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人文通识讲演录》是由北京博学近思书院的策划出版的，首批推出了“哲学卷”、“历史卷”、“古代文学卷”、“现当代文学卷”、“美学卷”、“文化卷”、“人文教育卷”、“学术人生卷”等八种，涵盖了人文通识教育的各个领域。本书为其系列之一的“哲学卷2”，书中具体收录了13篇当今国内外第一流的华人名家学者关于哲学研究的演讲。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人文通识讲演录》，源于东南大学盛况空前的人文学术讲演活动——“人文大讲座”，东南大学坚持十年之久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重要成果。

编者重点突出其中的人文含量和知识含量，因此所选讲演严格地限定在文、史、哲、艺术等领域中最杰出的名家学者。这一套丛书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化、艺术、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人文教育、学术人生等多个领域。可以说，这其中凝聚着中国最优秀的人文学者名家的学术精华和人生体悟，也包含着他们对后辈学子的殷切希望。这些名家学者往往在充分准备讲演内容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即兴发挥，通过具体生动的例子、诙谐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为我们阐明了深奥的学术问题，听来使人兴味盎然，收获甚丰。这些生动而深刻的讲演，无不凝结着他们多年乃至毕生研究的心得，真正是精华所在，五彩纷呈！

本书为《人文通识讲演录(哲学卷2)》。

重审科学与人文

论和谐相处

康德宗教伦理对我们的启示

“光”与“死”：两希精神的开端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杜威在中国的命运

科学精神与新的经济时代

科学需要民主，技术需要市场

科学之灯与人文之星

在真与善之间

当代哲学思维的变革

现代社会的正义问题

高技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后记

重审科学与人文

很高兴有机会和同学们探讨科学与人文的问题。在今天，许多人都意识到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着分裂，应该弥合它。但是能不能弥合？怎么弥合？如果说科学与人文本来就是两码事的话，我们干吗要弥合它呢？如果人文与工程技术没有关系，或者人文教育根本就不利于工科人才的培养，为什么我们搞工科的大学要办人文学科？这里有很多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隐隐约约觉得应该这么做，但是不清楚为什么应该这么做。所以我想提供一个看法，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问题从何谈起呢？首先，科学与人文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纠偏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科技政策，有些急功近利、重量轻质，有些重理轻文、重应用轻基础。我感觉，这件事情可能从根本上违反科学精神。这里当然还牵涉到科学的社会形象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说得最多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当然不错，但还不够。不够在哪里？这是问题。还有一个教育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分科太严，文不学理，理不学文，重理轻文，这个局面给我们的人才培养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蕴涵着某种对科学与人文的不正确的态度。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我们经常说中国古代有科学，我们的四大发明等等，但较真地一分析，有人就说这个都不是科学，只是技术嘛！那么我们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科学，要不然不能很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还有，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现在很多搞文科的都愿意说，社会科学当然是科学。不是科学你就捞不上第一生产力这个光荣称号嘛，没有这光荣称号就没有经费，就没人支持你了。可是，在什么意义上社会科学是科学？我们要考虑。还有，我们这几年从上到下，人人都讲科学精神。那么，科学精神究竟是什么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人一个说法，让人不知所措。

所有这些问题，按照我的看法，都贯穿着对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将会导致对以上问题作不同的回答。我们今天的讲座分六个问题来讲：先讲人文意味着什么，再讲科学是什么意思，近代人文是什么，近代科学是什么，近代科学与近代人文的关系，最后落实到对科学精神的解释上。

何谓人文

“人文”从汉字来讲是两个字：人和文。“人”，讲的是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文”通“纹”，就是画道道。要刻点什么东西上去，就是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文”是人表达自己人性的方式。“人文”这个词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表达了“文”而化之的意思。

西文也包含着同样的两层意思：从词型上看，Humanities（人文）显然与Humanity（人性）有关；而从来源上看，Humanities来自拉丁文Humani-tas，而Humanitas则来自希腊文Paideia，就是教养的意思。公元2世纪的罗马作家格利乌斯有一段话，是迄今为止关于Humanitas最经典的一个说法。我们一般讲Humanities容易想到讲人道，讲友爱、博爱，可是他说，拉丁文Humanitas这个词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这个意思。希腊文有一个词说的是这个意思，即Philanthropia。可是他说Humanitas并不是对这个希腊词的翻译，而是对另一个词即：Paideia的翻译。这个Paideia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雅技艺的教育与训练，就是教养的意思。为什么要把这种教化培养称为人性的表现呢？他说，因为只有渴望追求这种方式的人才具有最高的人性。

好了，语言学的事情就讲到这里。我们知道了人文，一个是理想人性，一个是对这种理想人性的培养方式。那么，有没有普遍公认的理想人性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大的文化系统来讲，它们所认可的理想人性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今天我们比较关注的两大文化，以希腊作为起源的西方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这两大文化各自推许的最基本的理想人性是不一样的。按照我的理解，希腊人所推崇的理想的人性是自由，自由是他们的最基本的人性，他们的所谓人文教化也就是自由教育。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些英文词组就带有这个痕迹，像liberal education你不能翻译成自由教育，应该译成“人文教育”。还有liberal arts不能翻成自由艺术，它其实就是“文科”的意思。这就是因为在西方的传统中，人文学科的核心是自由。自由是构成一切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支点，没有自由什么都不要谈。我打你一拳，我为什么要负责任？我给老人让座，为什么是德性高尚的？就是因为我可以打你，也可以不打你；我可以让座，也可以不让座。如果我打过去是由于某种物理规律的必然性造成的，那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我腿坏了，我只能坐在那里，你不能指责我不让座是道德上有问题。所以道德价值要求你自由，这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是很强调的。

但是注意，在我们中国人这里并没有这个自由。中国人最高的人性是“仁”，仁义的仁，这个教化的方式是“礼”。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举一个例子。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它的原文是：我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这里面渗透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对比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名言，中国人讲“子为父隐”，就是老子犯了错误，你儿子不能去张扬，不能去举报。你举报了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你首先破坏了这个基本的人性“仁”，因为我们中国的“仁”首先是体现在血亲之间。如果你连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敢于打破的话，那你对“仁”这个基本人性就是一种破坏。这两句名言里可以看出来中西方之间理想人性的巨大差异。

与“仁”相对应的教化形式是“礼”，只有通过一系列礼节的训练才能把理想人性内化到你内心里去。比较一下“仁”和“自由”这两种理想人性之间不同的内化方式，我们也许会发现不同的人文形式。那就是，中国人讲“动之以情”，西方人重“晓之以理”。当然，文化都是多样的，通常是讲情也讲理的，但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侧重。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这中间的区别。有人问孔子，父母死了以后为什么要守孝三年，为什么不是两年、一年，为什么不是五年呢？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个问题，对于西方的思维来说是很合理的。孔子如何回答呢？孔子并没有讲为什么三年，而是跟他讲，你的父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你，他们为你吃苦、操心可不止三年吧！这样讲了之后，提问者就慢慢地理解了这个问题，他不再认为守孝三年是个问题了。这就是动之以情的结果。再比如，有些少数民族的同胞想提一个问题，但他不是直接讲，而是不停地跟你打比方、讲故事、唱歌儿，什么“草原上的雄鹰”，什么“乌云散开太阳出来”，讲一大堆。经过这么一大通铺垫，到他真的把问题托出来的时候，你感觉问题提得真有理，非得这么做才行。这也是动之以情的效果。

好了，与“仁”这种人性理想相对应的人文形式是“礼”，而礼的说服方式是“动之以情”；那么与“自由”这种理想人性相对应的人文形式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科学”，而科学的思维方式，典型的就是“晓之以理”，即要不断地回答“为什么”。P1-4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人文通识讲演录》，源于东南大学盛况空前的人文学术讲演活动——“人文大讲座”，东南大学坚持十年之久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重要成果。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之所以成为坚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人文学术讲演活动，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不断深入推进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当代人文学界老、中、青三代学养深厚、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缘故。可以说，这一套《人文通识讲演录》饱含着中国当代人文学界第一流学者们的深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是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珍贵见证。

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到东南大学的“人文大讲座”做了演讲后，欣然写下“东南学术，另有渊源”的题词。诚如此言，东南大学在历史上曾经人文荟萃、群星璀璨。当年的校长郭秉文追求“科学与人文的平衡”，大力发展人文学科，激扬人文精神，并拟定“止于至善”作为东大校训。国学大师汤用彤、历史学家柳诒徵、美学家宗白华、哲学家方东美、诗人吴宓等人文学者，都曾在这里悉心树人、笔耕弦歌、潜心研究。同时，这里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圣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等都曾来校讲学。因此，20世纪20年代有“北大以文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之文史实不亚于北大”的说法。百年来，科学与人文在这片沃土上交相辉映，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现今的东南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优势著称的综合性大学，在人文学术领域略有不足。为了重现历史上的人文辉煌，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东南大学推出了“人文大讲座”。没想到这一办就坚持了十年，中国人文学界几乎所有第一流名家学者都登上了东南大学的人文讲坛。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成为在宁高校乃至全国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教授在应邀参加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期间，兴奋之余为“人文大讲座”活动题词：“百年难得百家评，郁郁文哉动石城。虎踞龙蟠今胜昔，千秋学术在金陵。”著名哲学家叶秀山教授也曾为“人文大讲座”撰联：“踞东南百年兴学弘道，集时贤一堂说古谈今。”

这一系列“兴学弘道”、“说古谈今”的人文学术讲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纷纷对“人文大讲座”活动做了深入报道。许多未能亲眼一睹大师风采、亲耳聆听大师讲演的学子们，也纷纷要求阅读这些讲演的讲稿。正是考虑到读者的这些要求，主办者决定将这些珍贵的名家讲演的内容根据录音整理下来，集结成册出版，以便让更多的读者加人到关于人文学术的思考、探索和交流中来。从延请学术名家、大师来到“人文大讲座”来做讲演，到整理他们的讲演录音，再到录音稿的筛选、润色、审定，涉及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案头工作，其中的辛劳自不待言。但是，当编者看到这一系列名家、大师的精彩讲演由声音变成文字，并结集出版，可能使得更多的求学者从中受益，心中不免欣欣然而忘却了个中辛劳。

在策划这一套丛书的时候，我们重点突出其中的人文含量和知识含量，因此所选讲演严格地限定在文、史、哲、艺术等领域中最杰出的名家学者。这一套丛书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化、艺术、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人文教育、学术人生等多个领域。可以说，这其中凝聚着中国最优秀的人文学者名家的学术精华和人生体悟，也包含着他们对后辈学子的殷切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套《人文通识讲演录》，最要感谢的当然是做这一系列讲演的这些学术名家大师们。正是他们毫无保留地展现给我们的丰富人生阅历和学术经验，构成了这套丛书的精神内核。这些名家学者往往在充分准备讲演内容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即兴发挥，通过具体生动的例子、诙谐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为我们阐明了深奥的学术问题，听来使人兴味盎然，收获甚丰。这些生动而深刻的讲演，无不凝结着他们多年乃至毕生研究的心得，真正是精华所在，五彩纷呈！

这一套《人文通识讲演录》，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大师作为顾问。著名社会学家、当年已93岁高龄的费孝通教授，不顾年事已高，亲自来校参加了“人文大讲座”。他不仅做了精彩讲演，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同时，为了表示对人文教育的支持，还欣然受聘担任本丛书的顾问，并写下了“东大百年，兴学弘道”的题词。

本丛书的顾问、著名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虽然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如期来到“人文大讲座”，但季老还是送来了“春风化雨，乐育英才”的条幅，以及他在北京大学所作的《沙恭达罗》演讲稿。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当年由于年事已高，不宜远行，也未能亲自到“人文大讲座”来演讲，但他在书斋中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一人文学术讲演活动的整体构想。张先生不仅连声赞同我们对于人文教育的构想，还提供了他早年的讲演《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备选用，同时受聘担任本丛书顾问。

95岁高龄的著名学者钱仲联教授也专门为本丛书写下了“育才兴邦，源远流长”的题词；著名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饶宗颐教授，以及王元化、张信刚、汤一介等著名学者，分别应邀担任《人文通识讲演录》顾问。著名学者刘梦溪、刘再复、吴小如、瞿林东等先生，也一直都在鼎力支持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活动和《人文通识讲演录》丛书。这一切都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

这一套丛书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的财富终将流失，而精神的财富却会万古长存，不断沉淀、加厚、加深。这一套《人文通识讲演录》将在学术思想界和读者大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老子所说的：“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我们作为编者和读者，也想由衷地对这些名家学者说一声：“你们真是功德无量，善莫大焉！”

这一套《人文通识讲演录》丛书，实际上也是东南大学开展人文教育的成果反映和结晶，是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阶段性成果和这段历史的见证。由周远清、张岂之、杨叔子等著名学者倡导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高等学校的办学理念。就东南大学来说，这十年来，以“追求卓越，体验崇高”为指导思想的文化素质教育，深刻地影响着学校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环境。

这些年，东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工作经历了风风雨雨，而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始终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例如，我校生物医学工程系的王遵亮博士曾经在给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信中写道：“我在东大学习生活和工作已近七年，自从学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讲座以来，无论在读本科、研究生期间，还是工作时期，只要有空，我都积极参与，从中受益颇深。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项长期文化工程所具有的魅力，以及它给学校所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它给我们的学生时代留下的是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同时也使我们的教育观念不断更新。”每当读到这样的信，我们就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也增加了坚持工作的勇气和决心。

值此《人文通识讲演录》丛书出版之际，谨向以下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东南大学党委书记胡凌云和校长易红长期给予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以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没有他们的理解和包容，恐怕很难有东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长足进步。郑家茂副校长、刘波副书记作为主管领导，对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投入了大量精力。另外，林萍华、杨树林、左惟等学校领导也积极参与其中，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

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陈怡教授一直是东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一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的。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董群教授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一套《人文通识讲演录》丛书的顺利出版，得到了东南大学教务处处长蒋建清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还要特别感谢著名出版人席云舒先生，正是由于他严谨的态度和投入的工作，才有了这一套高质量的丛书。

我们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对于那些始终关注和支持“人文大讲座”和本丛书的东大学子和读者大众，我们唯有更加努力地为他们服务，才能够报答他们的深情。但愿我们的努力能使广大学子插上科学与人文的翅膀，双翼健劲，翱翔蓝天，也能使广大的读者朋友获得更多的人文知识和有益的人生启迪。我们所从事的文化素质教育事业，也许不能在短期内就显现它的社会功用，但我们深信我们所做的工作从长远来看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这一套《人文通识讲演录》正式出版之前，我们敬爱的顾问费孝通、张岱年、钱仲联、熊秉明、李慎之等几位先生相继逝世了。斯人已去，风范犹存。他们的思想精神、音容笑貌，将会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心中，他们对于人文教育的支持也会激励我们坚定地努力下去。在此特别把这一套丛书献给他们，以表达我们深切的追思与怀念。

最后，谨以此《人文通识讲演录》丛书作为东南大学105年华诞和中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献礼！

陆挺 徐宏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

——蔡元培

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梅贻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