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孟文，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创会会长，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近年来致力于微型小说的创作与研究。本书选录他的一些自选微型小说作品，包括《床底下，迷茫》、《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第18，475支香》等。

黄孟文的文体自觉性还表现在：他十分明白人物的单纯不等于单薄，情节的单一不等于单调的道理，即用以小见大，在单一中追求精美；见微知著，从单纯中体现丰富的技法去凸显微型小说的审美特征。首先在立意上，他力求用小篇幅写出大主题。如《狂飙》，黄孟文并不因为篇幅微小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相反，他从宏观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老乡的侄女明明有母亲却佯称已死这一事实真相所隐藏的深意；从“侄女”随便将母亲的来信置于茶几上这一细小动作中体味出中国内地当年的反右斗争，如何伤害了下一代的心灵。本来，写反右派斗争，可写“右派”如何在鸣放运动中蒙难，这个错案到了后来又如何得到纠正，但那样写，就容易写成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了。为了不拉长篇幅，作者只截取“侄女”对生母的冷漠态度去反映时代的风貌，去开掘历史的意蕴，使作者的主观情感和对人物的评价在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中得到验证和实现。

代序 从根的失落到人的失落

床底下，迷茫

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

喜鹰

第18，475支香

地久天长

窃听器

官椅

第四关

机心

焚书

最后一次扫墓

洋女孩

迈克杨

抒情花

一朵玫瑰花

云南园低吟

立万病毒

阿黄的自言自语

怪事

姑娘与水

新西兰南风

毛果山传奇系列之一：换血

毛果山传奇系列之二：退休

毛果山传奇系列之三：我爱毛果山

毛果山传奇系列之四：学府夏冬

恶犬

始皇魂

永远的均势

肉弹议员

不能没有我

狂飙

一行小小的字

对岸的灯火

交换

香喷喷的晚餐

生日快乐

儿童微型小说一束

妈妈，我气

稚音

一朵国花

一碗燕窝

病假

乌节一角

逍遥游

抢答

主编掉进豆芽池

贞操锁

我爱拍他们的肩膀

墙头上的雌猫

一块钱

凶狠的母猿

附录

 黄孟文的创作及其对微型小说的艺术贡献

 铃铛作钟鸣——评黄孟文的《第18，475支香》

 文体的自觉——论黄孟文的微型小说

床底下，迷茫

那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一个令人心弦颤动的故事。

地点是马来亚彭亨州的一个榴连园。榴连园背后是一片蓊蓊郁郁的原始森林。

晚饭过后，我随着舅父向他的榴连园进发，准备在园里的小亚答屋住宿一宵。我那时只有10岁，一心想要探险。舅父本来是执意不肯去的，因为那时离开榴连季节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只有榴连飘香的日子，野孩子和无业游民才会到园里去偷拾果中之王，而园主才非得到园里的小舍去24小时看守不可。非榴连季节是没有人会自动到那儿去喂蚊子的。舅父是一个心肠很硬的人，那次他完全是看在我母亲的分上，又拗不过我的苦苦哀求，才答应带我去的。

我们踏着山径，沙沙沙……

夕阳还浮在侧面山头，彩霞灿烂。一路上，四周飘过来袭鼻的野花香味，连山芭的孩子都会陶醉。

越走越深入。天空逐渐黯淡了。山径因为太久没有人走动，两旁的茅草长了，侵袭到路中央。舅父一边走一边用树枝拍打着路旁的茅草，说是“打草惊蛇”。要是不小心被这软绵绵的物体咬上一口，那么家人就非念诵“魂兮归来”不可了！

不久就抵达目的地。小亚答屋的门敞开着。我们也不疑有他。屋里空空旷旷的，只有一张板床，一个长方形的木枕头，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灯。地上有一个水缸，但是缸里干兮兮的。舅父到屋外左侧的一口井里打了一桶水，先把缸洗干净，然后再注满水，说是明天早晨洗脸用的。

晚上没有月亮。四周墨黑。萤火虫在一闪一闪地眨眼。

我们很早就躲进了蚊帐。四周寂静得令人感到很不自在。听不到虫声，也没有蝉鸣，只有蚊子交响乐团在帐外起劲地演奏，嗡嗡嗡……近处偶尔传来“瓜尔瓜尔”的蛙鸣，远处有时也会有一两声“格乌格乌”的猿啼。

正当我双眼蒙胧时，“彭……彭……”两声巨响，那是撞门的声音。我霍然坐起，发现舅父正在警惕地望着木门。

撞门声不再。四周的空气像是停止了流动。

不久，“彭……彭……彭……piang……”大门被撞开了，一只黑色的大物体出现在

门边！靠着煤油灯的亮光，仔细一看，啊！原来是一只大山猪！毛茸茸，鼻息咻咻，比一般的山猪恐怕要大上一、二倍。它毫不犹豫地就向板床走来。

“哎呀！”我惊呼，差一点从床上滚了下来。

只听到“砰”地一声巨响，那是猎枪子弹的呼啸声。

大山猪发出凄厉的惨叫，“维……”，躯体一阵抖动。“砰！”舅父又射出一颗子弹。山猪再也叫不出第二声，顿时停止了抖动，接着轰然倒下，倒在血泊中。

“啊！运气来了，明天扛出去卖，可以发一笔小财！”舅父高兴得从金牙缝里嘘出了笑声。

我害怕得整颗心都似乎停止了跳动。我想如舅父那样高兴地笑，但是我笑不出声；其实，我一直想哭。

还来不及思索，门口又出现了几只小山猪，一只跟着一只，列队而入。我又是一声惊呼——这次是带着看见小动物的喜悦的惊呼！小猪门迅速地钻入床底，嫩声哦哦，然后又走出到床边，目光迷茫。他们好像这才发现到倒地的母猪，一起冲出来，钻到大母猪的胸部和腹部，各自找到了僵硬的乳头，拼命吸，一双前足猛蹬猛挤。最后或许是一无所得，就又一只一只离开母猪，跌坐在满是淤血的地上，然后又站起来，望着母猪“哦哦“地叫，声音里带着凄凉。后来看到我们从床上走了下来，它们吓得又一只一只钻到母亲的胸旁，好像天性地仍然期待着母亲的护卫。

我们望向床底。里头铺着一些褪了色的树叶，还有零乱但却似乎非常柔软的干草。

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

一

她教课到一半，忽然有一位同事来叫她去接一个紧急电话。是医院托人打来的。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你家菲律宾女佣抱着你们家孩子跳楼了！”她耳朵嗡的一声，吓得差一点晕了过去。“菲佣当场惨死，孩子受重伤，目前在大巴窑医院急救。”

二

坐在车内，她急得像一头在喷着岩浆的火山边缘寻觅方向的母狮。厚黑嘴唇因气愤过度而一直抽搐着。一佛出世，二佛涅磐。反复反复地咒骂菲佣：狠辣、卑鄙、没有人性、比五步蛇的唾液还要毒百倍。要自杀自己去跳楼好了，为什么要把我的儿子也拖着去送死？早上自己只不过责怪了她几句，难道就要这么恶毒地报复？你自己命贱不值钱，要进地狱为什么不独自去？我的儿子可是宝贝啊。可怜他才三岁。Boyboy……希望他吉人天相。我愿意变卖一切来救活他。这个死安娜，整天都要我来催促她做已规定的工作：准备三餐、洗衣、熨衣、抹地、孩子午睡时到楼下去买面包、鸡蛋或罐头食品、下午洗车、晚上送孩子去语文学院学英文……总是想偷懒。今早，咖啡还没有泡，就坐在床边看她女儿的照片，一边看一边垂泪。说女儿病了，要找娘。也是三岁。可怜。妈在国外讨生活。嗬……嗬……真是岂有此理，生病就生病，千里迢迢，干流泪有个屁用？把工作也停下来。作为她的老板，难道我责骂她有错吗？就要害死我的儿子？还称得上是人吗？还是一个大学生呢。这样害人害已，连鬼都不肯饶过她。难怪她一跌下地就去见阎王。我的宝贝啊可千万没事。老天爷啊请加倍保佑他。Boyboy……无辜被人拉去闯枉死城。她一边骂一边切齿咬牙。

三

Boyboy……在急救室。医生不准任何人入内探视。她被催促着回家，警方人员要来查看。电视机还在播放着卡通片。一个系着长线的气球在天花板上浮动着。另一个气球已爆裂，破胶皮冤屈地缩在地板上一角。厨房后边有几根挂满衣服的竹竿伸向阳光。一个红色气球系在窗边，非常耀眼。这些气球是昨晚从宴会上带回来的。窗内歪歪斜斜摆着一张椅子。安娜就从这儿挟持着儿子爬上去跳楼的吗？警察一直伸头向外张望。带着手套东量量西量量，脸色沉重。时而发出几个问题，不断做记录。安娜床头仍然立着那个镶着小女孩照片的镜框。这张照片令人恨之入骨，因为就是她间接害得儿子坠楼的啊。她拿起小镜框，用力掷向地板。哐啷，碎了。照片后页写着几个英文字：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警察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严厉地说在罪案调查期间，不可以捣毁屋内的任何物件。他们仔细包起这张照片，带回警署。

四

医院传来大喜讯：男孩已经脱离危险期。左手骨折断了，身上一些皮外伤无大碍，后脑验明没有严重受损，大略再多一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她比中了大彩头奖还要高兴，急忙再度驰去大巴窑探视儿子。验尸庭的诊断报告公布了。警方在经过了多方面的追踪与问话之后，综合调查结果也终于在许多人的期望中发表了：菲佣的后脑与背部因猛撞地面而碎烂。男孩是在坠地后才从女佣的胸腹间松脱，被抛出数尺之外。最初女佣是在下楼购物返回住家时惊见孩子爬高取球，急忙爬上窗口救援，不慎二人同时坠落。菲佣用自己的身驱护住男孩……P1-6

从根的失落到人的失落

1819年，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登陆新加坡。从此，这个马来半岛南端的蕞尔小岛，便落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手中。

殖民主义者为了“公平”对待不同的种族，允许他们开办自己语文的学校。这种情况直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基本上没有大改变。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政府做出重大的改变。从1987年开始，新加坡的中小学，全部以英文作为第一语文，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学校所教的科目，如历史、地理、数学、科学等，也全部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

这种改变，是“由于英语在新加坡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使到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为孩子报读英文源流学校。在1959年，选择报读英文源流的一年级学生只占47%；到了1984年，却已增加到99%以上，而选择报读其他源流学生的，只占0.7%。政府鉴于非英文源流学校的学生人数太少，于是决定分阶段统一四种不同的语文源流的学校。”

华校的关闭，学生语文的转流，再加上较早之前南洋大学的停办(1980年)，使得新加坡华文写作者产生心灵的激荡。黄孟文、张挥、希尼尔、谢裕民等人，都对新加坡下一代华人的西化、华文水准的低落，发出一阵阵无力的悲叹。

南洋大学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80年停办。一所大学从开创到停办，其间经过多少风风雨雨。黄孟文把整个过程浓缩成百字小说《云南园低吟》：

幼苗裂石抽芽。一九五五。微睁眼，仰天欢笑。龙卷风特爱狮城。拔根向高空。尸横肯特岗。八○。老中青围聚新牌楼。九五。亢奋。悲怆。南大湖水映寂寞，伊人独彷徨。一万二千人齐集阎王殿侧。二○五五。遥望阳间，祥云瑷■。玄孙口塞汉堡包，愕问：何为南大精神？

整篇小说以几个年代贯穿。1955年，南洋大学创办了。它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它凝集了海外华人的心血。为了使这高等学府矗立在云南园，不仅大资本家、大商家掏腰包，连三轮车夫也参加“义踏”，小贩也加入“义卖”。然而到了1980年，却惨遭关闭的命运，连南大的象征——牌楼也被拆除。

1995年，经过人民创议，一座仿制的牌楼耸立在云南园一角。论雄伟，论气魄，新牌楼自然不能和旧牌楼相提并论。小说写到2055年，也就是南大创办百年。它所培养的一万二千名学生，已“齐集阎王殿报到”。这篇小说，采用简约主义的手法，将一切不必要的细节删除，只留下精髓。

《云南园低吟》是一篇大胆尝试之作。作者采用拼贴的方法，将事件一一罗列在文本中；他有意摒弃传统的叙事、抒情写景的框架。在作者的“冷漠”笔触下，我们好像在阅读一篇新闻报道。由于受到字数的限制，作者不能将内容加以淋漓尽致地发挥。我认为作者可将这一题材，以较长的篇幅重写。

《云南园低吟》写于1995年6月15日。其实早在两年前，黄孟文就采用寓言的手法，书写同一事件。他在“毛果山传奇系列”中，有一篇《学府夏冬》，以南大为原型，经过转化、变形，成为动物世界的喜怒哀乐。

众猴作出奉献，捐出他们的收入，成立水帘洞中学。众小猴无心向学，后经猴老师晓之以大义，开始转性，向学术疆场进军。后来，水帘洞中学成为著名的学府后，毛果山的Ministra de Education则要将它关闭，理由是“水帘洞中学虽然办得很出色，但从统计数字证明，它根本不受欢迎，不能继续办下去了，必须先把它关掉，然后另外建一间崭新的，能符合时代潮流的中学，明年的毕业生将是最后一届了”。

在文本中，黄孟文故意采用一个法文Ministra de Education，而不用意义相同的英文或中文。我认为他有两层用意，一是避讳，一是制造一种疏离效果，以免讽喻过于露骨，失去审美效果。这使人想起鲁迅在《狂人日记》开头的一大段文言文。这段文言和后面的白话形成文本的两个世界，达到疏离效果。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互译性”的角度来探讨“Ministrla de Education”与“教育部”两者之间意义的游走。只不过小说所提供的信息不多，仅能存而不论。

新加坡的华人，根据所受的教育分，可归为两类：受英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1987年以后，华校关闭，新加坡只有一种源流的学校，学生的第一语文是英语，第二语文是华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尽列强的凌辱。辛亥革命成功，大清帝国的龙旗倒下，中国人并没有站起来，并没有走出贫困的阴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时气象一新，可惜经过十年“文革”，综合国力倒退，使中国失去尽快成为先进国家的契机。改革开始之后，国力明显上升，对海外华人也产生良性的影响。

海外受华文教育的华人，由于背负中华文化的“原罪”，在谋生和求职方面，遇到不少的挫折。受英文教育的华人，他们在思想上和语言上与主流合拍，成为既得利益的阶级。张京媛指出：“一个学者可以对日常生活现实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但是他绝不可能完全逃脱或无视环境及文化对他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直接流露到他自己的著作之中。”本地作家喜欢在作品中表现语言困境，是有其历史、地理因素。

《洋女孩》的主人公杨罗勃，来自洋化家庭，自小受英文教育。照理说，一个新加坡公民完成国民服役，都会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杨罗勃的最大愿望(也是他母亲的最大愿望)是“在美国找工作，申请永久居留”。杨罗勃在学校也念过一些华文，但他对华文充满抗拒，“新加坡这么小，留在那儿有什么前途，还要逼我们讲华语、讲‘抓儿’，真无聊。”

杨罗勃在华盛顿大学念航空学。有一次，杨罗勃遇到一个东亚语文系念华文的洋女生，对她产生非非之想。两人交谈之后，洋女生发现杨罗勃不懂华文，大感惊讶。但杨罗勃并没有为自己所患的“母语缺乏症”感到羞愧，反而振振有词地申辩：“这种语文很难学的呀”，“学华语是沙文主义”。从这些话语可以窥见，杨罗勃的内心，对华文的偏见已根深蒂固。

这篇小说充满象征意义。杨罗勃选读“航空系”，在他的潜意识中，就有国家有难，率先逃亡的情意结。作者选择的场景在“华盛顿大学”，“华盛”二字，隐含“华文兴盛”，难怪杨罗勃在这里遭受洋女生的教训。黄孟文另一篇小说《迈克炀》的主角也姓杨。杨迈克是新加坡典型的早期公务员，官拜“语文处处长”。照理说，身为语文处处长，应该兼通双语，但是在杨处长办公的地方，“局里上上下下用的都是国际语文”。有一次，《海内外》华文月报创刊，由迈克杨主持发布会。作者采用意识流的说法，几段内心独白，把他用华语演讲前后患得患失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中国通”的华语虽然讲得流利，但多少带有一点“洋味”，“妈麻马骂”仍然高低不分。相信自己不会比他们逊色。

何必呢？局里上上下下用的都是国际语文，为何要去为一份华文杂志捧场呢？但是继而一想，“华人讲华语”运动是由总理他老人家揭幕的，身为公务员，不“应酬”一下，行吗？

从这些独白，可以看出，迈克杨和杨罗勃两人对华文华语的态度略有不同。迈克杨对华文具有恐惧感，但身为公务员，不能不对华文“应酬”一下。杨罗勃在家庭的影响下，误会学华文是“沙文主义”。等到大会仪式完毕，司仪请嘉宾签名。一辈子没写过几个华文字的迈克杨，像举锄头一般，费尽吃奶力，才写下“迈克杨”三字。假如把“杨”当作能指，那么它的所指是丰富的。它既蕴含迈克杨对华文学习的漫不经心，也透露出他对华文的鄙视。

把木字旁的“杨”写成米字旁的“杨”，是神来之笔。西班牙画家米罗(Joan Miro，1893—1983)的签名有一“米”字，是因为他受到中文“米”字的影响。迈克杨从小见惯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在潜意识里，“米”究竟比“木”可爱。赖世和极有创意地指出：“为了‘怕输’，他硬着头皮用华文签名，可是没有想到，居然把迈克杨写成迈克炀。谁说他没有创造，把木字旁写成米字旁，让英国米字旗在自己头上飘扬着，不是创造吗？”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说：“人们懂得、领悟、接受的乃是对方的整个人体，而且正是对方的整个人体显示出它自身的叙述内容、它自身的文本。”因此，我们如果把迈克杨的“事迹”当作文本阅读，将能了解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一代，在根的失落的情况下，对中华文化所产生的怪异心态。

新加坡的家长，为了使孩子在就业市场上有好的“钱景”，纷纷将孩子送进英文学校。当孩子长大后，两代之间产生的代沟，不仅仅是年龄的差距，也是文化的落差造成的。

《焚书》里‘的君瑞，是一个热爱华文的老知识分子。他年纪老了，搬到永安花园与女儿女婿同住。新的住所空间有限，容纳不了多少东西。君瑞访问了好几间中学、图书馆分行的馆长、宗乡会馆负责人，希望他们能“收留”藏书，可是没有人要华文书，甚至有些人还计划烧书呢。

当君瑞把鲁迅、巴金、艾青、曹禺、冰心、丁玲、郭沫若、於梨华、白先勇、余光中的作品，扔进烈火时，他“噙住眼泪”，“黯然神伤”，“仿佛看到苗秀、姚紫在哀声叹息，泣涕涟涟”。

最具反讽的一个情节，是君瑞的女婿要他老人家保留A Dream of Red Mansions，Water Margin.Monkey God，Romance of Three Kigdoms等，方便子孙寻根。

对于文化的传承是否要通过母语，专家有不同的看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推行儒家思想课程。有人提出，通过英文，照样可以学习儒家思想。他们的理由是，学习基督教文化，不一定要深谙希伯来文，通过英文也可以。由于英文是强势语文，受英文教育者并不在乎他们所认识的儒家思想，是否“原汁原味”是否经过改造。君瑞的女婿要他的下一代通过英文认识中华文化的“根”，他的目的，并不是对“根”有真正的兴趣，而只是作为一种筹码，方便他们与英美人士有所区别。在本地，一些比较清醒的受英文教育人士都知道，尽管你口操牛津腔或哈佛腔英语，洋人会从你的肤色、你的头发看出你和他们不同。在洋人的眼中，本地的洋化人士只是一个“他者”，一个会操流利英语的“他者”。

萨义德(Edward W.Said)指出：“在任何非集权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力，正如某些观念会比另一些观念更具影响力；葛兰西将这种起支配的文化形式称为文化霸权(begemony)，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在强势的西洋文化主导下，洋人“享有”对儒家思想的诠释权、割裂权，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一次扫墓》可视为两代纠葛，根的失落等等课题讨论的完结篇。清明节那天，罗林秀凤要两个女儿去扫墓。两个受西化教育，在城市中长大的娇娇女，对“慎终追远”、“养育之恩”这一套是不卖账的。要不是在母亲“威权”的压迫下，她们才不来扫墓。扫墓，对她们来说，是地点不好(草会割脚、蚊子太多、还有红蚂蚁)，思想落伍(老思想、迷信)的一种“仪式”。小说结尾，作者安排她们到动物园看跌伤的猩猩，具有高度的反讽效果。她们对猩猩的关怀，大过对母亲的关怀。罗林秀凤有“低血压症，常常头晕，有时还会无端端跌倒”，但孩子要她坐计程车回家。显然的，母亲在她们的心中，比不上一只受伤的猩猩。

从文本中可以看出，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并不重视亲情、孝道。他们认为东方的价值观，比不上西方的价值观(如热爱动物的“兽道主义”)。

吊诡的是：老一代的新加坡人认为新一代失去“根”，失去文化的传承，新一代肯定是活在无根的彷徨中。新一代则说，他们从来没有热爱过“根”，也不想得到“根”。没有热爱，没有得过，也就没有所谓“失去根”这回事。他们全力拥抱西洋文化，认同西方文明(西方人是否认同他们，是另一回事)。他们对中华文化没有兴趣，对中文也没有兴趣。也许有一天，他们受到西方的排斥，才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位置，自己的存在价值。

早年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处于颓败的境地，自有其政治、经济、历史因素。本地的华文教育精英，如何面对挑战，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刘禾说：“当这些人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西方，反复强调东方人受压迫，他们其实在另一个层面上又肯定了西方人对知识的垄断。”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精英，应该多向中国内地、台港地区的第一流知识分子学习，才能走出固步自封的困境，迎向另一片新天地。

(作者系新加坡诗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