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审视了新兴国家可行的政治制度发展，对现代政治分析做出了重大而持久的贡献。作者运用自己的理论，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大致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以及革命政体，进而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难并利用独具的有利条件，逐个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

在被提出近四十年后，我们还能从亨廷顿论点中得出些什么呢？在许多方面，亨廷顿的论断仍被证明是对的。他论辩说，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都趋于稳定；经济发展可以起稳定作用，但增长后的顿挫会造成潜在的革命境况。事实仍然是，不稳定的最突出事例大都发生于现代化初期或遭遇挫折的国家。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译者序言

序言

年英文版前言

第一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

 政治差距

 政治制度：共同体和政治秩序

 政治参与：现代化与政治衰朽

 城乡差距：城市突破和绿色起义

 政治稳定：公民政体与普力夺政体

第二章 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之比较

 现代化的三种类型

 权威的合理化

 结构的分离

 都铎制度与大众参与

 都铎政体和现代化中的社会

第三章 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

 权力、制度和政治现代化

 传统政治体制

 政策创制：改革对自由

 团体同化：多元制对平等

 国王的困境：成功对生存

第四章 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

 普力夺社会的根源

 从寡头普力夺制度到激进普力夺制度：突破性

 军事政变和作为改革者的军人

 激进普力夺制度：社会势力和政治技巧

 从激进普力夺制度到群众普力夺制度：否决政

 变和军人的护卫作用

 从普力夺体制到公民秩序：军人作为制度建设者

第五章 革命和政治秩序

 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

 革命发生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

 城市与革命

 农民与革命

 革命联盟与民族主义

 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发展

 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

第六章 改革与政治变迁

 改革的战略战术：费边主义、闪电战和暴力

 改革：替代物还是催化剂？

 土地改革的政治

第七章 政党与政治稳定

 现代化与政党

 绿色起义：政党体制与乡村动员

 组织的必要性

新版译后记

第一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

政治差距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一般都可归入有效能的国家的范畴，而不属于衰微的政治体制。美国、英国和苏联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但这三种体制的政府皆能安邦定国；每个国家自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举国一致的共识。每个国家的公民及其领导人对社会公益和他们的政治共同体赖以立足的那些传统和原则，观点是相同的。三个国家都具备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参与、文官控制军队的有效系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泛活动、控制领导人更替和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这三家政府享有公民的忠诚，从而有能力去开发资源，征用民力，创制并贯彻政策。大凡苏共政治局、英国内阁或美国总统作出某项决定，通过国家机器来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就上述诸点而言，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较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多数——如果不是大多数——国家的现政府，区别是显著的。这些国家缺乏很多东西。它们委实苦于缺乏食品、文化、教育、财富、收入、健康水准和生产效率。不过，这些问题已被认识，也已被着手去解决。然而，在这些短缺的深层和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短缺，即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说过：“我确实知道，对同居于一国或一地的人群来说，最大的必需品莫过于被统治，如有可能便实行自治；如蒙天赐，便受廉明政府统辖；但无论如何，非被统治不可。”李普曼先生是在对美国感到绝望之际讲出这番话的。但这番话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更是切中要害。在这些地区，政治共同体因分崩离析而危害其自身；政治机构权力微弱，威望更差，不堪一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地区的政府压根儿就不在进行统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呼吁全世界注意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不管是在绝对意义上还是在相对意义上，富国正越来越富，而且其致富速度远远超过贫国追赶的速度。他争辩道：“总的来说，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正与日俱增。”1966年，世界银行主席也同样指出，按目前的增长速度来推算，到2000年，美国与其他40个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将增大50％。很显然，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或者说唯一的中心问题，就是这种经济差距有在不断扩大的无情趋势。在政治上也存在着类似的迫切问题。正如在经济上一样，发达的政治体制和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之间，文明政治和腐朽政治之间的差距也已扩大了。这种政治差距和经济差距有着相似和相关之处，但两者并非一码事。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而经济上取得高福利水平的国家，在政治上则可能仍然是混乱而动荡的。不过，在20世纪，政治上的不发达和经济上的落后一样，却都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

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子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的政治演变具有以下特征：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骚动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军事政变接二连三；反复无常、个人说了算的领导人物主宰一切，他们常常推行灾难性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内阁部长和公职人员肆无忌惮地腐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遭受恣意侵犯；政府效率和公务水平日益下降；城市政治集团纷纷离异；立法机关和法庭失去权威；各种政党四分五裂，有时甚至彻底解体。二次大战以后的20年间，20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就有17个国家军事政变得逞(只有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还维持着宪法程序)，而在6个北非和中东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苏丹、伊拉克、土耳其)，6个西非和中非国家(加纳、尼日利亚、达荷美、上沃尔特、中非共和国、刚果)，以及一批亚洲国家(巴基斯坦、泰国、老挝、南越、缅甸、印度尼西亚、韩国)，军事政变也相继成功。革命暴动，起义和游击战摧毁了拉丁美洲的古巴、玻利维亚、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摧毁了中东的阿尔及利亚和也门；摧毁了亚洲的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老挝。种族、部落或社区间的暴力和紧张局势瓦解了圭亚那、摩洛哥、伊拉克、尼日利亚、乌于达、刚果、布隆迪、苏丹、卢旺达、塞浦路斯、印度、锡兰、缅甸、老挝和南越。在拉丁美洲，像海地、巴拉圭和尼加拉瓜这种老式的寡头独裁统治还保留着脆弱的警察统治。在东半球，伊朗、利比亚、阿拉伯半岛、埃塞俄比亚和泰国的传统政权力图进行改革，尽管它们随时可能被革命风暴所推翻。

……

P1-P3

本书标题中所用的“政治秩序”一词，指的乃是一种目标，而非某种现实。故而，全书充满了对暴力、动荡和骚乱的描述。有些大部头著作，声称要讲“经济发展”，实际上谈的却是经济落后和停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拙著和它们也是一样的。经济学家们论述经济发展，或许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发展有所偏爱。同样，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是出于对政治稳定的关注。对于那些正在经历着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而灾象丛生的国家来说，我力图找出一些条件，俾使这些国家借此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个目标。经济发展的指数，比如人均国民总产值，是大家相当熟悉并能接受的。政治秩序，抑或因暴力、政变、起义和其他形式的动荡而没有政治秩序，也是有其指数的，且这些指数还相当清晰可睹，甚至可以有量的规定。正如经济学家们可以以学者身份就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政策进行分析和辩论一样，政治学家们也可以以学术的方式对能够促成政治秩序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辩论，尽管政治学家们在促成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才合法而可取的问题上，可能会有分歧。正如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投资和消费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样，政治秩序也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至少，这是我在本书中探讨政治问题的理论构架。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完成于哈佛大学的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本书的写作经费部分来自中心本身，部分来自福特基金会对哈佛大学研究国际问题的资助，部分来自卡内基文明基金会对中心从事“政治制度化和社会变革”研究项目的资助。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学会和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教授曾于1966年邀请本人去该校亨利·史汀生讲座发表系列讲演，这就推动我全面发挥自己的论点，从而形成本书的主旨。拙著第一、二、三章的部分内容曾在《国际政治》(World Politics)和《代达罗斯》(Daedalus)上登载过，此次承蒙这两家杂志出版人惠允，重新收入本书。克利斯托弗·米切尔(Christopher Mitchell)、琼·纳尔逊(Joan Nelson)、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 Noldlinger)和斯蒂文·R．里维金(Steven R．Rivikin)或全部或部分地阅读过本书手稿，并提出了可贵的意见。过去四年中，我有幸参加哈佛一麻省理工学院两校教授举办的政治发展专题长谈会，与会同仁的远见卓识使我在思考政治秩序和社会变革问题时受益匪浅。与此同时，不少学者曾帮我汇集和分析有关现代化中国家的材料。他们当中，直接对本书写作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 Alpert)、玛加丽特·巴茨(Margaret Bates)、理查德·伯茨(Richard Betts)、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艾伦·E．古德曼(Allan E．Goodman)、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克里斯托弗·米切尔(Christopher Mitchell)和威廉·施奈德(William Schneider)。最后，在本书写作的全过程中，雪莉·约翰尼森·莱文(Shirley Johannesen Levine)不仅充当了能干的助研、编辑、打字员和校稿员，最重要的，她还是个总管，将所有参与这些辅助工作的人拧成了一股绳。对上述各单位和个人给予我的支持、指点和帮助，我谨借此深致谢忱。不言而喻，对本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自应归咎作者本人。

塞缪尔·P．亨廷顿

1968年4月识于马萨诸塞州剑桥

上海人民出版社潘丹榕女士通过互联网找到栖居美国新英格兰小镇的我，着实让我又惊又喜。她说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出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新版中文版，希望采用我们的初译本。

关于这本书，读者可以参看福山的新版序，这里不赘。我只想再次提及为本书中译做过工作的南京大学的校友和二十年前的同事们。

参加过本书翻译的除本人和刘为教授以外，还有原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匡榕榕、蔡佳禾和徐春铭。已故的沈宗美教授校订了全部中文译文，并为初译本写了序言。

王冠华

本书审视了新兴国家可行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对现代政治分析作出了重大而持久的贡献，现已成为新经典。在新版序言中，弗朗西斯·福山评估了亨廷顿的成就，考察了本书最初的出版背景及其经久不衰的重要性。

此书初版于1968年，是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一，是一部对学界和决策层思考有关政治发展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凝注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延顿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地位。

——弗朗西斯·福山，本书新版序言

这部开创性的著作审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对现有文献有趣而生动的补充。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对比较政治学和发展研究感兴趣者的必读之作。

——丹克沃尔特·罗斯托，《国际事务季刊》