出宾馆，在绿荫小路上一圈又一圈踱步，直至临上游艇时才告诉陶铸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带回北京商量。”

也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试图以商品经济突破既定经济模式的最早尝试了……

然而，困于东、西方冷战大格局，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机遇又一次擦肩而过……

无独有偶，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吴有恒以“方集”为笔名，在1956年8月5日的北京《大公报》上发表《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作用问题》一文，公开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并举广东农民为什么不肯种花生为例：“怎么搞的？我一担花生卖给你，你把油榨出来了，把渣子卖还给我，还要向我讨更多的钱……”

次年，吴有恒被贬至广州造纸厂任车间副主任，却最终成就了一位作家。

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1957年始，每年一届春秋两季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俗称“广交会”)在广州隆重登场，堪称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交易中心，也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贸易场所……

“广交会”的重要贡献，更在于为日后广东的改革开放开通了坚实的市场渠道。

1961年6月，陶铸在视察宝安县时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来游览。”为此，陶铸曾不辞辛劳先后六下宝安“支招”。于是，宝安外贸局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1962年，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

在中国经济学界素有“北孙(冶方)南卓(炯)”之称谓的广东经济学家卓炯，即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概念，自然毫无例外地被斥之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深、港边界于1951年被关闭。从此，铁丝网、瞭望楼和武装巡逻队成了这条边界的基本配置。

也正是这一年(1962年)，深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波大规模逃港潮。港、深两地经济的巨大落差，无疑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效应：多达十万之众的人群突然汇集在罗湖桥口岸，连树上都爬满了人，随时准备扒上火车，随时准备冲过香港新界……

离罗湖口岸近在咫尺的罗芳村，村民们千方百计夜以继日不惜冒死从深圳河北岸逃往南岸的香港新界，直至逃过去500多人后又建起了一个新村，村名却依旧叫“罗芳村”……为什么？据后来广东省委专门派出的调查组调查：同样以种田为业，深圳河北岸的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34元，而河南岸的香港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則高达13000元。

于是，从广东省政府到宝安县政府各级部门紧急动员，层层堵截，严控边境线……然而，智慧的逃港者选择月黑风高夜，用几床棉被铺在三米高的铁丝网上，照样一跃就翻过去了……

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1962年，有6万多人经宝安县偷渡进入香港，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

2006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8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1961年后的三年间，内地共有近16万人偷渡到香港。

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末内地就有人大量逃港，在60年代初达到顶峰。

当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曾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并实地察看了收容站。时值盛夏，蚊虫叮咬，当习仲勋在收容站看到被遣返关押的衣衫褴褛的农民们时，他哭了：“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有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1977年冬，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听取“关于广东逃港事件”的汇报时，老人家一直脸色凝重，突然，他插了一句话：“看来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末了，又说了句：“这件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令汇报者面面相觑，如坠五里雾中……

若干年后，深圳特区前身宝安县的领导干部这样反思：那时逃港的民众用一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在贫穷窘迫的现实面前，人民群众嘴上唱社会主义好，心里都嘀咕肚子没有吃饱。这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辛辣地讽刺过的那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人们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与过去的逃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大陆人越来越少偷渡香港，反而出现丁香港居民移居大陆的现象。

香港规划署调查发现，到2001年已经有4万多香港人移居大陆，近两年更是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底，香港人在大陆自置的物业数量达18.16万个，共有近9.2万港人在大陆居住，多集中在深圳、东莞和广州。

同一座罗湖桥，见证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变迁。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之初，一位西方经济观察家曾经善意地指出：如果中国利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1952年搞计划生育，1954年搞生态保护，1956年开始经济改革，60年代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今天能够达到的综合经济指标，将会是目前的九倍。

历史不是“如果”链，而是一条因果相涌的长河。

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下降至2.5%；

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与日本持平，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25%；

1959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95%，居第12位，到1980年，下降到0.75%，居第32位。

邓小平则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

由于世界东西方冷战长期对峙格局，随后中苏关系的迅速恶化，再加上“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等天灾人祸，连一生豪气冲天的毛泽东，也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未来。

1961年，来华访问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此时的毛泽东颇为清醒而冷静地答道：“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在1962年1月30日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更坚定、更理性地预言：“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需要一百多年时间！”

毛泽东又何尝不想尽快打破被封锁的僵局。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重病中的毛泽东对尼克松此行十分重视。为迎接尼克松的到访，他老人家二十多天前就主动配合医生治疗他的肺部感染，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强制锻炼身体，不停地练习起立、蹒跚走路……这一天更是怀着很少有的高兴，专门请来理发师理了发、刮了胡子，早早就坐到中南海游泳池室内的书房兼会客室里等待了……一俟接到尼克松专机已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的报告，他当即传话给周恩来：“立刻会见。”

毛泽东时年已79岁高龄，他老人家是在拼着生命的余力奋然推开国门啊！

P22-30

一

30年前，张胜友以饱含忧患意识、富于批判锋芒的报告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20年前，他又以极具思辨性和前瞻性的影视政论作品，再度饮誉文坛。张胜友宝刀不老，近期推出的电视政论大片《珠江，东方的觉醒》，实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双丰收和双突破，进一步确立了其作为我国影视政论作品创作领域领军人物之一的地位。

二

张胜友，福建省永定县高陂镇北山村人氏，1948年出生于普通乡村教师家庭。当睁开那双童稚的眼睛，映人他瞳仁的是翠绿的山峦和清冽的溪水，以及青山绿水间那贫瘠的红土地和世代劳作世代贫困的客家村民。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每逢周末，他和他弟弟总是并肩伫立村口，眺望远处，眼巴巴地企盼在外乡执教的父亲早早归来，好用父亲一周来节食省下的一包糙米熬粥充饥。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他被迫辍学回乡，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农耕生涯，农闲时则外出修公路、筑桥梁、挖水库、开矿槽、打零工，走村串户当裁缝，备尝人间歧视之苦。

幸运的是，张胜友们并没有完全被社会遗忘。1977年冬，在恢复高考的竞争中，张胜友终于圆了大学梦。跨入复旦校园，适逢“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便在黄浦江畔经受了一场急风暴雨的洗礼，从幼稚走向成熟，完成了一次痛苦而有意义的思想嬗变。1982年，他迎着春光步入《光明日报》报社大门，走上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身为大报记者，他积极投身于时代大潮之中，走南闯北，捕捉着社会转型期的每一根社会神经，为人民呐喊，为改革助阵。

特殊的生年，将张胜友们置于两个时代之间。他们经受了一个时代退隐的痛苦，又领略了一个时代崛起的惊喜。于是，他们注定要扮演“过渡者”的角色，并为此付出全部青春。可贵人生的可怕错位，使张胜友领受到生活的严峻与艰辛。不同寻常的人生印记，不能不引发他苦苦思索，促其走上求索之路，也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素材。同时，艰苦的生活也给他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砺，造就他那不屈不挠的生存意识和大山般的稳重而坚强的性格，培养他那甘于寂寞、近乎宗教徒式的献身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剧烈变动的社会思潮和现实生活哺育着作者，激发起他空前的创作欲望和创作热情。张胜友马不停蹄，日夜趱行，奋笔疾书，记录下一个个时代镜头，至今已向读者奉献了14本报告文学集和25部影视政论作品。评论家称，张胜友的创作“已经构成了一个强大阵势，影响文坛影响社会。这些作品熔注了作者对于中国、世界和人类，对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沉思索，气势恢宏磅礴，充满历史感，给人以强劲的震撼力，从而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哲理追求和艺术风格”。

当年，每逢夜幕降临，山村一片寂静，张胜友便拖着一天劳作之后显得疲惫的身子，坐到案前，展卷夜读。起初，他有一种被世界遗忘的感觉，常常迷失于漫无目的、没有尽头的阅读之中。后来，受到生活的触动，加上理性的觉醒，他便有了创作的冲动，司空见惯的生活画面顿时生动起来：白天开山炸石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平日里接触过的人人事事蜂拥而至，就像夜空的星星那样繁多那样炫目。蛙声阵阵，流水潺潺，昏黄的煤油灯下，一支老旧的“金不换”笔尖，刷刷刷地在稿纸上涂划了起来……一大叠作废的稿纸换来了处女作《禾花》。这个短篇小说习作发表于永定县县级刊物《工农兵文艺》。当自己的心血凝聚而成的铅字展现在眼前的时候，作者惊喜之余任由泪水尽情地流淌。如实而言，处女作尚嫌幼稚粗糙，但清新可喜，字里行间透露出年轻作者的苦功和灵气。其时，主编《工农兵文艺》的省委宣传部下放干部、散文家张惟，慧眼独具，及时发现这株带着泥土香味的新苗，把他要来身边当助手。不久后，张惟又把这个勤快的小伙子带到龙岩，共同创办了地区级刊物《闽西文艺》，并利用这一文学园地，团结、组织起一大批作者，特別是年轻的作者，在远离喧嚣的政治而地处东南一隅的闽西山区，凭着两双手、四条腿，居然把这个小小的文学期刊办得有声有色。后来，趁着筹备“纪念红四军入闽五十周年和古田会议五十周年”的有利时机，借助各路人马风云际会之便，大力挖掘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潜力，推出一大批影响省内外的各类作品，并且培养了许多日后颇具影响力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和宣传文化等部门的领导者，举其要者有：张胜友、舒婷、何东平、王光明、张志南、方彦富、黄启章(已故)、陈耕、谢春池、陈元麟、朱家麟、邓汉征、洪群、陈小培、邱滨玲、黄瀚、尤长兹、马卡丹，等等。

张胜友作为这一支文学新军中的一员骁将，在繁重的编务之余，致力于散文创作。他的散文作品具有格调高、气派大的特点，在当时福建省文坛小有名气。张胜友“身为下贱，心比天高”，从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立志向更高的目标奋进。记得有一回我和他一同参加在长汀举办的创作班。正值三伏天，著名作家何为顶着蒸腾热浪，挥汗写作。张胜友一边恳请这位散文大师指点迷津，一边废寝忘食惨淡经营。197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战地”副刊在头条版位发表张胜友的《闽西石榴红》。这篇散文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熔铸于闽西石榴盛开的情境之中，精巧的构思、精致的布局和绚丽多彩的语言，不仅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实感，让读者从中获得美感和启迪，而且以其颇具力度的笔触及正面把握生活的艺术投影方式，初步显示作者的创作才华，并预示作者未来创作的发展路向和广阔前景。

《闽西石榴红》的发表和散文创作的成功，在张胜友漫长的文学创作道路上筑起第一座里程碑。这是作者整条创作轨迹上不太起眼却不可忽视的一个标杆。当然，以作者后来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和今天的批评标准，回过头去考察作者早年的作品，我们尽可以找出许多不愜人意之处——那个时代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投下的阴影，以及写法上的拘谨和生涩，等等。然而，这些难免于幼嫩与粗浅的试笔学步，是日后创作的有益训练。

……

《韩诗外传》曰：“忠之道有三：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通观张胜友的文学创作，他当属“大忠”之士。他笔之所至无不坦诚直陈，扬善而不隐恶——当言利则言之利，毫无媚语虚言；当言害则言之害，绝不闪烁其词。在《光明日报》报社当记者的时候，他说：“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作家，我虽然不能站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去冲锋陷阵，但我可以用手中之笔为改革吶喊助阵，扫除障碍。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方式来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当走上作家出版社领导岗位之后，他又说：“以改革推动王作，以工作实绩检验改革成效，这应当是单位负责人眼下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往我只能在纸面上设计改革方案，现在我能够把自己作品里的改革蓝图，结合单位情况，付诸改革实践中去。”无论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写改革，还是作为领导者置身于改革的风口浪尖，张胜友都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他励志忘生，只顾玩命地写，落了个衣带渐宽双鬓染霜，“在五月就挥霍了夏季”(拜伦诗句)。好心的朋友都劝他歇歇，他笑着说：“累是累坏，但乐在其中。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作家是幸运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充满挑战性的社会运动，每天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又适应了影视政论片这种借助于现代传媒手段、受众面广的写作形式，所以乐此不疲。”“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杜荀鹤诗句)。张胜友以惊人的毅力日夜趱行，博釆深掘，不断向读者和观众奉献一幅幅开阔恢弘、色彩斑斓的改革画卷和社会生活图景。作为一名以笔为利器为改革大潮推波助澜的著名作家，张胜友对中国改革和中华民族复兴情有独钟。他是为之说了真话，出了大力，尽了责任，做出了实绩，也为之付出了真情和代价的一名正直有为的作家。张胜友享有“改革作家”的美誉已经20多年了，今天看来更加名副其实而当之无愧。

2008年5月25日修改于鹭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