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具有突破性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这是一部政治上大胆而审慎的、文学史学方面丰富而缜密的、军事上有研究价值的、社会学哲学方面思虑颇深，教训深刻的多功能的巨制。它具有斗争史诗和心灵史诗交融的特点。它值得有识之士、有心之人一读。

这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不是《百年孤独》，不是《世界末日之战》，它有中国古典军事文学真实而浪漫的情节，有纪实小说型的确凿的历史依据。真实性是它的生命，思辨性是它的灵魂。

这部近60万字的长篇，出自60岁老作家黎汝清之手，尤为可贵。

序

第一卷 事变前

第一章 项英、刘厚忠、今井武夫、陈部信行

 一 1940年12月26日的夜晚，项英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刻

 二 两个截然相反的战略方针：一个向北，一个向南

 三 忠顺与服从，给项英带来些许安慰

 四 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阻断了项英南进的航向

第二章 项英、周子昆、赵令波

 一 蒋介石消灭皖南新四军的三部曲：后逼、前堵、中打

 二 肩负重任的参谋处长

 三 一封无聊的检举信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第三章 叶挺、林志超、顾祝同

 一 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二 上饶，三战区长官部丰盛的午宴

 三 顾祝同的书房，不谈政治，只谈艺术

 四 顾祝同的书房，不谈当今，只谈历史

 五 大包围之势已经形成。灰日密电。叶挺、林志超上饶之行

 六 重庆——上饶的载波电话。第一次通话。不走要打，走也要打

第四章 项英、白沙、叶挺、袁国平、周子昆、赵令波

 一 项英情绪反常。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他找白沙来下棋、聊天

 二 富田事件说明了什么？

 三 军分会会议上的叶挺

第五章 叶挺、项英、周子昆、赵令波

 一 无知笑有知，是可悲的。真理屈从于谬误，更是可悲。世上有多少被打碎的唐碗？

 二 项英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

 三 赵令波标示的北移路线图和项英倾向性的说明

 四 叶挺对开进路线的严峻质询，赵令波的严重不安

第六章 林志超、赵令波、叶挺、项英、袁国平

 一 处长和科长

 二 林志超慷慨陈辞，军分会的气氛却不适宜这种讨论

 三 项英的心理状态令人费解，发人深思

 四 项英轻而易举地拨正了会议的航向，战舰终于按着舰长的意向开航

第七章 林志超、林志兰、郑芳雪

 一 作战科长的独自

 二 哥哥和妹妹

 三 十四年前

第八章 林志超、赵令波、周子昆、叶挺、项英

 一 大局、大局，叶挺治疗创伤的良药

 二 在司令部的会议上，林志超感到了自己的孤立

 三 在权力面前，真理也会低头。作战科长被排除在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员之外

 四 棋子并非一家走

 五 怪异的也是合理的

第九章 林志超、郑芳雪、王自中、吴民三、陈家庆

 一 江边小镇，发生了暗杀，弥漫着反共气氛

 二 邀请、便饭、畅叙、懊丧，佯装兴致勃勃地欣赏《四顾山赋》，暗下决心断绝与女教师的来往

 三 突然邂逅，实在意外，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四 1938年冬天，潇潇雨夜，在峨桥镇敌伪税务所里发生的故事

 五 决裂

 六 工兵连长

第十章 陈冠群、郑芳雪、陈家庆、周飒琳

 一 陈冠群对外甥女坦诚的教诲

 二 夜阑人静，灯火昏昏，姨妈像在梦幻中向甥女倾诉，甥女也像在梦幻中倾听

 三 章 家渡之夜，惊人的发现，但她还是失算了

 四 没有看到包里的东西，却知道那是赃物

第十一章 项英、吴民三、包忠良、陆绍泉

 一 皖南人民奇异的送别式

 二 真正的日理万机

 三 这是项英最激动最幸福的一天，忘记了许多不该忘记的东西

第十二章 郑芳雪、赵令波、周辗琳、林志超

 一 一错再错，她得到了极多的同情和极少的帮助

 二 参谋处长的章 家渡之行

 三 林志超的怒火

第十三章 赵令波、闻瑗、陈冠群、陈家庆

 一 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威、备陈利害的情书

 二 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

 三 叔侄二入。上官云相的密令。闻瑷的成功

第十四章 项英、赵令波、郑芳雪、叶挺

 一 管闲事的人太多，项英绝不允许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存在，只是没有时间彻查

 二 中央不信任我，群众却信任我

 三 一份极有研究价值的电文

第十五章 林志超、叶挺、项英、赵令波

 一 伟大的哀伤，伟大的别离。人类最伟大的感情，在别离中，发出亘古不灭的巨响

 二 忍无可忍

 三 新的敌情到了，中央的指示也到了

 四 暴风雨前

第十六章 顾祝同、上官云相、陈冠群、陈家庆

 一 三战区断绝通讯联系是明智的吗？

 二 “幸好项英不是蔡松坡”

 三 搜捕

第十七章 叶挺、项英、梁朴、赵令波、林志超、王自中

 一 严冬罕见的暴风雨，必将载入史册

 二 “军长，若是提前半天就好了！”

 三 断桥

 四 渡口

 五 前景如何？无可奉告。军长却作了艺术性的回答

第二卷 事变中

第十八章 林志超、白沙、项英、叶挺、赵令波、周子昆

 一 茂林，乐以忘忧的联欢晚会

 二 历史，是不应忘记的，只有照本来面目写出的历史，才有价值

 三军事会议

 四 打不好也走不好

 五 新的情报到了，项英决定轻装

第十九章 蒋介石、陈布雷、顾祝同、陶希圣

 一 重庆与南京的电影广告

 二 皖南来电

 三 山城风雨

 四 《我的奋斗》与《中国之命运》

 五 “知我者陶公也！”

 六 国际风云

第二十章 项英、叶挺、周予昆、袁国平、赵令波、林志超

 一 利弊权衡，举棋难定

 二 中央来电

 三 历史将要责罚我们的

 四 项英的最后决定，与中央来电背道而驰

第二十一章 项英、周子昆、林志超、袁国平

 一 丕岭山口出现了严重阻塞

 二 胜于无形，无人称智；兵不血刃，无人言勇

 三 沉重的时刻，严峻的抉择

第二十二章 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林志超

 一 斯大林赠送的手枪救了他

 二 新梦与旧梦

 三 忠心的随从副官

第二十三章 叶挺、郑冬生、林志超、林志兰

 一 万里人南去，三秋雁北飞

 二 不利于作战的心理因素

 三 报凶信的人

第二十四章 叶挺、赵令波、林志兰、梁朴、林志超

 一 弛是皖南战场上的布留赫尔还是格鲁希

 二 寻找

 三 电文往还，中央的考虑与中原局的考虑有所不同

第二十五章 林志超、白沙、王自中、郑冬生

 一 从星潭到高坦，白沙的第一篇战地札记

 二 在星潭前线

 三 在工兵连

 四 在王自中的草铺上

 五 记者用狡猾的办法，看到了人生的隐秘

第二十六章 王自中、莲姑、白沙、项英

 一 工兵连长的爱情

 二 莲姑事件和项英的决定

 三 在状元岭下

第二十七章 叶挺、梁朴、项英

 一 在通往石井坑的隘路上

 二 叶挺的失误

 三 项英回归

 四 历史的局限

第二十八章 叶挺、林志超、王自中

 一 根据地图与情报决定的突击方向

 二 滴血的夕阳

 三 不成功的突围

 四 东流山371高地

 五 林志超的觉醒。天才和蠢才是连在一起的

 六这是一步错棋

第二十九章 叶挺、白沙、郑芳雪

 一 叶挺巡视营地

 二 山洼里的歌声

 三 未被理解的中央来电

第三十章 白沙、郑芳雪、项英

 一 白沙战地日记

 二 命运之神，不让他们见面

 三 项英的思索、自省与自辩

第三十一章 白沙、项英、周子昆、叶挺、郑冬生

 一 军令难违

 二 建议提的不是时候

 三 破釜沉舟，叶挺杀马。白沙战地日记

 四 东流山之魂

第三十二章 顾祝同、上官云相、周恩来、唐明昭

 一 万福村与上饶

 二 周恩来的电话

 三 上官云相司令部发生的一幕

第三十三章 林志超、叶挺、梁朴

 一 军部在哪里？

 二 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三 这是党的命令

第三卷 事变后

第三十四章 蒋介石、陈布雷

 一 “布雷，你研究过毛泽东吗？

 二 一代枭雄感到对手的强硬

 三 “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

 四 风波亭畔

第三十五章 赵令波、林志兰、周佩琳

 一 柔肠寸断的少女，森冷无情的姑娘

 二 一张美丽的照片，曾在哪里见过

 三 故友重逢，故情未萌

 四 供词

第三十六章 袁国平、郑芳雪、谷学清、项英、刘厚忠

 一 自戕

 二 危难中的救援

 三 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四 对周恩来皖南之行的回顾

第三十七章 白沙、镜心法师、村姑

 一 是邂逅还是机缘？

 二 白沙的突围日记

 三 突围日记续

 四 突围日记续

第三十八章 陆绍泉、郑芳雪、林志兰

 一 两份调查

 二 在危楼中

 三 生死牌

 四 几页日记引来几多泪水

第三十九章 林志超、项英、周子昆

 一 救了别人，自己却未能脱险。三年游击战争生活的重现

 二 成功与失误。坏消息和好消息。草棚六天。无所作为

 三 赤坑山相聚

 四 林志超接受了总结事变的任务，他却一片茫然

第四十章 项英、林志超、周子昆、刘厚忠

 一 随从副官的反常表现

 二 没完没了，节外生枝

 三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全军惨败到底挽救了谁？

第四十一章 项英、白沙、林志超

 一 一个不合格的游击队员，竟然要留在皖南打游击

 二 仍然不想去江北

 三 未完成的自传

 四 最后的觉醒

 五 第一次冲突

第四十二章 王自中、陈家庆、莲姑、吴民三、包忠良

 一 不成功的审讯

 二 陷阱

 三 相聚

 四 四顾山的密林里有一个烧炭棚

 五 正等肉下锅，兔子来敲门

 六 展望是美好的，结果将如何？

第四十三章 刘厚忠、林志超、白沙

 一 从忠诚的保卫到残忍的凶杀

 二 凶手，一把人生哲学的解剖刀

 三 项英墓前

 四 悬案待结

 五 杀人犯的终结

第四十四章 尾声

附录一 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皓代电

附录二 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项复何应钦白崇禧佳电

二 两个截然相反的战略方针：一个向北，一个向南

项英凝视着粉墙，吸着烟，困惑、迷茫的轻雾在他面前缭绕，布满血丝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感情：他一向认为自己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纵览国际风云变幻时，表现出一种人杰气概。可悲的是，中央对形势的分析，跟他背道而驰！

项英认为，全党、全军，只有他领导了敌后三年游击战争，他是无可非议无可替代的游击战术的权威。他写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一书，把游击战争的经验进行过高度的概括，那就是两个字：“边”与“山”。

所谓“边”，就是两省两县或三省三县交界之处，那些“三不管”的地方：粤、赣边区；湘、鄂、赣边区；闽、浙、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试看，编为新四军的南方八省游击健儿，哪个不来自“边”呢？所谓“山’不言而喻。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坚持到底的，哪支游击队离开过山呢？

中央，却让新四军东进，进入宁、沪、杭三角洲；北移，进入两淮、苏北大平原，不但平原，而且还有水网。

项英认为，东进、北上，有五大不利：宁、沪、杭三角洲，是中国大地主大军阀大资产阶级(也就是江浙财团)产生发展的福地；是冒险家的乐园；是蒋介石集团的大本营；在“统…战线高于一切”的时候，去触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最敏感的神经，是不明智的。一不利也。日寇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之后，此地区又成了日、汪的心脏地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二不利也。这个地区，工商业十分发达，进出口贸易占全国五分之三，是蒋、日、汪三方势在必争的经济命脉地区，斗争的尖锐与复杂，可想而知。如果新四军再挤进这个地区，并寻求发展，必然引起国共冲突的加剧，日寇、汪伪也绝不会容忍新四军坐大而袖手旁观，我军必然处在蒋、日、汪三方夹击之中。三不利也。这个地区，多系平原水网，蒋、日、伪均占有火车、汽车、轮船等等交通之利，而我军则无处躲藏和隐蔽，既不能像华北平原那样挖地道、交通沟，更不能像山区那样在丛林里周旋，四不利也。北进之后，皖南必然丧失，这就丢掉了发展江南革命的战略支撑点，五不利也。

项英不愿东进，更不愿北移，不仅仅是因为有五大不利，更主要的是他不愿放弃决定他个人休戚荣辱的战略目标——向南！

这种战略上的巨大分歧，自然就潜在着巨大的危险。

中央批评项英“株守江南”，“株守”二字，在韩非子的寓言里，颇带讽刺意味，含有注定落空的结沦。

项英承认是在“株守”，却不承认其中含有失败的成分。他的远大的谋略，他的灿烂的业绩，恰恰在这“株守”上，他确信自己在这一点上，有着独具的战略远见。同样的词，会因成败变更其价值和性质。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难道“株守”和“待机”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同义语吗？

项英认为中央不理解他的战略，甚至不信任他！在新四军刚刚筹建之始就批评他丧失了党的立场，这绝不是信任的表示。

深夜的寒气，袭来一阵阵悲凉。

“不走是不行了！”项英暗自思忖。即使他迟钝到麻木的程度，也不会感不到那份暴跳如雷的电文的不可抗拒性。几年来，他殚精竭虑、梦寐以求的南进计划，成了泡影，他的勃勃雄心在高声喊叫：“不！”

项英拍案而起，又回到窗前。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传来轻缓的脚步声和低沉急促的口令声，警卫连战士在换岗。这声音，比往日更为诱人，甚至产生了一种超常的魅力。

他拉开与军装同样布料做的灰色窗帘，四顾山那朦胧的巍峨的峰巅，只能用意识的眼睛，才能看清。那是1938年的深秋，他偕同袁国平、周子昆和《抗敌报》的记者白沙，登高望远，纵论国内大势，畅谈国际风云，他的伟大的南进计划，不正是在那座高高的山峰之上萌生的吗？

那一年10月21日，广州失守，25日，武汉沦陷，第三战区落进敌寇南北夹击的铁钳之中。项英判断，野心勃勃、攻势凌厉的天皇武士们，必然打通浙赣线和粤汉线，以沟通南北的联系；顾祝同的长官部和他的部队，必然向闽、赣、云、贵溃退；驻守皖南的新四军，便可以乘势跟进，在新的敌后——黄山、天目山、武夷山地区，迅猛地发展游击根据地，远征闽、浙、粤，甚至很快就可以恢复当年的中央老苏区。长江之南，半壁河山，尽在我手。

这是何等宏伟的图景啊！项英已经不止十次地看到：祖国南方的万山丛中旌旗高扬，听到新四军健儿在大江南北纵横驰骋的哒哒马蹄声。他用想象去虚构、去补充、去美化这个目标。在多次梦中，他看到日寇那带铁钉的皮靴，踏着浙赣线、粤汉线的铁轨，卡卡地向前推进。

一想到此处，项英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中央对他的历次批评，只能使他愤慨，却不能使他愧疚。

项英认为只有向南，新四军才占有“地利”、“人和”，他必须用拖的办法，等待日寇进攻浙赣的“天时”的到来，守皖南之株，待日寇南进之兔，这是多么合情合理的决策啊！

可惜，胳膊扭不过大腿。以正确服从错误是痛苦的。

他回到桌边，熄灭了烟蒂，把脸俯在两手之中，把寻求出路的目光，转向内心。正视内心的隐秘，需要勇气，也是痛苦的。

项英不愿意离开皖南！但是，没有办法再拖了，党中央不允许他拖，蒋介石也不允许他拖。他想到了蒋介石以何自名义发的《皓》电和党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发的《佳》电。他以为党中央在同蒋介石激烈争夺的棋盘上，为换取斗争的主动权，是以他项英作为牺牲品的。

如果此时，项英能够冷静地重新细读《皓》《佳》两电，他将会发现，蒋介石是多么奸险狡诈的阴谋家；他也将会发现党中央对付他的手法又是多么奥妙与高超；他就会发现，我党作出的让步是多么必要和英明，也会发现滞留皖南是多么短视和危险。

由于心理因素作怪，项英宁愿把这两份电文忘却。正是它，好像敌我双方伸出的巨手，把他推向深渊。风，忽然转向了，像一只无形的手拍打着窗棂，窗外，那棵梧桐树的赤裸的枝条，狂乱地舞动起来，发出嘤嘤的低泣声。一股强劲的寒流劈窗而入，在房间里弥散开来。这是东南风，冬天罕有的气象。

军部修械所——关帝殿后面的那棵老槐树上，传来猫头鹰的嗥叫声，犹如凄厉的哀哭，特别疹人，给宁静的夜洒下一派恐怖气氛。项英打了个寒噤。

难道说，我多年来精心构筑的宏伟绝伦的大厦，在这份电文的雷霆霹雳轰击下，颓然倾圮了吗？一个悲哀的浪头扑到项英心头。他本来应该作为时代之明星升上高空的呀！现在，却将随着北移变作一块陨石，訇然落地了。一种无力回天之感使他双目酸涩，两行泪水潸潸流下。他第一次发现自己不够坚强。

桐油髹漆过的乳黄色的房门，被悄然无声地推开了。项英猛然转过身去，脸上还挂着绝对不能被人所见的明晃晃的泪痕。

一个关帝庙里黑周仓式的人物，出现在门口，他的褐色的右手端着白色的搪瓷茶缸，走了进来。缸口上缭绕着烟雾似的蒸气，给清冷的房间带来一丝暖意。

P4-6

一部具有突破性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问世了。这是一部政治上大胆而审慎的、文学史学方面丰富而缜密的、军事上有研究价值的、社会学哲学方面思虑颇深，教训深刻的多功能的巨制。它具有斗争史诗和心灵史诗交融的特点。它值得有识之士、有心之人一读。

它不是《百年孤独》，不是《世界末日之战》。它有中国古典军事文学真实而浪漫的情节，有纪实小说型的确凿的历史依据。真实性是它的生命。思辨性是它的灵魂。

这部近60万字的长篇，出自60岁老作家黎汝清之手，尤为可贵。“老作家要超越自己！”这是我们南京军区创作室同人的口号。勘奋刻苦而博闻强记的老黎首先实现了！

1984年春，老黎把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说给我听，说是写皖南事变和突围人员的。我听完不大满意，认为写的不是皖南事变，也缺少皖南突围人员特点，而且仍然没有脱出你黎汝清自《海岛女民兵》、《万山红遍》以来的艺术格套。你老黎结构能力强，想象力活跃，写作勤快，出长篇多矣，是“节育优生”的时候了！我悄悄地和一些出版社的同志们约好，待老黎把此稿送给他们时，请他们给老黎“当头棒喝”，以逼他另写，逼他突破(此事到我现在下笔写评介时为止，老黎尚不知道)，因为老黎是有能力突破的，却被出版社“宠坏”了，送一部出一部，容易安于现状。

一逼之下，老黎便酝酿了今天f.-j世的《皖南事变》。新的计划使我大为振奋：以项英、叶挺为第一、第二主角，正面地写皖南事变的全貌。这恰好针对黎汝清的两个老“毛病”。

一是人物的两极化和“三突出”——无论项英或叶挺，都是既有大优点又有大缺点，作者无法使其“高大全”，无法一个英雄一个狗熊，搞“两极分化”。

二是生活整体把握不够，作低层次(英雄化、两极化、情节化)的虚构——正面全貌地写皖南事变，历史本身将吸引作者深入开掘和研究极其丰富复杂的生活矿藏。

我们期望黎汝清这一次将大大地超越自己过去的成就，也期望《皖南事变》将对我国革命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新的经验。

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将《皖南事变》全文发表了。读者、批评家和史学家会有各自的看法。我，觉得老黎的成果超过了我的期望。

皖南事变可说是我当年参加新四军的动因之一。16岁的我当时是上海民立中学同学会的负责人。我们印制校刊的小印刷厂为上海地下党印刷了《论军纪》、《皖南事变真相》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罪行的小册子，我曾“不告而取”了几本，在高中几个班级秘密传阅。自此，我学过的马列主义便和抗日反顽的现实直接联系起来。大残杀的结果是更多人的觉醒，这是我们这辈革命青年当时的感受。

参军45年来，由于在精锐主力部队参加过几十次作战又多年研究党吏军史，对革命战争与战争人物的感受当然又有不同，不会像初次上老山的诗人那样感受最强烈的只是流血与死亡，对于皖南事变及以它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就有较深的思考。

一

长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优势之一是它能够在整体上把握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在整体上把握人物的性格及其发展。

所谓整体，就不是局部的、瞬时的、单侧面的、单层次的，其车要人物的性格是单一而定型的；而是全局的、过程的、多侧面的、多层次的，其主要人物的性格不仅复杂多面而且有其发展史。

喜欢空灵的作者对此说会有反感。可是长篇军事文学不想写重大题材则罢，否则，对于历史、社会、人物的了解、思考和表现非如此不可。不能满足于短暂浅表的主观感受，而是要大量全面深入地搜集材料，要剖析、研究，以加强感受、理解与升华。要向史诗追求，不但是斗争的史诗还是心灵的史诗。作品不仅要有大的审美价值，还可以在史学、哲学、心理学、军事学等等方面有相当的价值。

这就有赖于对生活的整体把握。

全局的、过程的、多侧面的，许多作品已有了宝贵的实践；矛盾的多层次性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史方面，目前还比较薄弱。一个千米深的富矿若只知其一二层，一条曲折的长河若只漂其一二段，是可惜的。

黎汝清在他的这部力作中对整体把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多层次开掘和人物性格变化发展方面的成果尤为突出。

写众所周知的皖南事变，本来很容易使小说情节的开展简单地依托历史的进程，把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力量的这个主要矛盾覆盖全书，作浅层次的、简单本质化的处理。或者，也可像老黎过去那样，根据一些壮烈动人的传说材料作出大量的同一层次的虚构。如若这样，就凭皖南事变本身所具有的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也可写成内容丰富、可读性颇强的长篇小说，但很可能突不破长篇小说的旧的格套。

这一次不同了，老黎详细地占有了材料，更严格地甄别和研究了材料，并和我们这些老军史研究者反复责疑。我们高兴地看到他通过研究对主要史实主要人物的把握超过了我们。

皖南事变的制造者是国民党顽固派。他们要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三分之二。他们蓄谋已久，要在国际国内、政治军事最有利的时机对新四军下毒手。这是无疑的。他们所谓的“陈粟似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即是其自供。整个的顽我矛盾的强化、激化和转化，是第一个层次。

但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顽固派的罪行是外因，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顽固派迁就、退让、丧失警惕则是主要的内因。当然，也还有一些次要的内因。如：新四军领导核心的政治生活不够正常；叶挺的只会打正规战；苏北新四军的攻击韩德勤部重镇曹甸，使蒋介石立意不准皖南新四军向东经苏南北渡到苏北等等。事实不少。按此写来，会比较深刻。这可算第二个层次。

但是项英为什么会受王明路线的影响？项英失败的原因及他的意图是否全属右倾？

在1939～1940年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此伏彼起之时，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周围构筑了相当严密强固的防御工事，警惕性很高。他的战略意图则几乎一贯是向南发展，“远征闽浙”，到老苏区去恢复和建立南中国的大根据地。他先是想等日寇打通浙赣铁路把国民党三战区逐出该地区时乘机占领和扩大地盘；后是准备一旦发生突然事变国民党军进攻云岭军部时他依托预设工事坚守歼顽继以突围出击直趋闽浙。总是打算到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地域去建立根据地，就不是右而是“左”了。至于项英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原因就很复杂。有他和中央苏区多年以来的战斗联系血肉深情，有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历史纠葛和现实分歧，有他率部撤到江北后必得交出军权调去延安的苦恼，还有对王明及共产国际的看法，等等。这些都触及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层和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第三个层次。我觉得《皖南事变》十分可贵之处便在于深深地触及了这第三个层次，这是我们以前都未能做到的。要说突破，这就是突破。

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需要过硬的材料，也需要对材料的研究和推论。但无论历史学家或作家都难以获得已故人物内心深处的“硬”材料。项英内心深处的思想活动，他没有记在日记上，最知情的同志也从未提供过。所以对某些重要情况和关键问题，只能用旁证来判定或推论。有的旁证较“硬”，如项英的要远征闽浙向南发展，在中央军委和陈毅致项英的电报中均有明文记载。有的却只有间接的旁证。如项英率皖南军部及主力如果向南突围成功将到苏南南部“待机北渡”，恐怕反会以“待机而不得其机”为理由长期留驻江南待机南进，这就缺乏直接的旁证了，只能根据众多事实作逻辑推论和合理想象。历史学家是不能如此着墨的。作家却可以而且应该如此。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如黎汝清，根据许多旁证，根据项英的性格发展及各种主客观因素，在更高、更复杂、更深刻，因而更真实的水平上写出了项英的内心矛盾。

外部矛盾、内部矛盾、内心矛盾、内心深处隐蔽曲折的矛盾，通过对项英所面临的和具有的多层次矛盾的描写，皖南事变以及这一悲剧的第一主角项英的质的整体就基本上把握住了。

然而项英的形象还概括了更多的东西。

他虽是产业工人出身，小农意识却相当浓厚。他最舍不得受损失、丢“家当”，所有贵重的东西，尤其是干部，他都爱装在自己的“兜兜”里。(这，当然有对党的事业和财富十分负责的好的一面)甚至在突围出来住在山洞里时，金银钞票还是大部集中地带在自己和副参谋长身上，以致露财被害。凡是他害怕会遭袭击受损失的行动，他都犹豫不决，结果恰如陈毅所预言：“五心不定，输个干净。”他和叶挺军长在政治、思想、作风、生活各方面都格格不入，作为新四军党的主要负责人他却缺乏团结叶挺、充分发挥叶挺所长的度量。当然，叶挺也有自己的弱点。由于种种原因，他曾被怀疑是蒋介石派来控制新四军的。嗣后毛泽东亲自热情欢迎和赞誉，但项英对叶挺的许多不像无产阶级军队的做法始终不敢放心。叶挺绝大部分时间是有职无权，这也是皖南失败的重要原因。叶挺偏逢项英、项英偏逢叶挺，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大玩笑，同时却也是领导班子组成上的很不合宜的历史僵局(新四军的干部只有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余的人连中央委员也不是；军长又只能是叶挺)。项英的小农意识使他“狭隘而不开展”，做不好叶挺的工作。我敢说，项英、叶挺二位中任何一位换成陈毅，皖南事变的结局就会很不一样了。

项英和刘厚忠的关系有社会学的意义，耐人寻味。刘厚忠是个小人物，却有较强的典型性，他说明我们中国农民小生产者组成的广阔深厚的原野正是封建家长制的林莽藤蔓滋生的土壤。封建家长制和军队的纪律性混淆起来，势力尢为强固。封建家长制是皖南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党中央严肃指出、华中局扩大会尖锐批判了家长制之后，我国受家长制的毒害竟越演越烈，原因之一，就在于还是这块“土地”，还有这些意识：而家长制在本质上又是极为虚弱的。在封建家长制控制之下，斗不过敌手，甚至杜绝不了小人的背叛。项英死于忠顺的奴才刘厚忠之手。而这封建意识很浓的奴才居然还在项英头颅的枪洞上贴上送灵钱。由此可以看出，黎汝清不怛整体地把握着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在不少地方还超越了实生活的构架。有了延伸和升华，增加了这部小说的哲理性和社会文化意义。

整体地把握人物(以及他们所折、射的历史长卷)还在于写出他们的性格发展史。北戊时期的叶挺，“二七”大罢工时期的项英，都是彪炳千秋的英雄人物。斯大林亲赠项英自来水笔和手枪，赞誉他为中国唯一出身产业工人的革命领袖人物。他在工人运动中、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以及在苏区中央局，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有些复杂事件他的处理是比较正确的。他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他对南方八省游击战争的总结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勤谨严肃，热爱干部战士与群众，在许多方面能以身作则。八省游击队的“山大王”们下得山来进入富庶的江南“花花世界”，没有他这样的领导人还很难迅速形成正规稳定的局面。叶挺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对城市暴动盲目进攻有独立的见地。他刚直勇毅，敢于提出意见，因而和当时共产国际的意见相左，以致脱党十年，深深悔恨。他们都历经坎坷和锤炼，到了新四军，他们各自的际遇又是如此特异和艰难，各自的性格特点和性格矛盾都发展到极至(具体的到第二部分再作分析)。大优点和大缺点交织，大起大落和大喜大忧交织，通过这样的性格发展史，我们可以更深地感受和理解皖南失败的原因，也可以更深地体会到革命者人生道路与自我改造的艰苦。

二

主要人物的两极化，敌我、反正人物之极恶极善、全对全错，这是我国军事文学的老习惯老格套。长篇小说有充足的篇幅可以从整体上把生活的复杂性渗合性真实地表现出来，却依然较普遍地存在着人物两极化的现象，不能不说是一种幼稚的状态。

“妈妈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当然决不是说应该敌我不分，是非无别。而是不要在作品中人为地集中优劣美丑，搞两极分化。这道理现在每个作家都承认，但写起来，却常常脱不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原因颇多：

我国自古强调阴阳善恶的对立。辩证法对立统一的法则在封建统治阶级有意的宣导下僵化成为只讲对立、不讲统一的绝对化观念。封建统治阶级最需要给自己塑造十大全身，给对立面则百般丑化。千百年流风所及，人民的美丑善恶观不断受到压榨和切割，造成了一种简约化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的突出的一点是尊者至美、卑者至丑。

我国的极左思潮继承了一些封建僵化的观念，并用对于社会予盾的绝对化认识和实用主义的需要强化了这种两极化的思维定势。试看需要赞颂某人的光荣事迹时，一切皆美，甚至夸大虚构；一旦需要批判他时，便一切皆丑，同样可以夸大虚构。当事之人若不按此调说话，便很背时。极左思潮对于两极化的形而上学猖獗，并不只是一时的浅表的扰乱，而是继承和发展。

作家自己也会堕入两极化的窠臼。神化与脸谱化虽然已引起了注意和反对，但整个社会的思维定势却从各方面影响怍家的工作。有不少机密档案特别是有关领袖人物的机密档案迄未“解密”，无从查阅；当事人、知情人有意隐讳；作家自己浅尝辄止，没有深入搜集素材；作家限于思想水平盛有顾虑因而未能发现或未敢表现矛盾的复杂状态等等，都可以使作者失去整潍把握人物的可能，笔下“禹则百善、跖则十恶”。老黎过去的长篇小说，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个弱点。

这一次不同了。老黎在前人搜集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自己叉作了辛勤认真的采访、阅档和考证。对于项英的调查研究尤为深透。于是，他看到了项英、叶挺许多为世人所不知的秘密，看到了他们作为人，作为久经锻炼久历坎坷的人，胸怀革命大志和个人雄心的人的真实面貌。(当然，还会有一些听说过的或推想得到的素材他没有找到，也无从想象。在重要的人物关系、政治联系方面只好留下空白)但现有的很为丰富的层次颇深的材料，已足够使黎汝清粉碎他比较习惯的两极化的构架了。写项英的彻底错误吗？他不但有许多突出的优点，而且在他皖南转移的种种谋虑中，除了有他隐蔽的个人得失之外，也还有他对革命的忠诚和远虑。就拿他1940年准备在顽军挑起突然事变时远征闽浙的计划来说吧，党中央也并末绝对否定。项英之干转移，拖延时日是极为错误的，违背中央指示的，并且是笨拙的。但他的南进计划却未必全无道理。他若提前几天突然秘密南进，他不会遇雨阻滞，顽军第四十师也未及赶到三溪、星潭一带堵口。皖南部队完全可以顺利到达天日山西北苏浙皖交界地区“待机北渡”。而“待机”实际上是扯皮，因为日寇常要封锁“扫荡”，顽军常要袭击阻挠，北渡的“机”可以久待而不得。一年之后，日寇为策应太平洋战争，终于实行了项英盼望了三年的打通浙赣铁路。原驻上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逃往闽西。项英经略浙赣路沿线敌后、执行“三山计划”的宏图不就可以实现了吗？如此，粟裕带领的新四军第一师的主力就没有必要在1944年从苏北重新渡江、南进天日山以图打开浙闽沿海战局了。当然，皖南主力若能于1941年初北渡长江，对于进一步发展最关重要的华中地区，肯定是更有利的。以上的假设，只是说明未可把项英的意图看成为绝对的坏事而已。

同样，能把叶挺写成“高大全”的英雄吗？这样当然也是主观主义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以转移的方案和作战决心来说吧。用叶挺之计，从国民党五十二师与日寇之间东进苏南，无疑较为正确。在三路会攻星潭受挫时，用叶挺的方案，再度强攻，并且还要突破顽军的纵深堵截和退击，是否能够突围成功，就没有极大的把握了。(时至1979年，当年的军部侦察科长、突围时的二支队参谋长谢忠良，还曾告我：他在星潭前沿一带亲自看过，山洪下泻，水大，大部队很难连续突过河川与封锁)坚守石井坑，死打硬拼，中央虽一再指示用游击方式和分批分道前进，他却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不善此道也不敢按此执行，生怕部队失控溃散。部下劝他带少数警卫人员及早钻隙突围，他严词拒绝，而要像将沉的战舰的舰长，矗立甲板上誓与战舰同归于尽。“死守硬拼至最后一人”，在叶挺是英雄行为，是他性格的必然外现。而客观上，却是失误。

由此可见，在生活中，一个全善、一个全恶，一个全对、一个全错的现象可能是有的，但绝大多数人不是如此。我们从这部有大量真实生活作艺术依据的《皖南事变》中，至少可以看到这么一些状态：

同一个人有正确也有错误、有美也有丑，何者是主导常随间问、地点、事件而转移，总体上何者是主导决定着这个人的基本面貌，但并不能因而抹杀其另一面。

同一个决策中同时包含着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两种以上的因素与可能，也同时包含着或潜在着决策者的高尚和卑狭的两种以上的心态。这些矛盾着的因素、可能和心态，因为战争情况和人际关系的极端复杂，常呈不确定的或然性模糊性的状态。大忠大智大勇与大诈大愚大怯之间，功臣与罪人之间，界线并不总是分明的。

人的性格发展史中会有似乎违背其一贯性格的突变。这往往是在高压下的扭曲，是其性格更加深化的发展。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和评价，更需慎重，更有胜境。这具体地表现为人物的“高点”和“低点”混淆，“二律背反”。这是黎汝清在写作《皖南事变》中在性格问题上的重要发现。

黎汝清看到：项英和叶挺在皖南事变中都发生了“低点”的现象，反常的出人意料的“低点”。领导“二七”大罢工和三年游击战争坚定持重不怕牺牲的项英，在新四军负党军政全责的项英，最不应该离队的项英，竟在全军突围不得、面临崩溃时不告而去，离队脱逃。而大节凛然、宁死不屈，绝不肯从狗洞爬出的叶挺，竟在石井坑向蒋介石发电报卑词请罪求缓。(此电发延安请党中央转重庆，党中央未转)最不应该“弯”的叶挺却似乎卑躬屈节。

黎汝清发现，叶挺的这件事未必是低点。读者们从《皖南事变》这部长篇的开头一直读到此处，也会感觉这对于叶挺的性格来说，甚至是另一种高点。叶挺能对准正向他俯冲扫射的日本战斗机拍照，他的视弹雨如草芥的无畏精神是有名的。他的愿意赴重庆“请罪”，显然是为了保存这支忠勇的抗日部队，保全大批他痛心地脱离过十年的英勇的革命战友。蛲晓者竟主动弯凿，忍辱负重，其悲愤壮烈之情，读者可以想见。

项英的事更为复杂，他潜行整夜未能走出重围，又回到军部，威信尽失。他的这种行为，对当时的士气当然不利，受上下的谴责势在必然。但黎汝清从项英的性格发展史来看，认为项英的出走决不是保命，而有他自己复杂的思考。他对全军北调，本就是反对的，无路可走而陷入重围，在他看来正好证明北移的不妥。是是非非，还无定论。毛泽东一度被认为右倾，失去军权，如今领袖全党。安知将来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对皖南部队的问题又如何看法？这些当然都是黎汝清的推论。但是，几天后即在与顽军遭遇时举枪自杀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湖南阻南十分坚决的副参谋长周子昆，都是很有水平的好党员，他们都愿意跟项英一同离队率先走脱，也可见他们也曾一度认为项英的做法不无可取之处。从项英来说，他不会认为自己是临阵脱逃。大落大起，在以往的游击战争史上是常事。只要领导核心在，只要不被俘，部队可以收拢，战局可以重开。事变后他在丕岭以西山区聚集到七十余名骨干便宣称有条件在皖南以至南方重新打出一个局面来，便显示了他离队出走时心灵的一角。正是从这里，还可看到复杂的全方位的矛盾对项英、对事变的影响。

打破两极化构架的另一种结构因素便是全方位的矛盾。以项英为中心，与部队干部战士、与群众、与统战对象、与国民党人员、与军部机关各种干部、与同级干部、与胡服陈毅、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以及与蒋介石、顾祝同，均有不同性质的矛盾和联系。在这些矛盾和联系中，显示了项英多方面的性格。其中，他和党中央的电报往来(尤其是元月一日那份用尽心机的电报)以及他和刘厚忠的关系，最能反映我党某些老干部在许多优点掩盖下的封建性的一面。他们爱部队、爱群众、爱战斗开辟的地区，却同时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这些都是“我的”。红色割据的深层意识中有封建割据的因素。在中国，兵权意味着其他的权力，而党政军民的全权更是一切荣辱得失之总汇。与刘厚忠以及赵令波的关系则是封建家长制的人事关系，也就是所谓“我的”人。项英之死，也正是死在这两条上。这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然而在我们党内，这两条是否根本克服了呢？

打破两极化的重要一着是敌对方面人物的处理。在这里老黎也有可贵的收获。重要人物蒋介石、顾祝同都没有脸谱化，他们的艺术形象代表着宏观整体的另一面。从蒋介石的立场说，他的行为也符合“理由充足律”。共产党不断发展武装和地区，目前说来首先有利于抗日，将来的长远目的却是革剥削阶级的命，这是毋庸讳言的。他本该大举反共，只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他的根本利益，不肯大幅度退让；全国人民坚决抗曰，不敢违逆；而英美拉得又紧，苏联还肯支持。算盘反复敲打，坚持抗战还是有利有望。这样他就不能全面反共投降。但是『也若有机会狠狠削弱共产党，那是决不会手软的。老黎写蒋介石的心态，很有真实感。尤其是皖南事变他取得大胜之后，反而有孤立感和危机感，更为深刻。因为蒋介石毕竟是有权谋、谙韬略的雄才，他不会不感到人心向背的严重意义。

顾祝同这一人物更是丰满。这是我国现代军事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对立面”人物。他的对叶挺的感情并不是虚假的。从他身上简直可以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同学少年投笔从戎的壮志、国共合作东征北伐的友情、十年“剿共”的飞黄腾达与疲惫感叹，三年半抗战的老练深沉和衰退腐败。对他的着墨并不多，但因为准确、生动，其形象跃然纸上，不仅有瞬间的光彩，其性格的发展史也隐约可见。

在我国的革命军事文学作品中，这样深入地开掘和实事求是地描写革命将领的长篇小说，我个人没有见到过。彻底地打破神化、英雄化，又并不把对立面人物丑化、兽化，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态度，是摒弃两极化的有效途径。

三

老黎所取得的重要的成果和可喜的突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我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我认为现实主义是唯一有价值的艺术方法。而是就《皖南事变》这样的有较强纪实性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而论，调查研究的功夫和现实主义的方法，确实显示了强大的威力。黎汝清自己说：“遵从了历史人物的真实，不是作者去支配人物而是活生生的人物在支配作者。丰富的史料，增强了历史的规定性，限制了作者的随意性，给典型人物增加了依据性、参照性、真实性。因为作者把握了历史及人物的总体，才突破了‘一体两极化’的格套。”

前文述评过的一些跌宕最大的情节和最富心理特色的细节，如项英的离队、叶挺的请罪、刘厚忠的贴送灵钱，都不是作者的凭空虚构或神来之笔(老实说，最特异的情节和细节如果没有来自实生活的“原子核”是形成不了的)，都是实有其事。我决不是轻视想象。我自己的小既总是虚构远多于实生活。但想象如果只根据少而浅的生活与素材，又没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解，那种想象很可能是低层次的；或者是两极化的想象——美化神化与丑化兽化；或者是虚无化的想象一一不论敌我正反人物一律丑化兽化，回归“原我”。老黎这次广阆深研，他两极化的老“毛病”就大大地破除了。当然，对于皖南的风土人情和语言，对于当年的新四军干部以及地头蛇敌人，他掌握的素材还不够丰富。所以有些虚构的重要人物和人物关系如林志超、郑芳雪、林志兰等写得比他过去小说中的更真实、更有韵味、更有思辨性；但不少人物，尤其是敌方及反面的人物，还不免有两极化的痕迹，还缺乏很强的乡土时代味和历史真实感。我更不是轻视作者的主体作用，主张跟着素材依样画葫芦。实际上，现实主义的方法要求作者发挥极大的主体作用。且不说搜集材料需要付出巨量的劳动，需要慧眼“识宝”；在掌握了大量材料之后，研究，剖析，判断，表达，推论，发现，岂是随心所欲那么容易的？画鬼易，画人难，画被许多人熟知与争论的人更难。黎汝清之所以能把项英、叶挺这样的高级领导人的文学典型塑造好，正是因为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作主体的作用。他是革命四十多年的老党员老军人，而且当过兵团一级党委会的秘书。对于高级干部在各种尖锐矛盾面前的各种脸相和心态，比你我要熟悉得多。

老黎的主体作用不仅发挥在形象上美学上，还有意识地发挥在其他方面，这就使这部长篇小蜕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具有多功能。

首先当然还是在美学价值上。经过了一番空前的努力，老黎的透视、想象、塑造的能力立刻提高了层次。写出来的人物既非超人义非原我，既非类型又非畸形，而是“这一个”。尤其是项英，许许多多人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自己这洋那样的优点、缺点，但从总体上说，他却是绝不重样、空前绝后的“这一个”。唯其如此，这形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宏观与微观结合得更好，这形象的启示作用就更大。杜鹏程在《保卫延安》中首次写了高级将领彭德怀的形象。被当时的评论家誉为盛事；吴强在《红日》中写了副军长梁波的爱情及军长沈振新的刚毅性格，也被评论界认为是创新。如今《皖南事变》中的项英、叶挺、周子昆、顾祝同、林志超等人物，特别是项英，其真实、丰富、复杂、深刻的程度，其对于两极化构架的突破的程度，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人。不知当代的评论家们会作何评价。

作品中的美学价值，从广义来说，并不和同一作品中的哲理、军事、社会等等方面的价值相对立，因为后者亦有思辨之美、剖析之美、智慧之美。

《皖南事变》的史学价值是显见的。黎汝清对皖南事变的研究与考证，其史学成就在某些方面(不是全面)不下干军史学家。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体会。我与吴克斌对黄桥决战的某些研究，不但比写此电影的老朋友要深一些。也比一般的史学家要深。因为我们敢于剖析陈毅与胡服在统战策略与作战方案上的矛盾，归纳出陈毅“独立歼韩”的核心指导思想。这是任何军史论文中都没有述评过的。此说得到粟裕、叶飞、钟期光、王必诚等黄桥作战领导人的认可，也得到不少党史军史家的同意。当然，《皖南事变》是小说，不能像史传文学那样当信史来读。但在主要人物和重要史实上，黎汝清都作了周密的考证和深入的探讨，弄清了或基本弄清了一些不实的史料，使历史的真面貌更为清晰。在这基础上，再加以集中、突出、推论、渲染和合理的想象，这部小说的历史真实性还是值得党史军史家们参考的。同时，更欢迎党史军史家提供前所未知的材料和批评意见，使反映这一个历史大悲剧的作品能得到不断的补正。

作为战例来研究，《皖南事变》在军事学上也有其特殊的价值。我国古代的军事研究，不但研究“军”和“战”，还研究“将”，研究敌我双方的将帅的利害关系、怍战习惯和指挥心理，甚至研究其生活起居、健康状况等等。反映在《三国演义》中，这方面的智慧颇多，使《三国演义》至今具有军事价值、运筹价值。最近，我国军事科学战线大大加强了对著名将帅个人军事思想的专题研究。而在实践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战略计谋的研究是非常深刻的(把战争及时地引回到蒋管区便是这种研究的伟大成果而由刘邓陈粟等坚决执行了的)。毛泽东常指定某一战役须由某将领指挥，就包含着这种“军”、“战”“将”结合的深刻研究。同一部队、同一战斗，不同的主将或参谋长就会有大大不同的结果。《皖南事变》这部长篇小说把战争研究和将的研究结合起来，整体地把握了项英、叶挺的革命经历、思想作风、作战经验、性格心理以及多方位的矛盾，把战事的每一步发展都和主将及指挥机关干部紧紧地扣在一起。这种研究方法，是更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值得战史写作者和军事科学研究者参考。

这部小说在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价值，前文已有评述，封建割据独立王国的潜意识、封建家长制的流毒，教训很深。而叶挺的大部分时间有职无权，固然和他那时已失去党籍而且是“蒋介石派来的”有一定关系，和项英的狭隘有一定关系，但和当时新四军领导层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也有关系。当时敢和项英当面“大吵大闹”的只有陈毅而且“吵嘴”的结果较多地以项英让步告终，两人的感情还始终深笃。此外，也只有“谭老板”敢顶几下了。因而叶挺在石井坑曾致电中央对政治委员制度表示疑问。其实，我军所实行的在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我看来是大军区以下部队迄今为止最进步的制度。我参军四十多年来所看到的(除“文革”时期外)，我军内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确是平等的、相辅相成的，比司令员一长制或政治委员一长制要好。皖南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和实际上的书记一长制有关。

以上的各方面都有思辨性。黎汝清并未故意追求思辨性，怛接触予盾深了，遇到未有过定论或有过定论而可疑的问题时，就不可避免要思辨。

《皖南事变》中思辨性最强的是其富有人生哲理的部分。方志敏留下的全军覆没的战斗总结，一开始就提出了真理的客观性和实践性的问题，提出了能否毫不掩饰地总结自己造成的惨痛教训是共产党员的应尽责任和光明态度的问题。这成为贯串全书的重要哲理，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信仰和实行的问题。它一直贯串到项英的自传“事业上的低潮、思想上的高潮”。真的，如果项英活着，真能像仍然有些天真的黎汝清所理想的那样，如实而深刻地把他的人生教训详尽地写出来，那该有多深的教益！对于我们这个封建积淀最最深广厚实的民族和它的既英锐智勇又包袱沉重的先进部队，又将是多好的教科书！

如今黎汝清来代写这部“教科书”了。他在书中增添了许多哲理性颇强的内容，如周子昆与林志超的“横看成岭侧在峰”的谈话就很精辟，接触了人群的深层意识，加深了真理性的命题。但是代写毕竟是代写，它的影响不会很大。喜爱信用赵令波、刘厚忠的首长们是没有时间看这部书的，将来要当首长的忙人们也没有闲心来看这部书。我之所以写了这么多噜苏话，主要不是为了文学，主要是帮老黎呐喊几句，使他的“怆然百叹后，教益千秋存”的希望能多实现一点儿。

1987.7.12，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