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中国的力量逐渐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中国影响世界、中国引领世界必将成为历史的潮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中国的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书旨在以研究国际大国外交为契机，深入思考中国在外交上应该采取的策略和规避的风险，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本书立足于探讨大国关系变化的趋势和规律，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变化以及新局面谈起，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格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非关系的和平发展，以及国际政治中的话语霸权、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等等。本书旨在以研究国际大国外交为契机，深入思考中国在外交上应该采取的策略和规避的风险，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大国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大国关系认识的发展轨迹辨析

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与对外开放新主题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格局与中国发展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

亚太多边安全的理念与实践研究

东亚金融合作：机遇、挑战和对策

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

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思考

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

美国行为的信仰根源——基督教与美国理想主义价值观

和平发展战略、六方会谈与中美关系

人权观差异与中欧关系

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及全球影响

非洲问题与中美欧关系

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

压制还是对话——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话语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第一次在实质意义上的兴起，使国际关系正经历巨大变化。非西方国家的兴起并参与到国际机制和国际体系中，正渐渐改变着国际决策机制和西方主要的国际社会的主导话语权。

2003年10月，高盛公司提出了一个“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四国正成为最具潜力的经济增长国，并在报告中指出，在未来50年时间内，金砖四国将成长为世界主要的强大经济体。②这四国都属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政治体制不同，在西方看来，俄罗斯是典型的威权主义国家，中国是共产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巴西与印度则是实行西方民主政治但民主质量并不高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文明属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属于东方文明，而俄罗斯和巴西则是西方文明的边缘。但是，这四国的经济具有同一性，都是典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利用全球化的历史机遇，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成为冲击美国霸权的主要力量。所以，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改革是这些国家崛起的两大原因。2005年底，高盛公司又推出“新钻11国”——成长潜力仅次于金砖四国的11个新兴市场，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和越南。③2007年，日本学者又提出“VIsTA”五国的概念，代指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兴起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这种趋势的出现应该部分归结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性错误认知。冷战的结束并不是美国以战胜国姿态战胜苏联的结果，而是苏联由于国内外矛盾主动放弃共产主义的结果，是从内部实现政权的更迭和国家性质的转变，美国只是无战而胜之。但是美国却将苏联的失败等同于美国的胜利，把原因和结果混为一谈。于是，美国的盲目自信导致对俄决策失误，在冷战后像对待战败国一样对待俄罗斯。俄罗斯民族有根深蒂固的大国主义思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国力的增加，加上普京的强硬个性，对西方的反击是必然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根源更深，既与文明差异有关，又与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关。美国在冷战后不仅不努力缓解伊斯兰世界的不安全感，反而极力袒护以色列，对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动辄采取各种压制和制裁手段，羞辱式地对待巴勒斯坦精神领袖阿拉法特，造成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极端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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